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很多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除了统治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之外，还有很多统治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北魏及其后的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被申友良先生统称为“北族王朝”，比较有代表性的北族王朝如北魏、辽、西夏、金等，是由原本主要以游牧、渔猎等方式为生的民族所建立。
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在战争冲突和贸易往来中不断学习、吸收中原王朝的文物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使得本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文学艺术等方面飞速发展，迅速缩小了自身与农耕民族的差距。这种现象与该民族政权在治国理念上对儒学的认同与运用是分不开的。
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党项族建立的西夏（1038—1227）和女真族建立的金（1115－1234）都崛起于我国北方地区，其中辽、金治下还包括大片中原土地和大量汉族人口。
要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的稳定，首要问题就是确立国家的正统思想。神册三年（918年），辽太祖根据臣下“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的建议，决定“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并且于次年亲自“谒孔子庙”，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还在上京建国子监，在府、州、县设学校，传授儒家学说。金朝在尊孔崇儒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金兵进军中原时，有士兵打算毁坏孔子墓，就被完颜宗翰以“大圣人墓安可发”为由严厉制止。熙宗时期开始尊孔，他认为“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天会十五年（1137年）“立孔子庙于上京”，并于皇统元年（1141年）亲临祭祀，“北面再拜”，将儒学确立为正统的治国思想。这一国策在金朝得以延续，世宗、章宗时期更是突出，他们大修孔庙、提倡儒学，尤其推崇《尚书》《孟子》等儒家经典。
西夏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孔子被尊为“文宣帝”，可见儒学在西夏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高。西夏世代皇亲贵族都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还编写了儒家学说的书籍；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崇儒之风盛况空前。
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
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关于金朝扣留宋朝使者的情况，宋人曾有描述：“使金者几三十辈，其得生渡卢沟而南者，鄱阳洪公皓、新安朱公弁、历阳张公邵，才三人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朝对汉儒的看重。在北族王朝为官的著名汉儒，辽朝有韩企先、韩延徽等，金朝有韩昉、宇文虚中等，西夏也“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
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以人为本”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1032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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