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同一件事情，出現完全不同的批評和評價，既是由於資訊的不準確和真相的缺失，也來自不同的教育價值觀。重要的，是建立改革共識、理想共識，是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回答應試教育究竟是否“政治正確”？ 減負真的是減錯了嗎，是害了孩子、誤了國家嗎？
應試教育損害教育公平
對應試教育最強有力的辯護，是視它為保障教育公平、寒門子弟上升的不二法門，是一種雖不完美、但“最不壞”的制度。但是，這是需要證明和檢驗的。PISA2015對各國教育公平的評價，提供了權威的實證數據。
在PISA看來，教育公平不僅意味著教育資源、機會的平等，更要進一步地，要評價教育在多大程度可以減少因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而帶來的不公平，從而讓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階層的孩子能夠獲得同等的成長。PISA2015測試報告中，有3個關於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標：
第一是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指數
通過評價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意願和學習動力，看各階層孩子的差異，形成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指數，數值越大表示越不公平。這一指數世界平均值是12.9，中國大陸是18.5，美國是11.4，香港是4.9，澳門是1.7。
第二是學生社會經濟地位分數差
指的是由於學生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導致的分數差異。研究者把學生分為五個不同級別，計算每跨越一個等級，會對成績產生多大的影響。世界平均值是38分，中國大陸為40，美國是33，香港是19，澳門是12。
第三是學校社會經濟地位分數差
把測試學校根據其社會經濟地位劃分為三個等級，計算不同等級間的分數差距3。從第一等級到第三等級，學校間的分數差異世界平均值為104分，中國大陸是156，美國是91，香港是79，澳門是20。
可見，無論學生個體還是學校，中國大陸教育的公平狀況顯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反映的是在高度競爭的應試教育體制下導致的學校差距和階層差距。考慮到參與此次PISA測試的是中國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四個地區（上海、北京、廣州和江蘇省），不難推測實際的情況比數據顯示的要更嚴重。從數據看，即便是中國一線城市，教育公平狀況都無法與日本、韓國相比。許多競爭論者的價值偏差是隻計較教育績效，而無教育公平的關懷。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何以日本的基礎教育比我們更為公平？
同樣位居PISA成績第一梯隊，芬蘭、日本、韓國學生的學業負擔遠低於中國，說明中國學生“拼時間拼命”的應試模式學習效率相當低，反覆刷題的訓練並沒有轉換成學業綜合能力。所以，我們還需要探究，何以日本的基礎教育比我們更為高效？
精英主義，還是大眾主義？
為應試教育辯護的另一理據，是認為嚴格的知識教育和考試訓練是國家競爭、培養優秀人才的必經之路。將基礎教育納入極其狹窄的學術性的競爭軌道，以培養科學家、拔尖人才為目標，將教育視為國家競爭的工具，體現的是一種國家功利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價值觀。
任何國家的教育都具有選拔、篩選的功能，造就一批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優異人才和未來社會的領袖人才；問題是究竟是在更廣泛地普及教育的基礎上，以及在寬鬆、自由、包容的文化土壤中使他們自然生長；還是如舉國體制的競技體育那樣，嚴格訓練、層層篩選，為了篩選出少數“尖子”，讓大多數人為之“陪綁”併成為教育的失敗者?
關於拔尖人才培養的實效，“錢學森之問”已經做出了回答。有人說，我們培養諾獎人才是不太成功；但是，我們不是培養出了大批訓練有素的專門人才，支撐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嗎？我想問的是，培養各類專門人才、應用人才，真的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付出犧牲身心健康、童年和青春這樣昂貴的代價嗎？
應試競爭正在成為一場不斷升級加碼的“軍備競賽”，將每個家庭、每個兒童都投入無法選擇、無法逃遁的單一軌道。因此，應試教育真正嚴重的問題，也許還不是拔尖人才或專門人才的培養，而是貽誤了面向大多數人的國民基本素養的教育。分數和升學率競爭取代了學校樹人育人的宗旨，教育最為本質的功能被虛置架空，令人觸目驚心的國民素養低下和道德滑坡的現實隨處可見，就不奇怪了。
任何國家國民教育的基本價值和功能，必定是面向大多數學生，培養未來社會的合格公民。一個民族的基本素質，健康、文明、有文化、有教養，才是國家進步的基礎，這種國民素養是無法如精英人才那樣可以花錢引進的。如《人民教育》原主編傅國亮所言”國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責任保護每一個孩子的生命健康，”培養具有美好心靈的人性兒童，具有美好心態的陽光兒童，具有美好心志的自立兒童。這就是一個國家應該有的兒童觀。
正是基於這種考量，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提出要重新定義知識、學習和教育，要超越狹隘的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
“教育應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以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為可持續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以及眾多國際發展討論體現出的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係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而這在多樣化世界中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
實現教育現代化，首先要實現“教育正常化”
我們的確已經建設了許多規模巨大、豪華程度遠超發達國家的學校，所謂的“優質教育資源”；然而，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它們實行的都是應試教育——因此，有人說中國所有的學校都是衡水中學，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教育就是考試、分數、升學率，學習就是刷題，品德和健康是沒有地位的，中小學生壓力巨大，全國小學生的近視率達到45.7%，大學生則高達90%；厭學、抑鬱和自殺的情況相當嚴重。一些地區高中的高考複習時間，從高三延長到一年半甚至兩年；初中則普遍在初三用一年的時間備考應試。試問，這符合教育部的課程標準嗎？全世界有這樣的教育嗎？
我們需要回答，在我們那些最優質的學校，教育規律和現代教育的基本價值得到體現了嗎？已經建立了現代學校制度、有必要的辦學自主權嗎？教師和學生的正當權益能夠得到伸張和保護嗎？嚴酷的應試教育扭曲了教育生態，導致惡性的教育競爭和學歷“軍備競賽”，造成全社會的教育焦慮。應試教育所體現的教育價值（出人頭地、做人上人、讀書做官）和精神氣氛（死讀書、讀死書、考試至上、分數至上），與科舉傳統相去不遠。
可見，實現教育現代化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艱鉅的任務。我甚至覺得提“教育現代化”也過於高遠，我們需要的首先是“教育正常化”。這一概念是韓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治理應試教育時提出的。所謂教育正常化，就是遵循和尊重教育規律，就是正本清源，恢復常識，以學生為本，實施善待學生的教育，使學生免於恐懼的教育，能夠保障學生睡眠的教育。就是學校像學校（而不是像官場、像軍營），老師像老師（而不是像辦事員、打工者），學生像學生（而不是像學奴、童工）。
不能改和不想改，是兩個問題
以國家競爭和培養拔尖人才為旨，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為快速實現工業化構建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學層層建立“重點學校”以選拔“尖子人才”。它所造就的等級化的學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試至上、唯分數的教育評價，終於在90年代之後釀成應試教育之大觀，成為傷害一代又一代兒童、貌似不可戰勝的怪獸。
21世紀已經過去18年了，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將會達到發展的“奇點”。今天在學校的少年兒童在走上社會時，我們熟悉的許多職業和工作技能將會消失。因此，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換賽場、換頻道，開闢面向未來的教育創新之路。而我們還在討論是否應當減負、應試教育是否“政治正確”，讓人情何以堪！
有人會說，誰不願意讓孩子輕鬆、健康，但是沒有辦法，應試教育改變不了啊！又要回到本文的初衷。想不想改和能不能改，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中國教育能否從應試教育突圍，是一個專門的問題，我將另文論述。
如果因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我們不僅習慣了黑暗甚至轉而謳歌黑暗，死抱著應試教育不放，不思改革，不敢改革，甚至認為這就是最好的教育，減負就會誤國害民；那麼，我們就只能永遠原地踏步，在應試教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走上民族的慢性自殺之路！
這才是真正的教育競爭，是決定民族命運的關鍵抉擇！
[1] 我國青少年近視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學生近視率近40%，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近視率均已超過七成，並逐年增加。相比之下，美國中小學生近視率僅為10%。
[2] 韓國前教育部長文龍鱗：從發展教育到幸福教育的轉變，大風號， 2017-02-08
[3] OECD官網，PISA2015數據。轉自《專訪PISA首席分析師：數據告訴我，中國教育出了這些問題》，外灘教育，2018-12-07
[4] 傅國亮，教師博覽 2019-02-09
[5]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教育科學出版社，2017年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LIFE教育創新”，作者楊東平。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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