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談教育創新、未來學校，主要判據顯然不是更豪華的校園、更嚴密的監控；最簡單最重要的判據是對應試教育的態度。一個未能從應試教育突圍的學校，是與未來無緣的。
要讓學校從應試教育中突圍，就需要了解減負和素質教育的意義、澄清西方“快樂教育”和日本“寬鬆教育”的真相，撥亂反正、以正視聽。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東亞各國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有著與我國相似的重視考試和分數、望子成龍的儒教文化傳統。但這一陳舊傳統正在鉅變之中，出現在日本的“寬鬆教育”變革就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一起來思考：這些改革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東亞各國和地區的教育改革
PISA2009測試的數據顯示，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競爭強度均已大幅低於上海。上海學生每週作業時間平均為13.8小時，OECD國家為平均5小時多，芬蘭最低為3小時多、日本4小時多。同為PISA第一梯隊，韓國、芬蘭學生的作業時間是上海的1/4，日本學生的作業時間是上海的1/3！加上校外輔導和私人家教，上海學生每週校外學習時間平均為17小時左右，遠遠高於OECD的平均值7.8小時。
韓國的教育改革是個典型。多年來，韓國教育的哲學觀和價值觀是“發展教育”，就是培養能為國家做貢獻的傑出人才，國家和社會對擁有優秀學歷的學校、學生優先分配資源，學生、父母、老師和地方團體都投入到學歷競爭和成績競爭中。它在推進教育普及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收穫教育異化的苦果。單純成績和學歷的競爭讓學校變得嫉妒、仇視和攻擊；考試成績競爭，破壞了全面素質教育理念；熾烈的課外培訓，給國民造成極大經濟負擔。據韓國SBS新聞報道，在OECD成員國中韓國學生的幸福感最低，學習壓力最大，自殺率也是最高的。這樣的教育會被看成失敗的教育。
進入2000年，以創新和人性的創意為目標的人性教育政策成為韓國的主流觀點，從而脫出“發展教育”的窠臼，它被定名為“幸福教育”。實施“幸福教育”的抓手是“自由學期”制度，即在初一、初二學年選擇一個學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試，實施靈活彈性的教育課程，開展討論、實習等學生參與型的教學以及多樣化的體驗活動，以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和適應性，幫助學生探索未來的職業前途。至2016年，韓國的3204所初中已經全部實施自由學期制，學生的幸福感明顯提升。
臺灣的小學已經相當生動活潑，完全沒有“小升初”的問題和壓力，實行半天學習，一、二年級下午全部放假，三、四年級下午放假三天，五、六年級下午放假一天。2014年起實行12年義務教育，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不再採用在校成績，也沒有基本水平測試，75%的學生實行免試入學，25%為特色招生。取消了中考後，初中階段的教育氣氛也在明顯改變。
歷來重視考試競爭的新加坡也在改弦易轍，視創新為持續發展和邁向成功的關鍵。新加坡教育部宣佈將逐步取消中小學部分年級的考試。中一學生取消年中考試，分階段讓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學生也免除年中考試。為減少學生之間過度的競爭，學生成績冊不再顯示班級和年級名次、同屆學生的最高分等。越來越多的學校開設自由活動時間，有些學校劃出特定的一天，有些選擇延長休息時間，讓學生自由探索。
日本“寬鬆教育”的變革
亞洲國家中，日本“寬鬆教育”的變革成為關注的熱點。對其歷史和事實的深入揭示，比我們在媒體信息中看到的要深刻得多。國內關於“寬鬆教育”比較權威的研究，是華東師大吳偉、趙健的《日本“寬鬆教育”：歷史脈絡與理性審視》（比較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以及21世紀教育研究院於2018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日本駐華使館參贊、日本學校的校長、在華留學生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資訊（見《日本“寬鬆教育”的真相與思考》，21世紀教育研究院官網）。
“寬鬆教育”的提出，是日本針對六七十年代基礎教育的“畸形化”（被喻為“考試地獄”），對嚴重的“填鴨式教育”弊端的矯正和反撥。就教育價值而言，傳統的“填鴨式”重視的是基礎性、系統性知識的學習；1978年提出的新的目標，是重視培養學生的生存能力，自主學習，獨立思考以及體驗式學習，培養能夠獨立思考、創造新事物的人才。“寬鬆教育”通過縮減學習時間和教材內容，以為培養學生的自主思考與學習能力留出空間。1980年後數次修改教學計劃，以1998年修改、2002正式實施的《學習指導要領》的下調幅度最大：實行“一週5日製”，並將學習內容減少了約3成，上課時間減少了約1成。對“寬鬆教育”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次修訂中減少的教學內容過多，引致社會輿論對學力下降的擔憂。
這一擔憂因為2003年和2006年日本兩次PISA測試的成績下降，形成所謂的“PISA震驚”而坐實，導致“去寬鬆教育”的政策調整。2008年新一輪《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小學增加了278個課時，初中增加了105個課時；其餘內容包括加強理科教育、數學教育，充實國語和外語等語言活動，削減綜合性學習時間，廢止初中的選修科目等。
其實，“寬鬆教育”導致學力下降的事實是並不真實的。因為1998年制定的《學習指導要領》，到2002年才正式實施，參加PISA 2003和PISA 2006測試的學生只是在小學段接受過1年或4年的“寬鬆教育”。PISA2009測試日本成績回升，被視為“去寬鬆教育”的成效；然而，正是參加2009年測試的15歲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接受了完整的“寬鬆教育”（約為1994 年出生，2001年上小學，2007年上初中），可見輿論與事實之間的差距之大。
對於”寬鬆教育“的反思
“寬鬆教育”在日本是個已經過時、不被關注的話題，只是在中國被重新“爆炒”。因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夠從中汲取什麼？對此，日本學者也曾多有討論，主要觀點如下：
“寬鬆教育”是社會經濟邏輯的產物，而非教育自身的選擇。
寬鬆教育的提出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轉型，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期結束，日本製造業外移，經濟界認為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應當將工業化時期培養規範性人才的目標，提升為培養具有生存能力、思考力、創新能力的人才，需要改變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育”。1978年文部科學省提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由於“寬鬆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並非出自對兒童的考慮，而是為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決策，這一動機和價值觀本身就有問題。
反過來，社會對“寬鬆教育”的擔憂、對“寬鬆一代”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主要是社會情緒的表達，而非來自教育自身的評價。在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全社會瀰漫著不安情緒，“寬鬆教育”於是成為“替罪羊”。因而，日本學者建議不要在國家經濟波動時實行教育改革。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兒童學力下降，而需要關注教育背後社會的巨大變化，關注日本社會與新世界整體上的不適應。諸如對“寬鬆一代”的低評價，他們在行為舉止、思想觀念上不像老派日本人那樣守規矩，懂禮貌和勤奮，比較崇尚自由和個性化，加之“少子化”和“低慾望社會”的現實，社會如何面對和適應，是超越教育的重大挑戰。
不應過於看重PISA這種一次性的紙筆測試。
導致2003、2006年日本PISA成績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參測國家和地區增加，同屬“第一梯隊”的臺灣、韓國、香港等地參與，日本的名次相對下降。而真正完整接受寬鬆教育的“寬鬆一代”參加的2009年測試，成績卻大幅回升，可見一次性紙筆測試作為教育評價的確定性是可以質疑的。
在PISA測試之外，2011年日本參加了OECD組織的國際成人力調查（PIAAC），進行讀解力、數學思考力、活用信息技術的問題解決能力三項測試。在包括韓國、澳大利亞、美國、芬蘭在內的24 個國家或地區中，16～24歲年齡層的日本人，讀解力平均分為299分，位居第1；數學思考力平均分為283分，位居第3，可見學力下降之說是經不起檢驗的。
最近一次PISA2015測試中，日本的表現繼續亮眼，新加坡名列第一，日本第二；而中國隊成績大幅下滑，總體排名第10，其中數學第6，科學第10、閱讀第27。因為這一屆的中國聯隊由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地組成，儘管仍然是國內教育最發達的地區，但顯然與單純由上海隊代表不同。如果國內參測的省份更多，相信成績下滑會更為顯著。對此也不必過度反應；但在PISA2015測試中呈現的其它問題尤其是教育公平問題，卻是應當高度重視的。
關注教育政策的綜合影響，尤其是教育公平。
與國內自媒體認為日本“寬鬆教育”大方向錯了，正在重新走向“應試教育”不同；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教育培養生存力、創造力、深度學習等理念與價值觀並沒有變化。需要反思的是“寬鬆教育”改革中政策目標和手段不相符的問題：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並非靠簡單減少機械學習內容就可以實現，還需要配套的課程與教學方法，這方面顯然沒有跟上。
更為重要的反思，是“寬鬆教育”本應為學生、教師、家長“鬆綁”，但實際並不寬鬆。由於社會的競爭態勢依舊存在，有升學壓力的學生將戰場從公立學校轉向私立學校和校外補習機構，從而擴大了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的差距。因為“寬鬆教育”的改革對私立學校沒有什麼約束力，很多私立學校依舊堅持一週六日的制度。同時，由於參加課外補習對學生成績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從而擴大了學力的階層差距。這一問題在中國也存在，而且情況尤為嚴重。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LIFE教育創新”，作者楊東平。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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