编者按：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区内，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把港澳纳入区域规划中，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来统筹研究，这是一次重大创举。那么，大湾区究竟有何重要的战略意义？大湾区建设又如何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此《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中国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总书记系统分析国内外总体形势，准确把握改革整体进程，前瞻擘画中国发展总体蓝图而提出的先导战略。在您看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王福强：准确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首先要对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这种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先进制度支撑的现代化，大湾区这个平台就是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新尝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当今世界的冲突，更多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大湾区内有不同的文明形态，有英语、葡语等多种媒介，有侨眷、侨乡等各类桥梁，有通达全球的国际网络，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地。在这个平台上探索文明和谐共处的新形式，再适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解决不同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大湾区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贡献。
其次，大湾区的战略功能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从中央层面的战略考量来说，经济层面的功能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地方在切入大湾区战略的时候，一定要准确理解这一点。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一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以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二是作为高质量发展平台承担改革开放再出发重任。改革到了这个节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从内地来说，整体上处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以邻为壑、低质重复、环境污染等问题，制约了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从港澳来说，香港的社会问题突出，澳门发展空间狭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非常脆弱。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就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突破、进行压力测试，为后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经验。
同时，改革再出发需要探索改革新路径。我们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动力，但缺改革空间。如何形成这种改革空间，让改革者愿意改、敢于改、乐于改，就需要一个平台来试验。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开放内容来说，我们的开放还有许多滞后领域；就开放阶段来说，我们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开放的阶段，进入了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阶段。配合这个转变，就需要及时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只有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服务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报道：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将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王福强：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要紧密对标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认真分析影响大湾区建设的制约性因素，找准参与各项建设任务的切入点，以港澳所需、湾区所向、广东所能为基本出发点，及时谋划、出台具体的行动措施。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要围绕十个方面做好基础支撑。从人流畅通、物流畅通、资金流畅通、信息流畅通、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税制改革、空间拓展入手，推动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这十个方面的政策是涉及大湾区行稳致远发展的本底性政策，是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目前，以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广东已拟定了《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加快编制大湾区建设专项规划，加强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软联通”。下一步，结合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要扩张政策适用对象，不仅包括港澳居民，也要包括台湾居民。
二是切实配合解决制约港澳发展的相关问题。港澳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广东要主动配合港澳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港澳发展面临空间受限问题，急需到内地拓展发展空间，包括物理的居住空间和产业发展空间。对此，广东就要积极回应，与港澳协同，一起谋划具体平台。
三是在大湾区共同利益交汇点上发力。广东要通过协同港澳共建生态湾区、绿色湾区、健康湾区、人文湾区、休闲湾区、教育高地，构筑一个高品质生活圈，形成一个生态文明样板。同时，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港澳获取发展新动力的重要路径，广东要积极配合，在共建科创中心方面提供各类政策支持。
四是积极推进深层次改革。要继续深化改革，争取中央授权大湾区成为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为改革提供充足的空间，支持基层自主改大胆闯。要推进内部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功能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探索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出台实现港澳居民国民待遇的相关举措。要推进产业协同，设置必要的产业载体，支撑港澳产业多元发展。要推动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为港澳发展注入活力并有效满足内地需求等。
五是要积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探索。推动中央把大湾区作为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探索。要对标香港，构建高标准营商环境，从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及执法执规环境四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与港澳趋同的制度环境。要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法治化、透明化的资本市场制度、公平税负制度、金融产品交易与监管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商业诉讼机制、社会治理制度等。
六是要选择优先领域进行先期突破以取得早期收获。教育、医疗是香港绝对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领域。在这些领域推进合作，既是港澳所愿，也是广东所需，更是湾区所向。要积极推动香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湾区内地落地。
七是超前谋划新的合作平台。港澳发展需要新的空间，包括物理空间和产业空间。要支持各地市与港澳共同发展“飞地经济”，设置科创、教育、园区“飞地”拓展港澳空间，并配套与港澳对接的公共服务。要积极谋划珠西发展，提升澳珠级的发展能级，真正实现大湾区“三极鼎立”，并带动珠西、粤西发展。要补足只有陆域平台没有海域平台的短板，谋划蓝色平台，以万山群岛为主体设置海洋协同发展区，配合支撑港澳海洋经济发展，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本文刊发于《中国报道》2019年第4期
采写：《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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