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代課教師問題

前段時間，看到有幾個地方的鄉村代課教師，還在為討說法找有關部門，才知道這個問題其實還沒有完全解決完。一些從代課教師崗位上下來的老教師，已經沒有了什麼謀生手段，教育部門應該從解決歷史問題的角度妥善地安撫他們。想起此前寫過的一些關於代課教師問題的文字，貼下回顧及幾篇文字。

（其一） 回顧，我所經歷的代課教師問題浮出水面

近些年，每每聽到關於鄉村代課教師的新聞報道，我心裡總會被撥動而常常難以平靜。

從最初的代課教師問題被提出，到教育部提出幾年時間清退40萬代課人員，到各地為此出臺差別迥異的苛刻政策導致不斷有代課教師上訪被抓，到不斷傳出代課教師流血流淚的故事……昨天從《南方週末》上最新登出的58歲雲南代課教師在一個雨夜從瀑布跳下自殺緣於無法自行舉證證明代課經歷……這七八年來的整個代課教師問題的演進過程中，作為當時幾乎是最為關注代課教師問題的媒體人，我非常清楚其中的淵源和歷程。對這個問題關注，不僅是因為我當時是教育媒體人，也不僅是因為我在上大學前曾做過鄉村代課教師而感同身受，更因為對於代課教師群體，政府和社會欠他們的太多，他們的青春年華都被無情地廉價揮霍了，作為從小被代課教師啟蒙出來的人，是應該站出來為他們說話的。

2005年我正在教育媒體做調查報道，業餘時間幫西部陽光基金會的前身——大學生公益組織“西部陽光行動”策劃每個季度一次的“西部農村教育論壇”。第一次論壇的主題我確定為關注鄉村教師特別是代課教師的現實狀況。經過緊張的策劃組織，也得到西北師大及教育學院的領導們的支持，在蘭州舉行。除了《南方週末》等媒體的朋友外，錢理群教授和楊東平教授也被我們請了過去。

那次會議我們除請了一些農村一線教師和地方教育領導外，特別邀請了兩位來自陝西和甘肅的農村代課教師。其中，陝西藍田縣九間房鄉柿園子小學的李小峰老師是我輾轉邀請來參加會議的，一見面，李小峰就激動地和我說，這次出門他經歷了很多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坐火車，竟然還不知道火車上會有廁所。

記得那天，輪到李小峰發言，他一上臺便立刻說他臉上的一塊疤痕的來歷，以表明自己不是壞人，大家樂了。隨著這個瘦弱的西北漢子，講起他做代課教師的心酸經歷，參加論壇的人們都悄無聲息地流淚了。而臺下正坐著錢理群、楊東平等著名學者，當李小峰平靜地講完後，錢理群老師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剛開始說話，卻已是泣不成聲。而楊東平老師則說，面對李小峰，說什麼都顯得蒼白無力。

記得臨走的時候，我掏空了自己的腰包把錢給了李小峰，只是為了讓他給自己家那個缺乏營養的孩子買些好吃的，因為那時我兒子也剛出生才一年多，心同此心，讓人揪心。此後，和李小峰電話溝通了好幾年。不知他最近怎麼樣了？今年春天在跟外來子弟入學問題課題組去西安時，聽教育局的人再次提起代課教師的事時，我仍心有慼慼。

這次論壇應該說一次很普通的教育論壇，與北京每天都在開各種論壇峰會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但是，從一些方面看，這是一次很成功的論壇。因為，代課教師問題，就此被揭示出來了。

記得我們邀請了時任《南方週末》新聞總監的郭光東先生，他全程參加會議後，也深深被這些代課教師感動了，同時認識到代課教師問題的嚴重性。他回去後，就立即策劃選題派記者到甘肅進行代課教師方面的採訪。我記得當時，趕到甘肅進行實地採訪的南週記者傅劍峰，在當地採訪期間還打很長的電話和我商量討論採訪進展問題。

一個多月後，《南方週末》頭版推出了那篇引起巨大反響的代課教師專題報道。

繼而，教育部由時任新聞發言人的王旭明先生出面發出“清退40萬代課人員”的信息。

記得當時對教育部使用“代課人員”的詞彙非常不滿，要知道那些鄉村代課教師十幾年幾十年一直在承擔著那些農村地區的教育責任，他們當中多數人是有教師資格證的，拿著每月幾十元錢的羞辱性薪水在默默勞作著。也因此，對當時飽受爭議的王旭明先生很是不屑，其實也明白他只是代替官方發言的人而已。

我做媒體記者時是眼疾手快的人，在南周那篇報道出來前一個月，我實際上已在所服務的教育媒體發出了題為《一個老師就是一所學校——山村代課教師李小峰的故事》的報道，在網上也迅速被張貼轉載，讓很多人留下了眼淚。記得這篇報道當時在天涯社區等很多網站點擊量都是幾十上百萬的數字。我知道，這是李小峰的故事和代課教師的悲慘境遇震動了人們的心。《讀者文摘》中文版也轉載了我這篇文章，讓很多港臺人士也非常關心代課教師問題。有些基金會等公益組織也打算到大陸對代課教師問題進行資助。我甚至接到多個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地許多華人朋友的電話，一位在美國華人公益組織的人士在長長的電話裡和我說，許多美國市民在當地網站上看到轉載的我這篇報道後也都很感動。後來，李小峰告訴我，有位朋友每月給他和學生定期寄幾百元，所以他不想再接受捐款，希望能有捐款給更多的山村代課教師，這令我非常感動。

此後，我不斷地關注代課教師，在2006年、2007年的由楊東平老師和我一起主編的每年一本的《教育藍皮書》上，我連續寫了兩篇關於代課教師問題的報告，比如在《中國農村代課教師現象檢討》這篇報告中，我詳細地分析了代課教師問題的由來、現狀和呼籲解決代課教師問題，迫切希望他們能從每個月只能有三四十元工資的悲慘境遇中走出來。針對教育部準備一刀切清退數量高達40萬代課教師的政策，2007年初，我在《新京報》上發了一篇題為《清退代課教師不能“一刀切”》的評論文章也引起關注。在文中，我談了不能清退政策一刀切的種種原因，當然，我也無奈地說，在經濟困難，生活辛苦的山區，特別是一人一校的教學點，沒有多少公辦教師願意在那裡呆下去，於是《一個都不能少》、《鳳凰琴》、《美麗的大腳》等一些電影，反映了山村學校留不住教師或民辦、代課教師普遍存在的現狀。老百姓和村長們希望能有教師願意留下來教他們的娃娃，成了他們的渴望。雖然隨後國家有了大學生特崗教師、師範生招生畢業回農村的政策，但事實上，對偏僻山村學校的助益很有限。

後來，經常會有代課教師朋友和他們自辦的網站，給我經常發來他們彙集的各地代課教師的動態情況。他們也問我一些問題。但是，我能回答他們什麼呢？一次，聽說教育部下發了關於指導各地落實代課教師政策並給予代課教師補償的文件，但據說文件是保密級，很多代課教師得悉後到所在的各地教育廳去問，得到的幾乎都是沒聽說的答覆。這簡直令人感到無法相信。

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在廣東和重慶我們看到了緣於汪洋先生的施政而使得代課教師問題被妥善解決之外，聽到更多地方的新聞是施捨般給幾千上萬元就乾乾淨淨拋棄掉代課教師的政策和作法，進而不斷聽到人間慘劇在上演，包括這次《南方週末》報道的跳下高高懸崖的代課教師，這些悲劇常常讓人出離憤怒。

有一次，當聽到某地代課教師被悲慘清退造成家庭悲劇的消息後，原西部陽光基金會的兩位朋友私下問我，當初策劃那期揭開代課教師問題的論壇，讓那麼多代課老師比原來更慘，現在想想是否後悔？記得當時我很無奈地說，不知道。

（其二）

在甘肅舉行的主題為“西部農村教師的現狀與未來”的西部農村教育論壇上，一位31歲卻已經當代課教師13年的老師的發言，令在場的許多教師和專家學者淚流滿面……

他就是陝西藍田縣九間房鄉柿園子小學的李小鋒老師。在他的學校裡，他要身兼數職，因為整個學校只有他一名教師，是西部山區典型的“一人一校”。

我多次和他進行交流，每次都感動而歸。這樣的數字記錄著他從教的歷程：“13”、“31”、“103”、“134”、“4”。他解釋說：從1992年至今他已整整工作13年，這一年他剛好31歲，現在工資每月為103元（實際上已經在2004年底停發了），他教出的學生有134名，其中4名考上了大學，他還身兼四職：校長、主任、教師、後勤。

放棄高考成為代課教師

李小鋒說，他的人生因為父親的去世而改變。

１９９２年５月的一天，他正在高三的教室裡緊張地複習功課。對於兩個月後的高考，他很有信心，因為當時他的預考成績高出分數線５０多分。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患晚期胃癌的父親突然去世了。為了給父親治病及辦理喪事，使本不富裕的家欠下了上萬元的債務，親戚朋友和鄰里鄉親都借遍了。面對年幼的妹妹和在沉重打擊下病倒的母親，李小鋒想：“即便是考上了，家裡也無錢再供了。”於是，他決定放棄高考，外出打工掙錢，等還清上萬元債務，再去追求大學夢想。

就在這時，村幹部找上門來。他們說：“以前任教的代課老師嫌工資少，不幹了，咱村的孩子沒學上，山外的教師嫌咱這裡條件差，不願意來。你是咱村唯一的高中生，村民都希望你教他們的孩子，如果你不教，那他們就只能失學了。”

每月多少錢？村長說是５３元。李小鋒心想：那要等到哪一年才能還清家裡的債呀？可當聽說如果教的時間長還可能轉正，他猶豫了：母親現在患病，需要人照顧；村裡很窮，如果這些孩子失學，那該怎麼辦？他也想起昔日恩師的話：“治愚先治窮，治窮辦教育。窮不辦學，窮根難除；富不辦學，富不長久。”

李小鋒最後答應先試教一年。這樣，他當上了代課教師，他運用複式教學同時教小學一至五年級及學前班。

他成了學生們的“全職保姆”

複式教學就是教師在同一間教室裡給兩個以上的班級授課。李小鋒說這樣的教學方式做起來真是比較難的，學生之間的動靜聲音以及知識的相互干擾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他每次上課前在備課和組織教學方面，都要比其他正常班級授課的教師多費很多心去準備，更要命的是，各班級的教材和課程又都是不一樣的。

當其他年級學生在做老師佈置好的作業時，他才可以給另一個年級上課。他一般給每個班每堂課只主講１５分鐘，這樣一個班一個班地輪流講下去。“聲音嘶啞也是常有的事。”李小鋒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裡也摻雜著嘶啞。

李小鋒是一位在教學上勤于思考的有心人。“比如我教學生分數時，我就讓他們每人帶來一個土豆，讓他們自己切開。告訴他們，從中橫切就是１／２，再豎切就是１／４。”針對複式教學的特點，有些學科，他會有重點地讓不同班級的學生參與。每逢上作文、體育、音樂、美術、自然課，他都會把學生帶到田野、山林裡，讓他們在那裡去學習和體驗。“這是美麗的大自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教材。”李小鋒對我感慨地說。

在他們山溝裡，孩子上學的山路比較遠，最遠的學生要走５公里。所以遇到雨雪霧的天氣，中午時，李小鋒就將年齡小的學生留在學校，跟他們一起吃。放學後，還要送他們回家。有時還要給他們上門輔導。

因為只有他一位教師，各年級的孩子就都成了他的孩子。一年級學生剛入學，李小鋒還要為他們擦鼻涕、係扣子、提褲子，“這是經常的事。”家長們感到把孩子交給他很放心，所以，他們從不因貧困而讓孩子輟學。

李小鋒告訴我，在學校，夜晚是他最難熬的時候。“我獨自守著空蕩蕩的校園。山中鳥獸叫聲傳來，令我毛骨悚然，只好蜷縮在床上等待白天的到來。”

有時他也幫母親幹活，幫她熬藥、劈柴。有一次劈柴時一不小心砍到腳上，縫了五針，動彈不得，母親心疼得直流淚。可李小鋒犯難的是，第二天怎麼給孩子上課？

無奈，他堅持讓家人用架子車將他送到學校，雖然不能直接給孩子上課，但他堅持著在床上給學生批改作業、輔導功課。

為了能適應教學的需要，李小鋒從１９９８年就開始進修。２０００年拿到了中專文憑，當年又報了自考，2005年終於拿到了大專文憑。這令他的教育教學有了很大進步，但這也增加了他不少經濟負擔。

搖搖欲墜的教室裡有了讀書聲

令李小鋒感動的是，鄉親和孩子們都默默地關心他。

當李小鋒決定當老師後，村民們看孩子有學上了都很高興，誰家有什麼喜事，就會讓孩子給他帶來好吃的。孩子們上山採野果也捨不得吃，第二天給他帶來。

在父親一週年紀念日時，當李小鋒跪在父親墳前一邊燒紙，一邊哭著向父親訴說自己的辛酸時，鄉親們自發地從很遠的路趕來齊刷刷地跪在他的身後，一位鄉親說：“小鋒他爸，小鋒留下來是我們的意思，你要罵就罵我們吧！”

按照當地的風俗，祭奠是不用送錢的，但鄉親們走後，都留下一元、兩元的鈔票。他們用山裡人最原始、最純樸的方式表示了對他的挽留。“這讓我終身難忘，也感動不已，這使我更專心去教育孩子了。”李小鋒哽咽了。

在柿園子村，有９０多戶人家，３００多口人。這裡沒有田地，村民們只能放羊或上山採藥，或外出打工艱難地維持生活。村裡也很窮，根本拿不出一分錢。

學校只有３間搖搖欲墜、千瘡百孔而又四壁透風的土牆教室，房梁的椽子已經腐爛，外邊下大雨，裡邊也跟著下小雨。桌凳破爛不堪，也沒有操場，就連像樣的廁所都沒有。

面對這些，李小鋒只好想辦法慢慢改善：把自己家的樹砍下來製成桌凳，自己登上房頂維修教室；沒有教具，就用樹枝、黃泥製成；教材不全，連借帶買好不容易配齊了。

為了給學生購買學習用品，有時，他還和學生們到路邊撿廢鐵、塑料，或上山採藥，還不夠，就把自己的工資也用上了。

有一次，為了製作水泥黑板，李小鋒只好向母親借她放羊攢的錢。母親只好把共３０元的一把零錢給了她。

就這樣，簡陋的教室裡重新有了讀書聲。

逃離之後，他又回來了

“在這１３年裡，日子總是緊巴巴的，錢總是讓我很傷痛。”李小鋒說。但未婚妻的退婚無疑是最重要的一次。

到了１９９７年，李小鋒已經２４歲，已訂婚多年的未婚妻在兩家商量結婚時，突然提出退婚，理由很簡單：“一個月７３元，能養得活我和孩子嗎？”

在當地農村，女方提出退婚，被認為是最丟臉的事。李小鋒的母親因此再次病倒，這也令李小鋒覺得沒有顏面在農村再待下去了。

到了暑假，他懷著要改變人生做出樣子給人看的想法，到西安打工去了。

通過同學聯繫，他很快找到一份每月４００元的工作。當第一個月領到工資時，李小鋒心裡很高興，因為這相當於當老師半年的收入。如果這樣下去，上萬元的債也能還清了。

９月份的一天，李小鋒正在上班，村支書和村長趕來找到了他：“開學好幾天了，還沒有老師願意來，娃們經常到校等你回來，你看能不能再回去？我們也是厚著臉皮來的呀！”

一提到孩子們上不了學，李小鋒心裡就又隱痛起來。而和鄉親們及孩子們相處五年的情景又歷歷在目。

五年裡，他家的農活就成了鄉親們的農活，忙時，他們會自發地趕來幫忙。清明節前後種土豆，有的鄉親看到他用鋤頭種得太慢，就把自家懷著牛崽的牛給他拉來。要知道，山村裡牛是很值錢的，人家自己都捨不得用的，因為一不小心會流產的。他父親治病、治喪和自己進修借的錢，鄉親們從來不催要。李小鋒患重感冒，學生就從自己家拿藥給他。

還有很多很多，這都是令他感動的，令他難忘的。

李小鋒很想回去，可回去了，家裡債務和婚事又該怎麼辦？李小鋒陷入了兩難境地。

“那夜，我失眠了。”李小鋒說，“經過一夜的思想鬥爭，我還是決定回去，孩子們渴求知識的眼睛我無法拒絕。”

李小鋒對我說，我能打工就是因為有文化，如果不回去，這些孩子沒學上，學不到知識，就只能一輩子在山溝裡放羊。

愧疚，和他那並不苛求的心願

當李小鋒揹著行李回到學校時，操場上早已站滿了鄉親們。鄉親們握著他的手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如果嫌錢少，我們可以給你增加些。”

當李小鋒走進教室時，孩子們早已將教室打掃得乾乾淨淨，正在預習課文，等著老師來給上課呢。

村民們湊齊了錢給他，被他拒絕了，因為他對村民們的微薄收入非常清楚。

從那以後，李小鋒的婚事成了村裡的大事，也成為村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不斷有人為他介紹，但許多姑娘瞭解到他的家境和收入後，都不願意。

２０００年，李小鋒終於找到了現在的妻子。她家沒有兒子，想讓李小鋒做上門女婿。而他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只要不讓我放棄教師工作，我什麼都願意。”

婚後，妻子對他說：“我想你對學生那麼好，肯定也能對我好。”

可這讓李小鋒很愧疚。結婚時，他沒有給妻子買過一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陪她進過城。而李小鋒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妻子打工時給他買的。

２００４年，李小鋒夫婦添了個兒子，他們很高興，人們也都為他們高興．但經濟負擔又加重了。令李小鋒愧疚的是，兒子也很瘦，醫生檢查說是營養不良。每當兒子叫他爸爸，他就感覺辛酸：“我也想給他買很多的營養品，但我做不到……”

李小鋒家的全部收入就是５棵柿子樹、４棵核桃樹和一些土豆，面對幼小的孩子和６０多歲患病的老母親，再想起那上萬元的債務，他顯得也很無奈，但這個老師他是當定了。

雖然，農村費稅改革後，窮困的鄉里和村裡自２００４年末已不能再給他開那１０３元的工資，但李小鋒覺得已經離不開那些鄉親和孩子們了。

李小鋒告訴我，他的心願就是希望自己的學校也能有寬敞明亮、設施完備的教室，使山村教師不再有在危房上課時的心情，使山村教師不再為生活煎熬。

他說，他最苛刻的要求就是也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公辦教師，每月能有四五百元的收入，那他甘心一輩子做一名山村教師。

後記：

見了李小鋒老師後，他首先解釋他自己臉上的一塊令人有些畏懼的疤痕，他說那是他兩歲時不慎觸到火堆上留下來。他在講他自己辛酸的故事時，我和周圍的人都不禁流下了淚水，而他平靜地一如講述別人的故事。一位教育學者在聽了他的故事後說：“面對他的境遇，我們談更多的理由都顯得那麼蒼白。”

（其三）

徘徊在鄉村邊緣的歌者——中國代課教師現象檢討

（選摘）

我們來看一組由甘肅省一位名叫王博的民間攝影家拍攝的照片，當然，這幾幅關於鄉村代課教師的照片，還只是他十幾年來在西部採訪拍攝的上千位鄉村代課教師生活畫面的一小部分。

代課教師郭普育，執教33年，妻子早逝，兒子從初中輟學。他的三名學生考上大學本科，6名進了師範學校。教室瀕臨坍塌，每遇大雨大雪天，他和學生就在院子裡上課。

代課教師燕會方說：丈夫要她以後供女兒讀中專，但家裡缺少勞動力，懂事的女兒就主動輟學了。說到這些，母女哭了。

以養羊支撐貧困家庭，並供女兒上高中的代課教師李維真。

代課教師趙雖正，38歲，20年執教，奔走山區所在學校行程打8萬公里，共掙工資12600元。為供兒女上學，他和妻子養了幾隻羊，種了幾畝山地，捨不得借錢治療日益嚴重的白內障。現在右眼已經失去視力。談起供女兒上學，他哭了。

臧玉春，42歲，小學代課教師，執教19年。19年共掙工資15320元，1020斤口糧（工資糧），獲得包括大專文憑在內的八門合格證書，負外債15000元。現在身患多種疾病，兒女從初中輟學。家庭生活依靠妻子養的九隻雞、一隻羊和一頭牛維繫。他是鄧河小學106名學生、4名代課教師的校長，校長當了十多年。

……

這樣的代課教師，在王博的相機裡還有幾百位身影……

（其四）

清退代課教師不能“一刀切”

甘肅渭源縣自2006年開始大規模清退全縣500多名代課教師。被清退的數百名代課教師，經由他們爭取，今年縣上給他們發放了300至800元不等的清退費。（1月10日《南方週末》）應該說，農村代課教師問題自2005年年底浮出水面後，2007年又有了新的進展，出現了類似甘肅渭源縣的深圳“一刀切”式清退模式，這是目前比較普遍的地方政策傾向。當然，還出現了對代課教師來說算是較少利好消息的、重慶一次性徹底招考轉正模式。而深圳集體清退代課教師，被普遍認為是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學校為了規避與代課老師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才採取清退代課教師的政策。

那麼，全國各地經過這兩年的清退，代課教師是否減少了？根據2007年上半年全國人大的幾位副委員長分別帶隊赴各地檢查和教育部彙報的數據統計，全國農村尚有36萬名代課教師。無論還有代課教師的數字是近44.8萬，還是36萬，都說明了從教育部表態清退所有代課教師到現在將近兩年的時間，代課教師的數量也僅減少了七八萬。對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地區，解決代課教師問題絕不是一勞即可永逸的。

應該說，代課教師是一個歷史性的詞彙，未來應該會徹底消失。但是，目前代課教師在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山區，還有其存在的現實條件。

首先是微型的“麻雀學校”增多，百人左右的學校成為農村學校的主體。學生數雖然減少了，但學校開設的課程還要保證，因此教師配備往往很難減少。按照國家規定，農村小學按師生比1:23.5配備教師。而百人左右的學校，只能夠配四五名教師，而這樣的教師數保證不了學校的正常教學。因此，一些地方教育局只好讓這些學校超編。但全縣的教師總編制按照學生總數配備仍然有限，留下的教師缺口，只好由代課教師來填補。

財政因素也是地方政府希望繼續使用代課教師的一個動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報告說：“有些地方則是由於財政困難或財政供養人員超編，即使有編制也不聘用公辦教師，而是低薪聘請代課教師（很多地方代課教師的工資不到公辦教師工資的1/3）。”

代課教師的產生是因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夠，而工資低廉的代課教師恰好解決了農村特別是偏遠的西部省份農村學校師資嚴重缺乏的問題。考慮到一個在編教師的待遇可以養七八個代課教師，代課教師也就成了一種現實的選擇。

近些年，許多地方每年分配下去的師範畢業生數量非常少，不能滿足教學需求。原因是代課教師填滿教師缺口後，許多大專和中專師範生畢業後得不到分配，最終紛紛到外地打工。原因無他，他們的工資待遇成本和代課教師比，顯然非常高。

還有一個事實是，在中西部山村地區，教學點還普遍存在，雖然撤併了一些學校，寄宿制解決了學生上學遠的問題，為了防止輟學現象的發生，一些年齡偏小的1－3年級的孩子，往往還必須在家附近的教學點就讀。“一人一校”（一個教師的複式教學式教學點）現象還廣泛存在。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報告，全國目前約有10萬個教學點，而這些教學點恰恰需要多配備教師。這樣的教學點，沒有多少公辦教師願意在那裡呆下去。

現實情況是，許多西部農村學校教師缺口依然很大。比如甘肅宕昌縣，全縣2782名教師中，有代課教師519人，2006年和2007年兩年通過“教師特崗計劃”共招錄特崗教師261名，試教人員共有288人。即使這樣，宕昌縣仍有1000多名教師的缺口，而每年可使用編制數不足300人。因此，這個缺口將是該縣無論如何也難以解決的。

必須認識這樣一個現實，中國的地區發展極為不平衡，作為最終應該實現的師資全面優化配置的理想，是一蹴而就不了的，發達地區教師資源過剩，貧困地區教師資源嚴重不足。這樣的現實，不是強行的“一刀切”政策，就能實現的。

（其五）

中國農村代課教師問題的由來與進展

自2005年起，國內各大媒體集中報道了農村代課教師現象，代課教師問題由此浮出水面，引起教育界和輿論界的普遍關注。

2005年11月3日的《南方週末》推出的農村代課教師的報道，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甘肅x縣600餘名鄉村代課教師每月僅拿著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資，每月拿40元工資的佔了代課教師的70％，部分代課教師這樣的工資已拿了20年。《南方週末》對此進行報道後，引起了人們對鄉村代課教師群體生存困境的廣泛關注。(注1)

Ⅰ中國到底有多少代課教師

2005年11月，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將逐步取消代課教師，全面推行農村的教師聘任制。(注2)應該說這是教育部領導第一次就農村代課教師問題做出表態。但怎樣“取消”為人們所關注。

此後，教育部師範司司長管培俊說，國家有明確政策不允許使用代課教師，大量代課人員長期存在，與義務教育的法理相悖，也嚴重影響農村教育的水平。管培俊認為，教育部解決代課教師的問題，不會沿用民辦教師的政策，否則會形成第二輪民辦教師問題。如果沿用民辦教師的政策，對這些沒有經過正式的聘任程序的代課教師來說，他們沒有接受教師資格認定，更沒有起碼的工資、保險及福利保障。(注3)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長呂玉剛則說，對於現任的代課教師何去何從，教育部人事司打算弄出一個周密的方案。(注4)

2006年3月27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說，2005年中國中小學代課教師約44.8萬人，分佈在農村公辦中小學的約30萬人。對於代課教師的出路也有了新的說法：代課教師是在一個前提下走上教學崗位的，就是沒有經過國家相關部門的正式認定，或者說他是以不合法的形式或者不合規的形式存在的，他和我們在前幾年所做的民辦教師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因此，做好這部分人的工作，原則我在發佈新聞的時候用到兩個字‘清退’，特別強調是清退代課人員，‘清退’是‘清理’和‘退出’的意思。”(注5)首次用“代課人員”代替代課教師，用“清退”作為解決方案。

經過近兩年的清退，還有多少代課教師？2007年9月10日，教育部師範教育司司長管培俊向媒體表示，目前中國農村代課教師人數接近40萬，主要集中在農村小學，其中75.9%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大量代課人員長期的存在，應該說和國家義務教育的法理是相悖的”。此外，他還說全國有30多萬教師學歷不合格。(注6)

2007年6月28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義務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中說，據教育部彙報的數據統計，全國農村尚有36萬名代課教師。

無論還有代課教師的數字是近40萬，還是36萬，都說明了從教育部表態清退所有代課教師到現在將近兩年的時間，代課教師的數量從44.8萬中僅減少了區區幾萬而已。看來，完成任務仍然很艱鉅，遠不是教育部原來估計的短時間就能夠解決的。

Ⅱ代課教師是如何產生的

從1949年以後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城鄉中小學教師的特徵是公辦教師為主、民辦教師為輔；而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00年，城市教師基本沒有了民辦教師，農村中小學的民辦教師也逐漸轉為公辦教師。最後，截止到2000年，中國宣佈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民辦教師在中國成為歷史。

然而，農村又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代課教師群體。在西部地區，代課教師約佔教師總數的20％。據西北師大副校長王嘉毅教授的調查，甘肅全省有公辦小學教師９．７萬人，而代課教師則高達４．２萬人，這些代課教師主要分佈在農村中小學。(注7)目前中國西部12省區市有逾50萬代課教師，以每名代課教師帶 20名學生計算，他們至少承擔了1000萬農村孩子的教育任務。(注8)與之相對的是代課教師微薄的工資待遇，每個月他們拿的40元—200元不等的工資，僅相當於公辦正式教師的1/10到1/5。

據教育部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小學代課人員從1999年的81.9萬人已經下降到2004年的49.9萬人，2005年進一步減少到44.8萬人。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長呂玉剛說，據粗略估計和測算，中國農村小學教師有380萬人。代課老師佔到農村小學教師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幾，這應該說是一個不小的比例。(注9)

為什麼民辦教師剛剛徹底解決沒多久，又突然冒出了四五十萬代課教師？代課教師產生產生的原因，現在已經很清楚，如人民日報的評論，代課教師是教育資源投入不足狀況下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注10)因為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工資低廉的代課教師成為解決農村學校師資缺乏的選擇。

對於縣鄉村基層政府部門，聘代課教師的甜頭是聘任手續簡單，教師工資低廉，工作賣力氣。對於許多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來說，在失去繼續深造的希望後，在機會選擇貧乏的鄉村，能當上代課教師也算是個不錯的選擇，而且還隱約保存著如民辦教師那樣轉正的希望。為什麼那麼低的工資，代課教師們還在堅守？代課教師臧玉春說，一是因為當老師是他們喜歡做的事情，二是因為他們還相信政府遲早會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注11)

此外，不完全是錢的問題。貴州省銅仁地區教育局領導說，貴州銅仁地區現有代課教師4000多名，如果將他們全部清退，重新安排4000多名公辦教師的話，地方財政解決不了工資問題。即使新聘教師工資完全由國家的專項資金負擔，解決了錢的問題，但在環境最艱苦的地方，公辦教師很難進去，或者說根本就不會去。(注12)在這個意義上，在那些最偏僻、最艱苦的地方，土生土長的代課教師具有一種不可替代性。

如何妥善解決代課教師問題，已經擺上各級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事關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

Ⅲ 清退信號下的農村教師現狀

近些年來農村教育發生的一些變化，是促成一些地方政府對處理代課教師問題採取消極的“休克療法”、義無反顧的決絕態度的重要原因。

與前些年相比，由於農村學生數量持續減少，農村教師缺乏有所緩解。原因一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新出生人口逐漸下降，其次是許多農村學生隨父母進入城市打工子弟學校，第三是一些農民對當地學校教育質量不滿，寧多花錢讓孩子轉學到縣城學校。正如寧夏固原市的一位教育局領導所說：“過去縣城教師超編嚴重，但現在不超了，大量農村學生都進城讀書了。”(注13)

近年來到貴州、甘肅、山西、遼寧、江蘇等地調查證實，在農村，學校的主體已是那些學生數在100人左右的學校。有許多學校只剩幾十名學生。由於生源減少，地方教育部門為減輕財政壓力，將一些學校撤併，代課教師便被首當其衝地被壓縮。

此外，自2006年啟動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中央財政設立專項資金，招募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兩基”攻堅縣農村學校任教，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一些“兩基”攻堅縣教師不足的問題。2006年，有1.6萬多名大學畢業生充實到西部地區260多個縣2850所農村中小學校。2007年，全國招聘特崗教師約1.7萬人。

這些原因都促成了許多農村學校減弱了對代課教師的依賴。但是，代課教師在這些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山區，還有其存在的現實條件。

首先是微型的“麻雀學校”增多，學生數雖然減少了，但學校開設的課程還要保證，因此教師配備往往很難減少。按照國家規定，農村小學按師生比1:23.5配備教師。而百人左右的學校，只能夠配四五名教師，而這樣的教師數是保證不了學校正常教學的。因此，一些地方教育局只好讓這些學校超編。但全縣的教師總編制按照學生總數配備仍是有限的，留下的教師缺口，只好由代課教師來填補。

此外，在中西部山村地區，教學點還普遍存在，雖然撤併了一些學校，寄宿制解決了學生上學遠的問題，為了防止輟學現象的發生，一些年齡偏小的1－3年級的孩子往往還必須在家附近的教學點就讀。“一人一校”（一個教師的複式教學式教學點）現象還廣泛存在。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報告，全國目前約有10萬個教學點，而這些教學點恰恰需要多配備教師。

財政因素也是地方政府希望繼續使用代課教師的一個動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報告說：“有些地方則是由於財政困難或財政供養人員超編，即使有編制也不聘用公辦教師，而是低薪聘請代課教師（很多地方代課教師的工資不到公辦教師工資的1/3）。” 考慮到一個在編教師的待遇可以養七八個代課教師，代課教師也就成為了一種現實的選擇。應該看到，代課教師一般分佈在高寒地區、山區和貧困地區，是正式教師不願去的地方，代課教師離去後的銜接將因此更為困難。同時，同公辦教師相比，代課教師工作更賣力氣。這也是一些學校校長寧願招聘低廉的代課教師，也不願意要那些誰也管不了的公辦教師。

據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2006級研究生集體到甘肅省x縣調研的結果，發現該縣教師結構在西部農村地區很有典型性。(注14)該縣中小學教師隊伍構成，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國家正式公辦教師。全縣2782名教師中，公辦教師1846人，佔66.4%。第二類是代課教師。全縣共有代課教師519人，佔全部教師總數的18.7%。第三類是試教人員，共288人，佔10.4%。他們是具備規定的學歷和資質的大中專畢業生，但受編制限制未正式錄用，提前安排到在學校任教，每年通過考試吸收一部分轉為公辦教師。第四類為“特崗教師”，近兩年共招了261名教師。

三年後，特崗教師的總數將達500多人，加上500多名代課教師、近300名試教人員，x縣要解決的教師總數將達到1300多人，而每年可使用編制數不足300人。

2007年，為了解決代課教師問題，地方政府採取一些截然不同的政策。比如，2007年深圳市宣佈辭退8000名代課教師引起輿論大譁，有人將其與深圳華為公司“集體辭職”事件聯繫在一起，引起法律界對已經出臺的《勞動合同法》的思考和關注。在全國許多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清退代課教師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其中一些作法也引起爭議。

而2007年9月重慶市則向全國高調宣佈，從在崗的1萬多名代課教師中招聘了8000名轉為公辦教師，代課教師正式在重慶教育史上退出舞臺，則是少有的好消息。

在新的背景下，究竟如何合理、合法地解決農村代課教師問題，仍然是擺在教育部門面前的實際難題。

Ⅳ “深圳現象”背後

代課教師不僅在貧困地區有，在發達地區也有，只是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比如在經濟發達的深圳，全市共有教師6萬餘名，其中代課教師大約8000名，佔教師總數的15%左右。在2007年的所有清退代課教師的消息中，深圳市一次性清退8000名代課教師的事件，無疑是最令人關注的。

2006年3月30日，深圳市教育局新聞發言人、副局長李長弓接受記者專訪時，曾代表教育局向媒體宣稱：代課教師對深圳而言不可或缺。據李長弓介紹，深圳人口尤其是外來人口數量近年來急劇增長，學生人數也相應呈幾何級猛增，在編教師即便承擔相當大的教學任務，也難以完全滿足全市的教學需求，於是出現“代課教師”這個群體。但他表示，他們這裡的代課教師不屬於國家規定的清退範圍，都是持教師資格證上崗的，都是具有較高職業水平的優秀教師。

當時瞭解到，深圳在醞釀全面實施“教師僱員制度”，這個制度如實施後，不在編的代課教師們一旦通過招聘考試，將成為深圳市教育局正式聘用的僱員制教師，其待遇將遠遠超過“代課教師”。僱員制教師實行的是“佔編不入編”，即佔用僱員編制，而不佔用職員編制。僱員教師的待遇比代課老師或臨聘老師的要好，僱員老師將簽訂正規合同，實際收入方面也會翻倍。而且，深圳早已在福田、鹽田兩區試行教師僱員制度。(注15)那時，筆者曾期待教師僱員制度可能是一個非常有創新意義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模式。

當時，根據新出臺的《深圳市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實施辦法（試行）》，有政協委員就提出建議：“對聘用時間長、教學業務強而又達不到入編條件的聘用教師，採取一些特殊政策，儘可能解決其編制問題。同時，教育主管部門建立代課老師的資格認定製度，通過理論考試和業務考核，先將一批優秀的代課老師確定下來，再進一步提高工資待遇，逐步做到與在編教師同工同酬。”(注16)

應該說，當時深圳要採取的作法幾乎就是解決代課教師問題的經典範例。

深圳代課教師數量和其所享受的工資待遇，應該說與全國各地相比也是很可觀的。（見表）：

然而，時隔一年，深圳市有關政策便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決定一刀切地將這些代課教師清出教育崗位。並且，聽到另一種說法，稱深圳的代課老師工資只有正式編制同等職稱人員三分之一左右，像福田區、羅湖區，高級教師也不過1500元。按深圳的物價水平，這些工資連維持基本生活都成問題，而醫保、社保也都沒有。(注17)發生這樣的轉變，外界普遍認為，是在一個新形勢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那就是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

定於2008年1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剛出臺，就引發了一系列新聞事件。8月，中央電視臺集中清退了1800多名臨時工作人員引起了公眾關注，隨後，大型國企華為公司的7000人“集體辭職”事件在深圳發生，期間LG、沃爾瑪等外企的裁員行為也引發爭議。不久，深圳著手清退代課教師，讓深圳再次陷入輿論的漩渦。

2007年9月12日，《南方都市報》對深圳集體清退代課教師進行了報道。代課教師們認為，他們被辭退的真正原因是新《勞動合同法》將於2008年1月1日起實施，學校為了規避與代課老師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才將已經代課年滿或超過10年的他們清退。(注18)

根據新修訂頒佈的《勞動合同法》的第14條和第20條，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員工簽訂合同的單位，需要支付員工雙倍工資。而對於那些連續工作超過10年的員工，單位必須與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些規定可能促使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前採取措施。這些有利於保護類似代課教師等勞動者的規定，卻成了代課教師們“下課”的動因。用人單位出於成本因素的考慮，開始辭退員工，對內部結構進行重新調整，這也使得深圳教育部門對代課教師痛下“殺手”。因此，有人呼籲，新法應該出臺後續的相關保障措施。對於類似深圳代課教師這種在新舊法律過渡階段利益遭受損失的群體，應該出臺相關保護政策。

受深圳影響，許多地區的教育部門彷佛也“清醒”了。據《南方週末》的消息，他們在2005年底報道過並引起轟動的甘肅省x縣，600餘名鄉村代課教師被縣裡一次性全部清退。而且補償之低令人咋舌，滿15年教齡的一次性補償800元，不滿15年的一次性補償600元。

2008年初，即得到這樣的消息，2004年甘肅x縣通過中小學教師招聘考試的177名代課老師並未拿到已核算好的完整工資，盼了3年的轉正泡湯了。而縣裡相關領導表示，政府從未發文說教師們通過考試即可轉正，177名代課老師以及所有人的“誤解”，是教育、財政、人事等一系列部門行政偏差的結果。縣政府的答覆是：“縣長說轉正是教育局誤導教師，亂收費（老師們填的表格和兩次參加職稱評定，都要付出費用）。說是要撤了教育局長。”而老師們只好一邊給各個部門送情況說明，一邊等待。(注19)

在解決代課教師問題中，在權利的不對等現狀下，使得代課教師成了任由宰割的真正的弱勢群體。

Ⅴ “重慶政策”效應

2007年，對於代課教師來說，最令他們鼓舞的消息來自重慶市。重慶市政府決定，通過公開招考的方式，從全市1萬餘名代課教師中招聘8000名公辦教師。所有招聘的公辦教師將於今年9月正式上崗，代課教師將退出重慶曆史舞臺。

重慶市80％的代課教師分佈在三峽庫區、武陵山區等邊遠農村貧困地區。這些代課教師普遍面臨工作環境差、工作任務重、待遇低的窘境，成為長期困擾重慶農村教育發展的一大難題。為破解這道難題，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重慶市政府出臺了《重慶市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代課教師中招聘公辦教師實施方案》。

根據《實施方案》，招聘的這8000名公辦教師中，小學佔7000名，初中1000名，招聘範圍為2007年6月30日前，在重慶市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含縣鎮學校）連續代課一學年及以上，現仍在教學崗位且未達到國家法定退休年齡、師德良好、身體健康的代課教師。代課教師被聘為公辦教師後，其工資所需經費原有部分由各區縣承擔，增量部分由市級財政轉移支付補助。對在本次招聘中落選的代課教師，重慶市將按照有關政策予以清退和解聘，按照有關法規給予一次性補助。同時，將不再允許各區縣新招代課老師。(注20)

經過嚴格的考試篩選，8000名代課教師被錄用，全部以公辦教師身份走上教學崗位。2007年9月5日，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正式對外宣佈，重慶今後不再有代課教師。

為此，重慶市財政每年增加投入1.6億元，用以保證這批“轉正”教師與正式在職公辦教師享受同樣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以後，重慶市所有中小學校不準再聘請代課教師。學校確需增加教師的，只能向教育和人事部門申請增加編制，公開招聘正式教師。(注21)

因此，重慶市教委主任彭智勇在接受採訪時很自豪地說，重慶從體制機制、財力保障、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統籌解決代課教師這一歷史性難題，這在全國來講是一個先例。(注22)

審計署駐重慶特派辦在重慶市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專項審計調查，證實了重慶通過公開考試，從9658名報考的代課教師中招聘7593名公辦教師，並全部充實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學校任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邊遠地區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也有效地促進了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

應該說，重慶的代課教師政策起到了積極作用。也有一些地區做出了同樣的努力，如廣西x縣通過公開考試錄用958名代課教師為公辦教師，(注23)湖北陽新2770名代課教師2007年年底全部參加了社會養老保險，(注24)等等。在一片清退聲中，這些消息給代課教師們以慰藉。但可惜的是，能夠像重慶這樣，對代課教師問題進行整體改善的地區還很少。

應該說，重慶的積極政策的價值在於，它沒有迴避歷史，而是正視教育現實，使政府的負責態度佔到了道義的一邊，給代課教師們做出了應有的公正姿態。

與深圳的一刀切式清退模式及重慶的一次性徹底招考轉正模式不同，更多的地區採取的是一種漸進式的“中庸之道”，即每年轉正一部分，清退一部分，用幾年或更長時間慢慢解決。更多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在處理代課教師問題時更多表現出猶豫和徘徊的無奈態度。而只好或積極或消極地採取慢慢地邊轉邊退的政策。

代課教師問題的難解，恰恰就表現出了農村教師特別是西部農村教師問題的嚴峻態勢。無論如何都逼迫教育部門必須合理解決，無論是採取深圳的消極措施，還是採取重慶的積極政策，都令人思考該拿出怎樣合理穩妥的解決方案。

從實際情況看，處理代課教師的歷史遺留問題，在堅持人道主義政府責任的同時，考慮到現實情況，避免一刀切，避免為規避法律風險而採取失人心的措施，實行有損社會和諧氛圍的政策。同時，對於一些西部山區學校要適當擴大教師編制，縮小師生比，減輕教師工作壓力，為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提供保證。

中央政府和教育部門要進一步加快對教師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為未來提高教師職業化程度而做好準備。

而對於目前的代課教師問題的緊急解決辦法，西部農村教育研究學者、西北師範大學副校長王嘉毅教授提出，可分層次逐步解決代課教師問題：對優秀的、有一定資歷的代課教師轉正；對工作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老代課教師，要考慮到他們的生活，清退時予以一定的生活補助；在沒有正式教師願意去的地方，允許聘用熟悉當地情況的優秀代課教師，人選方面相對放寬一些；對不能集中的偏遠農村教學點特設崗位，不侷限於編制。(注25)

曾做過大量田野調查的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的雷萬鵬教授說認為，對農村代課教師進行分流是一種可行選擇。對那些年事已高、為農村教育服務多年的老代課教師，應補償其勞動付出。根據當事人的工齡、學歷等信息，中央和地方財政應撥專款給予補償，讓這些為農村教育服務終身的老教師老有所養、心有所寄。

雷萬鵬認為，現有的政策過多考慮教師質量標準和教師專業化發展規範，較少考慮代課教師的生存、生活史和生命體驗。由此導致自上而下的政策並不一定符合農村教育發展實際，對農村教師的人生信仰也是一種傷害。

香港苗圃行動茶馬古道籌委會主席楊坤則認為，中國的農村教育仍然需要依賴大量熱愛教育事業的本土教師。他認為，貧困地區的教育部門經費不足，根本無法負擔公辦教師的薪金。那些偏遠山區的教學點，地處人煙稀少之地，不少受過正規師範教育和大學教育的老師是不願去任教的，代課老師仍承當著教育的重任。(注26)

Ⅶ 港臺地區的代課教師制度

代課教師的存在並非不能令人容忍。因為遇到正式公辦教師生病、休假以及其他不可預測的變故、甚至死亡等情況的出現，學校可以請代課教師來暫時執行教學工作。正因為這樣，在高度發達的香港地區也有數量很少的代課教師。他們的薪水按天計算。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介紹，一個代課教師工作一天，薪水在900—1000港元左右；一名剛工作的正職教師，月薪在1萬6千港元左右，每工作一年，月薪平均漲1200港元，也就是說一名工作經驗為5年的教師，月薪為2萬3千港元左右。這樣算來，代課教師與正職教師薪水差距不大。但代課教師沒有帶薪假期，也不能享受其他福利。(注27)

在臺灣，這種臨時性的教師有三種名稱，即兼任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而且，臺灣很早就出臺了《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並在1993年做了修訂。這個“聘任辦法”是根據臺灣的相關法令規章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持工作人員進用辦法》、《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等制定的。(注28)《聘任辦法》對兼任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做了這樣的定義：“兼任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特殊類科之課務者。”“代課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它原因所遺之課務者。”“代理教師，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它原因所遺之課務者。”並對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的待遇做了規定，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付。而代理教師的待遇分為“本薪”、“加給”、“獎金”三種。由此可以看出，兼任及代課教師的身份為正式的專職教師，而代理教師才是臨時聘用的自由人員。而各項待遇的標準由臺灣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來定。對於臨時代課教師的選聘、解聘及代理教師的權利和義務都做了具體規定。

應該說，香港和臺灣的一些學校對代課教師的聘任和待遇的規定，值得大陸內地的學校特別是需要代課教師的農村學校借鑑。同時，政府應該對代課教師的存在和退出給予制度保障與補償。否則，代課教師群體將無法改變徹底被淪為弱勢群體並被社會所拋棄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和教育部門也將揹負沉重的道義壓力。

(注1)傅劍鋒：《縣委副書記上書教育部：70%代課教師月工資40元》，《南方週末》，2005年11月3日。

(注2)張瑾：《中國將逐步取消代課教師推行農村的教師聘任制》，《京華時報》，2005年11月11日。

(注3)原春琳：《教育部表示會盡快解決代課教師問題》，《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8日。

(注4)季譚：《教育部擬將農村教師400多億工資全額列入預算》，《第一財經日報》，2005年12月19日。

(注5)郭少峰：《教育部稱中國將清退44.8萬中小學代課教師》，《新京報》，2006年3月28日。

(注6)郭少峰：《教育部稱全國逾30萬教師學歷不合格》，《新京報》，2007年9月11日。

(注7)朱寅年：《現實困境下的西部農村教師》，《現代教育報》， 2005年9月26日。

(注8)傅劍鋒：《縣委副書記上書教育部：70%代課教師月工資40元》，《南方週末》， 2005年11月3日。

(注9)《44．8萬代課教師將被清退》，新華社2006年4月3日。

(注10)陳鴻：《代課教師如何退出歷史舞臺》，《人民日報》，2006年4月7日。

(注11)臧玉春：《一個“黑戶老師”的自白》，新浪博客，網上鍊接文件可查。

(注12)趙學敏：《全面清退代課教師時機尚不成熟》，《人民政協報》，2006年5月8日。

(注13)沈穎：《畢業仍陷學債泥潭 就業猶如鏡花水月》， 2006年5月25日《南方週末》。

(注14)《甘肅省宕昌縣義務教育狀況調研報告》，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2006級研究生，2007年11月。

(注15)劉麗、洪奕宜：《8000代課教師不會被清退》， 2006年3月31日《南方日報》。

(注16)張小玲、唐潔：《深圳為保證完成教學任務不清退8千代課教師》， 2006年3月30日《南方都市報》。

(注17)《關注深圳代課教師的生存問題》，人在深圳網，網上鍊接文件可查。

(注18)孫天明、唐潔、王瑩、朱倩、張小玲：《深圳：一些學校被指在新勞動法實施前辭退教師》， 2007年9月12日《南方都市報》。

(注19)李軍：《甘肅會寧177名代課老師通過考試仍無法轉正》， 2008年1月6日《南方都市報》。

(注20)餘繼軍：《重慶“終結”代課教師歷史》， 2007年7月30日人民網。

(注21)湯寒鋒：《通過考試被正式錄用重慶告別代課教師歷史》， 2007年9月6日《重慶晚報》。

(注22)魏星：《彭智勇：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實現教育科學發展》， 2007年10月19日人民網重慶視窗。

(注23)朱新韜、楊立瓊、葉保鋒：《廣西橫縣教育持續健康協調發展》， 2007年10月15日《南寧日報》。

(注24)梁堅義、柯尊民：《湖北陽新兩千多代課教師進“社保”》， 2007年12月9日《黃石日報》。

(注25)蔣偉：《代課教師的現實難題》， 2007年9月7日《法制週報》。

(注26)張文凌：《山區教師：孩子 其實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2007年9月17日《中國青年報》。

(注27)劉麗、洪奕宜：《8000代課教師不會被清退》， 2006年3月31日《南方日報》。

(注28)《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網上鍊接文件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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