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區內，有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第一次把港澳納入區域規劃中，作為一個整體區域來統籌研究，這是一次重大創舉。那麼，大灣區究竟有何重要的戰略意義？大灣區建設又如何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此《中國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
△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
中國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總書記系統分析國內外總體形勢，準確把握改革整體進程，前瞻擘畫中國發展總體藍圖而提出的先導戰略。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認識大灣區的戰略意義？
王福強：準確認識大灣區的戰略意義，首先要對標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歷史任務。推進現代化建設。這種現代化是“五位一體”的現代化，是先進制度支撐的現代化，大灣區這個平臺就是要進行全面制度現代化的新嘗試；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當今世界的衝突，更多是不同文明的衝突，大灣區內有不同的文明形態，有英語、葡語等多種媒介，有僑眷、僑鄉等各類橋樑，有通達全球的國際網絡，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鑑的高地。在這個平臺上探索文明和諧共處的新形式，再適用到“一帶一路”建設中解決不同文明的衝突，本身就是大灣區對於國家、對於人類的貢獻。
其次，大灣區的戰略功能是綜合性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從中央層面的戰略考量來說，經濟層面的功能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地方在切入大灣區戰略的時候，一定要準確理解這一點。具體來說，有幾個方面的戰略目標。一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以維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二是作為高質量發展平臺承擔改革開放再出發重任。改革到了這個節點上，我們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從內地來說，整體上處在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過程中，存在以鄰為壑、低質重複、環境汙染等問題，制約了下一步的高質量發展。從港澳來說，香港的社會問題突出，澳門發展空間狹小，產業結構單一，經濟非常脆弱。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就需要一個平臺進行突破、進行壓力測試，為後續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探索經驗。
同時，改革再出發需要探索改革新路徑。我們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動力，但缺改革空間。如何形成這種改革空間，讓改革者願意改、敢於改、樂於改，就需要一個平臺來試驗。要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就開放內容來說，我們的開放還有許多滯後領域；就開放階段來說，我們從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型開放的階段，進入了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的階段。配合這個轉變，就需要及時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只有通過開放倒逼改革，服務業才能做大做強，才能真正形成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中國報道：廣東作為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責任主體，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將擔當什麼樣的角色？
王福強：廣東作為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責任主體，要緊密對標大灣區的戰略使命，認真分析影響大灣區建設的制約性因素，找準參與各項建設任務的切入點，以港澳所需、灣區所向、廣東所能為基本出發點，及時謀劃、出臺具體的行動措施。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要圍繞十個方面做好基礎支撐。從人流暢通、物流暢通、資金流暢通、信息流暢通、資質互認、標準對接、治理協同、民生合作、稅制改革、空間拓展入手，推動出臺相應的支持政策。這十個方面的政策是涉及大灣區行穩致遠發展的本底性政策，是未來政策支持的重點。目前，以規則相互銜接為重點，廣東已擬定了《實施意見》和《三年行動計劃》，加快編制大灣區建設專項規劃，加強設施“硬聯通”和機制“軟聯通”。下一步，結合大灣區的戰略使命，要擴張政策適用對象，不僅包括港澳居民，也要包括臺灣居民。
二是切實配合解決制約港澳發展的相關問題。港澳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了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廣東要主動配合港澳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比如，港澳發展面臨空間受限問題，急需到內地拓展發展空間，包括物理的居住空間和產業發展空間。對此，廣東就要積極回應，與港澳協同，一起謀劃具體平臺。
三是在大灣區共同利益交匯點上發力。廣東要通過協同港澳共建生態灣區、綠色灣區、健康灣區、人文灣區、休閒灣區、教育高地，構築一個高品質生活圈，形成一個生態文明樣板。同時，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港澳獲取發展新動力的重要路徑，廣東要積極配合，在共建科創中心方面提供各類政策支持。
四是積極推進深層次改革。要繼續深化改革，爭取中央授權大灣區成為國家包容審慎監管區，為改革提供充足的空間，支持基層自主改大膽闖。要推進內部行政體制改革，探索形成功能區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要探索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出臺實現港澳居民國民待遇的相關舉措。要推進產業協同，設置必要的產業載體，支撐港澳產業多元發展。要推動教育、醫療等服務業優先向港澳開放，為港澳發展注入活力並有效滿足內地需求等。
五是要積極進行全面制度現代化的探索。推動中央把大灣區作為全面現代化建設的綜合改革試驗區，進行構建先進制度體系的探索。要對標香港，構建高標準營商環境，從體制環境、政策環境、人文環境及執法執規環境四個方面入手，建立起與港澳趨同的制度環境。要完善市場運行機制，建立法治化、透明化的資本市場制度、公平稅負制度、金融產品交易與監管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商業訴訟機制、社會治理制度等。
六是要選擇優先領域進行先期突破以取得早期收穫。教育、醫療是香港絕對領先於內地的優勢領域。在這些領域推進合作，既是港澳所願，也是廣東所需，更是灣區所向。要積極推動香港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在灣區內地落地。
七是超前謀劃新的合作平臺。港澳發展需要新的空間，包括物理空間和產業空間。要支持各地市與港澳共同發展“飛地經濟”，設置科創、教育、園區“飛地”拓展港澳空間，並配套與港澳對接的公共服務。要積極謀劃珠西發展，提升澳珠級的發展能級，真正實現大灣區“三極鼎立”，並帶動珠西、粵西發展。要補足只有陸域平臺沒有海域平臺的短板，謀劃藍色平臺，以萬山群島為主體設置海洋協同發展區，配合支撐港澳海洋經濟發展，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
本文刊發於《中國報道》2019年第4期
採寫：《中國報道》記者 張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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