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辽、金、西夏疆域图
一、女真大帝
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东部的女真族，与肃慎、挹娄（音[yì lóu]）、勿吉、靺鞨（音[mò hé]） 有历史渊源关系。
先秦时的肃慎似是其远祖。春秋前已臣服于中原王朝。战国以后，史书上只见挹娄，不见肃慎。直到三国、两晋时，肃慎又重新出现。
史学家多认为，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辽、金、元时的女真属于肃慎系统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肃慎休戚相关。
汉文文献一致认为，女真为靺鞨之一部，曾长期活动在今朝鲜与我国东北之间的边境地带。靺鞨部唐时臣属于渤海国。公元十世纪时，该部中的一些部又组成了一个以“五国”著称的部落联盟，活动在今吉林省的东北部，并成为女真人的祖先之一。
另一部分靺鞨的七个部落被称为“黑水靺鞨”，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女真人的第一代祖先似源于黑水靺鞨。五代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从此女真代替了靺鞨。辽朝又因避讳改写作“女直”。
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部分女真人随渤海人南迁辽阳一带，被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诸部落，未入辽籍，被称为“生女真”。
生女真人分为“不相统属”的七十三个部落，散居在这一带的河流沿岸及山谷中，从事农耕与狩猎。每个部落大者数千户，小者千户。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黑龙江阿城县境内）一带的完颜部最为强大。后来建立金朝的就是这个完颜部。“按出虎”意为“金”，完颜部居按出虎之源，该地故名金源，
“建国之号盖取诸此”（《金史·地理志》）。
金朝开国皇帝，女真名阿骨打。祖父乌古遒、父劾里钵世为完颜部首领，辽朝授予节度使称号。叔父颇剌淑、盈歌相继击败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任联盟长。盈歌死后，阿骨打长兄乌雅束任联盟长。乌雅束死后，阿骨打继任联盟长，辽朝授为节度使。
阿骨打身高八尺，状貌雄伟，沉毅寡言，胸怀大志。继位后，自称都勃极烈（即大王）。
完颜阿骨打雕像
按出虎水的完颜部虽不系辽籍，但名义上其首领仍受辽封。生女真名为辽朝属部，实则在辽与高丽之间叛服不常。
作为辽朝属部，女真诸部每年要向辽进贡，而辽朝每年都要督促生女真人进入五国部境内掠取海东青。这种鹰隼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因来自海东，色青而小，故号“海东青”。辽朝要女真人进贡海东青，用来捕获当地一种以蚌为食的天鹅。这种天鹅在北方严寒季节也能破冰入海，捕蚌取珠。这种珍珠大如弹子，小如梧桐子，皆藏于珠蚌内。每年八月十五，月白风清之时正值北珠收获期。北方寒冻季节来得早，九、十月间，海边即冰冻厚达尺余，人们无法破冰入海捕蚌。唯有这种天鹅能捕食珠蚌，并将珠藏于嗉内。而唯有海东青能击杀天鹅，从其嗉内取珠。这种珍珠在辽、宋之间的榷场贸易中异常抢手。辽统治者需要用北珠换取宋朝的高档消费品，而宋统治者宫禁中竞尚北珠又抬升了这种珍珠的身价。
五国部指生女真五个部落，其地域约在今松花江下游一带。此区域盛产海东青，辽人称之为“鹰路”。辽统治者每年都要责令女真进贡海东清，也都要派使者经过女真诸部到海上索取海东青。这些使者所至骚扰，苛索多端，还要择女“荐枕”，连部落贵妇也不能免。辽天祚帝对女真“责贡犹苛”。于是，小小的海东青就成了激化辽朝统治者与生女真诸部矛盾的催化剂。
从阿骨打祖父以来，以完颜部为首的女真诸部就一再抗拒辽朝为把生女真编入辽籍所施的种种压力。阿骨打封为节度使以后，辽王朝与生女真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逐渐演变为公开的对抗。女真诸部对辽朝的倒行逆施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纷纷和阿骨打联系，希望他树起反辽旗帜。
1114年得知辽朝内部虚弱，阿骨打起兵反辽。十月，攻占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十一月又大败辽军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收降辽军兵士编入女真军。宁江州获胜后，国相撒改劝阿骨打称帝，他回应说：“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出河店大捷后，阿骨打弟吴乞买与撒改等再次率官属劝进说：“今大功巳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阿骨打遂于1115年元旦，依仿汉族制度，宣布即皇帝位，建国号大金，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
完颜阿骨打画像
阿骨打即位仪式上，“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凸显女真本色：农耕与征战。
国号何以称金？阿骨打释道：
“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然亦易变坏，唯金不变。”（《金史·太祖本纪》）
金朝建国后，继续攻打辽国。1115年九月，攻占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后大败天祚帝统率的辽军，虏获军资器仗牛羊马匹不可胜数。从此辽朝对金一直处于消极防守的被动地位。
次年攻占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辽阳乃辽东京。金占据此地后，东京州县纷纷归附，乃尽有渤海、辽阳等五十五州之地。
1117年阿骨打又击溃辽廷拼凑的“怨军”，攻占春、泰、乾、懿诸州，辽河东西之地尽为金有，大有风卷残叶之势。
此后，金朝连年对辽作战，不断取得胜利。1120年（天辅四年）四月，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天辅六年攻陷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1122年十二月，阿骨打亲率金军攻下辽南京析津府（即燕京，今北京）。次年八月，金太祖阿骨打自燕北返，中途病死。其弟吴乞弟继兄为帝，是为金太宗。吴乞买继承乃兄基业，擒天祚帝而灭辽，虏徽、钦二帝而逼宋朝南渡。
金朝“兵无五万之众，粮无十日之储”，短短十二年间（1115—1127年）居然从偏处东北黑水白山的氏族部落一跃而称雄于中原大地，疆域东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与西夏接界，南以秦岭、准河与南宋接壤，较全盛时的辽更为广阔，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
从客观条件看，地处金南边的辽王朝及辽南边的宋王朝正处在穷途末路之际。
从主观条件看，女真人祖辈生活在高寒山区。
“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此其一。
其二，女真人的经济生活半农耕半狩猎，而以狩猎为主。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是狩猎，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也是狩猎。狩猎也是女真人的军事训练。
初期女真人“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喜骑马，上下崖壁如飞”，“精射猎，每见野兽之踪能蹑而摧之。”（《三朝北盟会编》）
金太祖阿骨打时常率部属射猎，每猎纵骑成围，长达一二十里。有野兽出，围而射之，几于无射不中。猎毕收围，取所得禽兽，或烤，或烹，或生食。阿骨打坐虎皮上，集众饮酒吃肉，相与欢庆作乐。
金代前几朝君主直到海陵王为止，仍保留一年四季狩猎的习俗：春季破冰钓鱼，夏季打野鸭，秋季打鹿，冬季打虎。迁都燕京后，才限于每年冬季举行一个月。狩猎逐渐成为女真统治者的一项娱乐活动。
女真人好猎、吃肉，嗜饮酒。饮酒的习惯极为普遍。行围射猎、朝廷庆会要饮酒；民间招待宾客、家庭行乐要饮酒，且每饮必醉。女真人经常捆绑醉酒者，以防其杀人。
其三，女真人的军事组织初始还保留了本氏族部落的特色。
“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仗糗（口粮）皆取备焉。”（《金史·兵志》）
平时诸部长叫孛堇，作战时由孛堇率所部出发，改称猛安、谋克。猛安为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皆为世袭军职。
猛安谋克最初是单纯的狩猎组织，后来逐渐演变为社会军事组织，再后来发展成为军队的编制单位。猛安谋克也是地方行政组织，部民被称为猛安谋克户。这种军民一体的制度由于组织严密，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女真初起时保持着原始部落的军事民主制残余。每遇战事，其统兵官无分贵贱高低，先环坐于野，会议作战方略。先由职位最低者发言，并画灰作计。议毕漫灭灰迹，任何人不得泄密。军队出发后，再大会将士，痛饮尽欢。饮宴之中人人可以献策。战罢凯旋时再举行大会，当众论功行赏。
据《大金国志·兵志》记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别，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
开国之初，金太祖经常亲率军队出征。既是皇帝又是统帅，一身而兼两任。起兵反辽后所重用的，都是他的本家子弟与亲属。麾下最得力的是骨舍与粘罕。骨舍常居内主持政务，粘罕则在外统率军队。一文一武，相益得彰。
粘罕，一作粘没喝，汉名宗翰。他姿貌雄伟，勇武非常。骑马作战，矫健如飞。出入阵前，敌兵望风而靡。他治军尤严，统兵冲锋陷阵，只许向前，不淮后退。回顾者必斩，故每战必胜。
女真灭辽
阿骨打诸弟中，吴乞买任谙班勃极烈（宰相）辅佐国政。斜也与阇母常统率军队。
阿骨打有子十四个，庶长子幹本，亦常为诸军都统。其他儿子中，以斡离布（汉名宗望）与兀术（汉名宗弼）最为著名。金军中称前者为二太子，后者为四太子。俩人饶勇善战，颇有乃父之风。
阿骨打部下有三位谋士，一名阿离合懑，搏闻强记，多知女真先世故事；一名谋良虎，好学识书，精通契丹文，金与辽的往来国书，多出其手；一为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动循礼法，军旅之事，暗合孙吴。自谓不在张良、陈平之下。”
阿骨打左右，可谓文臣武将，人才济济，而他本人又能知人善任，与部属同甘苦。称帝之初，国相撒改伏跪奏事，阿骨打即起予以阻止：“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
其四，女真人的军事技术以骑射见长，与契丹人、汉人相比有明显优势。
女真人饲养马匹，甚至输出马匹。女真向辽、宋纳贡良马居首。马是女真人的生产工具，也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女真人壮者个个精骑射。金初以骑兵为作战主力，投入战斗的多为骑兵，步兵为骑兵之辅。
金兵好勇斗狠，个个精于骑术，善于弓矢，更长于骑射配合。作战时，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夫长挟鼓，千夫长则鼓旗悉备。开战后，为将者每执旗先趋，众兵士随其所向而前。
女真兵军令森严，如伍长战死，其余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夫长战死，什长皆斩。负阵亡战友之尸以归者，得其家资一半。所以人人奋勇当先，有进无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金室之先，盖以文明人入野蛮部落，以开明之酋，驭悍鸷之众，故其兴也孛焉。”（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上述四者，实乃女真人克敌致胜的法宝，也是生女真开国立基的根本。
二、由盛而衰
女真本无城郭宫室之制。阿骨打称帝时所居，号为“皇帝寨”，实为一山寨，仅比一般部民所居的小寨高大一些。同“孛堇”、“孛极烈”居住的大寨并无差别。大寨多建于山顶高处，屋上覆以草或木板，周围筑有碉堡，好似一座小城。一旦有事，附近部民便集中到大寨共同御敌。
寨屋内有“炕”，实为一土床，常环屋而筑，炕洞燃火取暧。“炕”的面积甚大，日常寝食起居皆在上。金太祖接见宋朝使臣马扩时便与皇后并坐炕上。
太祖死后，宋使许亢宗到太宗所居“皇帝寨”时，虽已改称会宁府，然许所见，仍是一派荒凉景象：
“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罗棋布，分蹂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高丈余，云皇城也。”（《三朝北盟会编》）
阿骨打当年所居，恐怕连这样的气派也没有！
金太祖、太宗二朝，“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皇帝自认为人而非神，也不呼万岁，“每举箸，唯祝百二十岁而已”，仍保留旧时平等关系，君臣之间并无禁忌。
女真部落联盟原设“国相”辅政，女真语称“国论勃极烈”。金初曾设勃极烈四人，辅佐国政。四勃极烈职责不同，分称谙版（女真语：大）、国论（女真语：国家）、阿买（女真语：第一）、昃（女真语：第二）勃极烈。辅政的勃极烈成为朝廷最高官职，任职者均系皇室贵族。
阿骨打皇位不传子，而传于同母弟吴乞买。俩人手足之情至笃，每逢军国大事，吴乞买都参与谋划，太祖视若左膀右臂。吴乞买也不负所望。历次对辽大战，每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太祖病卒后，国论勃极烈完颜斜也与宗室亲贵共同拥奉吴乞买继位，改元天会，是为金太宗。
太宗在位13年连年征战不止。从灭辽，到灭北宋、入侵南宋，东取山东，西入关中，东北则扫荡契丹、奚人残部。这13年可谓军事扩张期，也是政权建设期。
13年间军事大权分别掌握在一帮宗室兄弟子侄手里。在对辽、宋战争中那些亲贵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与奴婢，势力也相应扩大。时指挥对宋用兵的左、右副元帅，分别建枢密院于云中及燕京，称为西朝廷、东朝廷。那些握有军权的亲贵勋臣不仅擅自决定对宋的和战，擅自签发军队，还直接向州县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同中枢委派的官吏“互相争权，乞取财物”。更有甚者公开发布同中央政府相违的政令，向朝廷的权威挑战。在女真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金太宗死后，这种斗争终于导致一系列政变。
太宗临死前已立太祖孙澶为皇位继承人，加号谙版勃极烈。澶即位时仅十七岁，是为金熙宗。
金灭辽、北宋后，占领地区大为扩展，人口亦显著增加。为了巩固统治，金熙宗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对金朝制度一再作了改革。在朝廷中枢，废除了传统的谙版勃极烈等辅政制；依辽、宋制设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师；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领三省事综理政务，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又全面实行汉族官制，将原来的女真官职换授为相应的汉称新职。女真贵族实行封国制，封授某地国王称号，不实际任事，形同勋爵。
又在会宁府仿汉制修建都城宫殿，建号上京（辽上京改称临潢府）。制定百官朝见的礼仪。
金熙宗创立制度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本朝旧制”。1121年金太祖在给其弟吴乞买的一道诏书中说，“汝唯朕之母弟，义均一体，是用汝贰我国政。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阿骨打所说的“旧制”亦即生女真氏族部落制度。金朝就是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金初仍保留若干女真旧制，兼采辽朝制度。金太宗时占领辽、宋地，仍实行辽、宋旧制，与女真故地存有差异。
金熙宗在金朝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对金朝统治制度的改革，初步奠定了有金一代的制度。他创制的依据，主要是唐、宋两朝的制度。
“平地突起金天龙，面如紫玉真英雄。化行江汉服羌戎，百年以来夸俊功。参用辽宋为帝制，文采风流几学士。”（郝经《陵川集》卷十《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读金太祖睿德神功碑》）
所谓“参用辽宋为帝制”，其中“辽制”实为辽朝承袭的唐制。
太宗与熙宗都重用汉人改行汉官制度，但两者有所差别。太宗推行辽朝汉制，而熙宗不再推行辽制，而是起用降金宋臣，以唐宋制度为依据，为金朝创立了一套新官制。
金初还保留由贵族会议讨论重要事项的制度。熙宗废除了原有的贵族会议制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
废除旧制，改行汉制，势必触犯金朝亲贵勋臣的既得利益，从而招致他们的不满与抗拒。熙宗一朝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止。
粘罕是熙宗推行中央集权制改革的最大障碍。粘罕，汉名宗翰，史称完颜宗翰。国相撒改长子。曾拥立阿骨打称帝，建策西征灭辽，俘宋徽钦二帝而灭北宋，遣兵追赵构于扬州……堪称头号开国元勋。金初当统治范围从燕云地区扩大到黄河流域之后，沿袭辽朝制度在新占领区设东、西两个枢密院。“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金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今北京附近），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今山西大同），呼东朝廷、西朝廷。
两个枢密院的设立都是以斡离不、粘罕两人的军权为基础的。两人通过枢密院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几乎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太祖时两人便可以不待奏请皇帝而除授官员。太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中止粘罕行使这种权力。粘罕不服，当面要求太宗对他与斡离不一视同仁，授予同等权力，太宗只好答应。太宗曾诏谕：“太小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送朝廷。”这里所说的“朝廷”是指设在会宁府的金朝中央政权。
1127年斡离不病故，粘罕趁机将燕京的枢密院合并于云中。
“时国事大小，罕皆总之，虽卿相拜其前，而罕不为礼。太宗朝，罕之专权，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决焉。”（《大金国志·粘罕传》）
并间接控制刘豫伪齐政权，权势日渐膨胀，乃至超越朝廷。
熙宗“以相位易其兵柄”，将军事权与行政权分开，授予粘罕最高行政权，领三省事，封晋国王，而将他掌握的军权收归中央，大大削弱了粘罕一派的权势。
1137年（天会十五年）太师、领三省事蒲鲁虎（太宗子，汉名宗磐）逮捕粘罕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入狱。粘罕请求以自己的官爵替高赎罪，熙宗不允。高被斩首前粘罕哭着与他道别。高说：“我公早听某言，事岂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暗示他曾建议粘罕谋反。熙宗则明确指责粘罕：“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不久，粘罕抑郁而死。
1139年（天眷二年）尚书左丞相希尹（女真名谷神）与宗幹（太祖庶长子，本名幹本）、兀术等劾奏太师、领三省事蒲鲁虎（宗磐）与太保、领三省事讹鲁观（太祖子，汉名宗隽）私通宋朝。宗室吴矢谋反案，也涉及蒲鲁虎、讹鲁观及副元帅挞懒（太祖族弟，汉名昌）。
熙宗召宗幹、希尹在宫中伏兵，待蒲鲁虎、讹鲁观入见，将其擒获，并夷灭其家族。挞懒拥兵在外，难以遽除，乃解除其兵权，出为燕京行台左丞相。至燕京密谋造反，谋泄自燕京南逃。兀术（宗弼）素与挞懒不睦，闻讯率兵追杀挞懒。熙宗遂以宗弼为都元帅，总揽兵权。宗幹升任太师。
1140年熙宗至燕京，兀术朝见，密奏希尹谋反。希尹与粘罕过从甚密，长期掌握汉地军政大权，使朝廷政令不得畅通。由于希尹与宗幹关系好，熙宗一直容忍。此次南下燕京途中，希尹在沿路险阻处安排熙宗居止，自己则择“善好处自作捺钵”，令熙宗更加怀疑。就在接见兀术的当天，熙宗就下诏历数希尹罪状：“密置党与，怀为诞谩。僭奉玉食之尊，荒怠枭呜之甚。外擅家国之利，内睽骨肉之恩”，“心在无君，言尤不道。逮燕京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诏杀希尹及其二子。指责希尹“心在无君”，与对粘罕的指责如出一辙。
熙宗以太祖之孙即皇帝位，辈分较晚，即位前又受学于汉人文士，颇慕华风，
“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熙宗视父辈旧大功臣为“无知之辈也”，后者则视熙宗“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三朝北盟会编》）
太祖、太宗时，金廷君臣上下仍循女真旧俗，并无礼法。平时宴乐，携手握臂，同歌共舞。遇有军国大事，君臣杂坐议论，亦不顾形迹，故能协力同心，杀敌御侮。熙宗改制后，左右儒臣竞为谄谀，募仿汉人宫室服御、妃嫔禁卫之盛，出则警跸，入则深居，大臣非时不得见，彼此猜忌隔阂。对父辈元老勋臣更是深怀戒忌。
1141年（宋绍兴十一年）金朝与宋朝签订绍兴和议，南北对峙局面最终确立。签约双方由此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金人长达二十六年（1115—1141年）的征战也就此告一段落。
金熙宗见国家承平，更加纵情酒色，四时游乐，又滥施刑戳，左右大臣妃嫔动辄被杀，因之群臣震恐，大失人心。从宗幹去世，到兀术亡故，八年间（1141—1148年）开国元勋终于凋谢殆尽。1149年以宗幹子亮为太保，兼都元帅，领三省事，集最高军政大权于一人。宗幹是太祖庶长子。熙宗在位期间，宗幹执掌实际权力的时间最长，故完颜亮在父亲的阴庇下官运亨通，一帆风顺。十八岁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后迁骠骑大将军，又加龙虎卫大将军，为中京留守。
亮早就觊觎熙宗的皇位。其父既为太祖长子，与熙宗同为太祖孙，因此更有资格继承皇位。兀术死后，篡夺皇位最后一个障碍解除了。1149年完颜亮与左丞相秉德、驸马唐括辩等合谋，刺杀熙宗，即皇帝位。
即位后，完颜亮大开杀戒，严厉镇压反抗的宗室大臣，以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粘罕（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又杀秉德、唐括辩等政变合枢谋者。
在诛杀女真宗室贵族的同时，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以巩固专制统治。
金王朝统治持续120年（1115-1234年），前后换了九个皇帝，曾有三个都城：
1115-1153年，建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1153-1214年，建都于燕京（今北京）；1214-1234年，建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
三个都城分别标志着金朝从崛起，由盛而衰，到濒临灭亡三个阶段。二次迁都皆由北而南，燕京在会宁府南边，汴京又在燕京南边。
燕京，南抚中原，北连朔漠，地处华北平原同东北地区交通联系的门户，依山带海，形胜可恃。来自东北东部的女真族迁都燕京，具有维系祖庭、关系国运的重要意义。
燕京，辽称南京析津府。1122年金军陷析津府，按原订协议交归宋朝，宋改名为燕山府。不久金又侵宋占燕山府，改称燕京，先后设置枢密院与行台尚书省。
迁都燕京前，金朝先后换了三个皇帝：太祖、太宗、熙宗。第四个皇帝完颜亮在位十三年，前期（1149-1153年）都会宁府；后期（1153-1161年）都燕京。
完颜亮为何迁都？
从心理上分析，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厌恶北地寒苦，想往南方衣冠文物；一是远离弑君篡位之地。完颜亮亲手结束了堂兄熙宗的生命，“血溅满其面与衣”。其时亮28岁，熙宗31岁。这件事给完颜亮蒙上的阴影难以估计；一是出于一统南北的志向。完颜亮以为宋、金只有南北之分，而无夏夷之别。他早就立志担当君临全中国的共主，而不屑于僻处东北一隅的酋长。亮曾赋诗明志：“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江封；屯兵百万西湖中，立马吴山第一峰。”万里江山早已车同轨书同文了，岂能因一条江而阻隔？待到南北一统时，金主要屯兵宋都，饮马江南。
从政治上看，迁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贵族在中原代行中央职权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完颜亮继承熙宗未竟之业，可谓其遗嘱的执行人。
作为集权中央的重要举措，迁都遭致统治集团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理由是：“上都之地，我国旺气，况是根本，何可弃之？”
迁都的理由更合乎情理一点：（l）“上京地寒，惟燕京地暖”，这是从气候条件说；（2）“北番上都，黄沙之地，非帝居也”，而“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这是从居住环境说；（3）“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这是从治理国土考虑。
为了减少迁都阻力，完颜亮又推出一折衷方案：
“两京一体”。迁都后，会宁府（上京）仍具有与燕京同等的政治地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贵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把迁都提到“保宗社”“安黎元”的高度，这才堵住了反迁都派的嘴巴。
三、穷途末路
迁都自始便与改制结下不解之缘。改制是迁都的必要准备，又是迁都的必然后果。
迁都前，完颜亮就废除了汴京行台尚书省。熙宗虽竭力明确行台对中央的隶属关系，但行台尚书省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便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掌握在金军统帅手中的行台尚书省拥有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都远远超过朝廷，隐含着割据称雄的危险。亮一上台就废除这个临时性的地方行政机构，意在集权于中央，使政令统一于朝廷。
又依汉制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另设三个统军司，分统原来由帅府统率的军队，并规定“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在尚书省”。
迁都燕京后，完颜亮颁行所谓“正隆官制”，废除了附于尚书省形同虚设的中书、门下两省，只设尚书一省综理政务，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直属于皇帝一人。
自尚书省而下，官司有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职有定位，员有定数，并进一步加强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要求御史台劾举百官，“无惮权贵”。御史台官员不得与其他部门官员发生联系。在外官员互相拜访也有严格限制。
又下令毁掉旧都会宁府的宫室，迁太祖、太宗的陵寝至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并将诸宗室亲族及其所属诸猛安尽数迁至燕京及山东等地，以利于控制。
迁都燕京后不久，完颜亮又命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增广燕京造成“帑藏之匮乏未补，百姓之疮痍未补”，而重修开封所耗人力、物力、财力又远远超过燕京工程。
“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偏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一殿之费亿万计，成而后毁，务极华丽”（《金史·海陵王纪》）。
大建两京宫室后，完颜亮随即策划进兵江南，消灭南宋。亮极为推崇立志一统南北的前秦皇帝苻坚：
“一日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
对苻坚壮志未酬寄予深切同情。
1161年（正隆六年）九月，完颜亮亲自领兵南下，督军渡淮。又命水师由海道直趋宋都临安。十月，东京留守完颜雍（乌禄）起兵叛亮，称帝于辽阳（今属辽宁）。是为金世宗。
完颜亮继续南进，攻入宋淮南路。水师行至陈家湾（今山东青岛附近）时，遭宋水师突袭，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亮所率金军在采石矶试图渡江，为宋虞允文所败。于是，引兵趋扬州，谋划从瓜洲渡江。前一日，军中发生哗变，完颜亮被部下杀死，是年四十岁。金世宗降封亮为 海陵郡王，谥炀。后降封为海陵庶人，史称海陵王。
金世宗即位后，继续任用海陵王的文武官员，在混乱中顺利完成了政权更替，稳定了政局。
金世宗仍定都燕京（中都），继续实行海陵王制定的各项制度。在任用官员方面，他也继承海陵王的政策，大批任用非皇室的女真人与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参与执政。
从世宗即位到章宗辞世（1161-1208年），史称“大定明昌之治”。与金末乱世相比，这段时间算得上太平盛世。
金世宗执政后，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努力恢复社会安定，重建统治秩序，从而推动了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
金世宗即位前，就学习汉文化，即位后一面倡导学习汉族经史诗文，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风俗习惯与本族文化，禁止女真人改用汉姓，学汉人装束，还下令在中原屯田的军户“自为保聚”，不再与汉人“民户杂处”。1184年（大定二十四年）他曾率领皇室子弟与文武官员去上京（会宁府），召集女真族故老演习女真歌舞，并亲自以女真语歌唱祖先创业的艰辛。
世宗不仅躬自节俭，而且约束诸王。世宗告诫他们：
“府库之财乃百姓之财耳！我但总而主之，安致妄费？”（《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
世宗统治期间，
“税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滏水集》卷二十）
世宗死，其孙完颜璟继位，是为章宗。章宗父宣孝太子“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章宗以能女真语得到世宗赞赏，但即位后努力学习与积极倡导汉文化。在他的倡导下，女真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成为风气。他又下令鼓励女真屯田户与汉族通婚，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章宗擅长汉字书法，又大量收藏历代书画，为金代历代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位。
“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灿然，金朝之盛极矣。”（刘祁《归潜志》）
章宗在位期间虽号极盛，但盛极而衰的征兆比比皆是。例如，
“颇好浮侈，祟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安之策，安乐一时。”（同上）
到卫绍王、宣宗统治时期（1209-1223年），金朝呈现崩溃状况。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向金朝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金的大片统治区。1214年（贞佑二年），蒙古军队包围燕京。宣宗求和，蒙军撤退。宣宗把都城迁到黄河以南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即原来的南京。
开封为都城始于五代。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依靠江南物资支撑而又漕运不济的关中地区屡遭战火摧残，日趋衰败，巳失去建都的必要条件，而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辐凑、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遂取代长安，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都城。
在强敌压境、燕京屡被蒙军围困的形势下，南迁至中原腹地的汴京，无疑是金王朝的唯一选择。不过，择都开封的劣势也显然。此处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垣防御之外，只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北宋一代冗费俱增，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与定都开封不无关联。
金人自迁都汴京之后，只剩下半壁河山，民生凋敝，入不敷出，国土沦丧，俨然成了个残局。一日，汴京端门城楼上的瓦片被狂风吹落，一身着麻衣的男子对着承天门又哭又笑。有人问何故，他答道：“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连普通百姓对金朝统治丧失了信心。
其时由于成吉思汗忙于西征，蒙古对金的战争处于相持状态，从而给金人一个喘息的机会，但金人并没有得到一天休息。
一方面蒙古仍以重兵压迫金国北境，西自陕西、山西，东至河北、山东，皆为战场。一方面又与西夏失和，化友为敌，在西北方连年激战，前后达十年之久。一方面复与南宋绝裂，战事连绵。总之，金人一国要和三个邻国作战，自然顾此失彼，弄得筋疲力尽。加上各族人民的起义接连爆发，夹在宋、金、蒙古之间，把黄河流域搅成了一锅混乱的热粥，金人尤如热锅上的蚂蚁。
1231年，蒙古军经过充分的准备，按照成吉思汗临终前的指示，分三路向金国发起总攻。东路军由山东从侧面进攻；中路军强渡黄河，展开正面进攻；西路军是主方，绕过重兵把守、难以遽破的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地区，沿汉水而下，经唐（今河南唐县）、邓（河南邓县）北上。蒙军主力采取大迂回战术，突然出现在金人的后方，一下子打乱了金朝的军事部署，遂急调布防在潼 关以东的主力部队移驻邓州，企图阻止蒙军北上。
蒙军受阻后，留一部牵制金军，主力分道趋汴京。1232年正月，十五万金军驰援汴京。蒙军采取避实就虚战术，不与金军正面交战，仅派小股军队扰袭，使远道而来的金军不得休息，疲惫不堪。进至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恰逢大雪，金军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冻结如椽。蒙军以逸待劳，趁机全线进击，把金军包围在三峰山。
最后，蒙军网开一面，让出一条通往钧州之路，金军出逃，蒙军乘势夹击，金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役使金精锐尽亡，金朝灭亡遂成定局。
蒙军乘胜进围汴京。城内空虚，军民制造火炮反击，激战十六昼夜。哀宗求和，蒙军暂退。汴京粮食断绝，援兵不至。哀宗率群臣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邱）。
1233年正月，汴京守将崔立降蒙。六月，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
哀宗是宣宗第三子。即位之后，不勤远略，唯求苛安，是非不辨，疏忌忠臣，直到逃至蔡州，还一味听信谗毁，使忠臣郁不得志，然而至死也没有反躬自责的意思。他曾对侍臣说，我为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
此时蒙古与南宋订立盟约，南宋派兵与蒙军合围蔡州。蒙军攻其北，宋军攻其南。
哀宗见大势已去、事不可为，便传位于完颜承麟。承麟泣拜不敢受命。哀宗劝道：“朕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身体矫捷，冀万一得免，国祚或不可绝耳！”承麟这才受命。百官称贺之际，宋军已攻陷南门。哀宗自缢而死。末帝承麟退保子城，闻哀宗死，集将士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成，殉国而死，诚可哀也！”
哭奠未毕，子城又陷，金末帝“死不为降王”，为乱兵所杀。金将忽斜虎率残兵巷战，最终投水自尽。丞相张天纲为宋军所俘，献于临安。张天纲宁死不屈：“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国二帝如何？”宋理宗召问天纲：“汝真不畏死耶？”天纲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耳！何畏之有？”因求死不已。理宗不听，天纲后下落不明。
蒙古灭金
金灭之时将相军民不怕牺牲、顽强抗战的情神至为壮烈。唯金人自都城南迁后，民族精神不振，政治风气消沉，中枢之立国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为宰执者，无恢复之谋”。“每四方灾异、民间疾苦，将奏必相谓曰：‘恐圣主心困’！事危则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
“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长吁；兵退则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因循苛且，竟至亡国！”（刘祁《归潜志》）
元代文人郝经诗云：“虽知力竭不可救，气数尽穷心未毕。慨然传位誓众死，音彩凛凛不动色。一百余年作天子，与国俱亡在今日。”（《陵川集》）这是从主观上说。
再从客观上看，金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灭亡，尤如辽在金与北宋的夹击下灭亡。两个北方民族在北中国建立的王朝先后亡于南北夹击之中，而后南宋也亡于元军的南北夹击之下。
历史与地理从来没有像这三次亡国那样休戚相关。这种地缘政治现象值得后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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