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系列 [第2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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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意識形態、清教精神
大家應該都聽過一個老人在臨終前，掏出一把筷子讓兒子們折的雞湯故事。寫這個故事和看這個故事的人，往往都只從“一根筷子容易折斷，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斷”的情節中，理解了合力的重要性，卻大多沒有注意到這個合力是怎麼產生的，又或者說到底是什麼讓筷子們聚攏成一把。放在這個故事裡，這個合力就是“親情”。
人類與其它生物最本質區別是什麼？答案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解讀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政治，但歸根結底就是人類對世間諸事的想法和認知。從這個角度說，“親情”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並且是人類最原始的意識形態。一個人類群體要想形成合力，需要以共同的“意識形態”為基礎。
重點在於人類的“意識形態”並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受社會環境影響而形成的。以“親情”這種最原始的意識形態來說，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其涵蓋的範圍並不完全一致。在母系社會的環境下，父子之間大概率是沒有 “親情”觀念的。而在一夫多妻的環境下，源自父系的血緣關係很多時候並不能成為兄弟間和諧相處的基礎。
對於人類整體來說，意識形態的複雜化不是壞事，最起碼它讓人類之間的“合力”擁有近乎無限的想象空間。三人成眾，人類社會本質是由一個個天然形成的小社群組成的（大多數情況下是家庭）。問題在於，兩個“3”放在一起未必就一定會產生合力。如果在它們之間放的是減號，那麼結果就會是“0”；如果放的是加號，答案則是“6”；而如果是乘號，甚至把其中一個“3”理解為立方數的話，結果又大不相同。
以此來說，數量並不是衡量一個人類群體是否更擁有力量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理解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曹操經常願意看到他對面的敵人越多越好；又為什麼，總有徵服者能夠戰勝數量超出他們N倍的國家和民族。
回到美國和清教徒的話題上來。作為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國文化中所具備的個體性、自由性，通常被過度放大。這倒也不奇怪，畢竟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文藝人，是這一特性的最大受益者。在相關文藝創作中，這種放大符合自身的利益。
而當美國需要對外擴張影響力時，政府也更願意標榜自己的開放性。然而人類之所以能夠進入文明時代，說到底是因為比別的生物更有組織性。意識形態也好，政府也罷，它們的存在都是為了提升這種組織性。
換句話說，如果當年美國的清教徒文化，只是培養出了一群自由、散漫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斷然不可能成就今日之美國的。
從“馬薩諸塞灣公司”的移民組織中，大家已經感受到清教徒文化中，所帶有的強烈集體性。現在讓我們回到問題的源點，去看看英國乃至西歐是如何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一步步裂變的。
作為意識形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宗教在人類文明史中所發揮的作用無出其右。“一神教”則是這一意識形態發展的頂峰。在彌合不同族群意識形態以形成合力的問題上，排它性的“一神”信仰在技術上最為簡單，也最容易普及。
當然，長期來看這種以宗教為粘合劑的努力，並不能徹底拉近彼此在地緣基本面上距離。最終你會發現，即使在某一歷史階段，意識形態的統一看起來獲得了成功，但接下來勢必又會以各種“修正主義”的形式，變異出與基本面貼合的教派差異。
實際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使不摻雜任何利益因素，一個意識形態也會自然分裂。這使得政治家們所面對的，往往只是一道選擇題。比如曾經被阿拉伯人征服，但文明史更長、地緣獨立性強的波斯人，在脫離阿拉伯人的統治之後，只需要選擇不太被阿拉伯主流社會所接受的“什葉派”立國，便可以彰顯自己的獨立性了。
在基督教的歷史上，曾經經歷過兩次大分裂。一次是公元11世紀的東、西教會大分裂。由此誕生了立足歐洲東部的“東正教”，以及覆蓋西歐的“羅馬天主教”；另一次則是我們將要解讀的，發生於16世紀的新、舊教大分裂。
在這次分裂中，被視為“舊教”的天主教分裂出了被統稱為“新教”的諸多教派，主要包括：信義宗、聖公宗、歸正宗。這三大流派又被分別稱為：路德派、英國國教派，以及加爾文派。
結合我們剛才所分析的，你應該已經感覺到了。在宗教思想活躍期，誕生出的教派應該遠不止於三個。包括上述三個教派之下，其實也是又分裂出了許多次生支派。一個宗教或者說意志形態能否登堂入室，取決於它在地緣政治層面的表現。
更直接的說法是，它必須為政治所用。理解了這一層，我們就不用太費力去釋讀各個宗教流派之間的細微差別。哪些地緣板塊有分裂出“新教”的土壤，才是最需要關注的。
受益於在大航海時代的先發，伊比利亞雙雄成為了羅馬教廷的最大金主。反過來，羅馬教廷亦投桃報李的幫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擴張影響力。這其中尤以體量更大，並且在地理上既是大西洋國家，又是地中海國家的西班牙受益最多。不僅能夠和葡萄牙一起，以“教皇子午線”切割世界，還能夠在歐洲大陸稱霸一時。
在西班牙帝國的鼎盛時期，包括後來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內的“尼德蘭”地區；教皇國以南的意大利半島、北部的米蘭地區，以及西西里島、撒丁島，都是西班牙帝國在歐洲的領地。
截止1700年西班牙失去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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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西歐那些原本在意識形態上受羅馬教廷節制的國家和地區，勢必會心理失衡，並藉助宗教改革之機擺脫教廷的束縛。在同樣兼具大西洋和地中海屬性的法國，新教主要是以“加爾文派”的形式傳播。
然而在經歷一系列宗教戰爭後，法蘭西最終還是選擇了以天主教立國。這一選擇的底層邏輯在於，羅馬教廷畢竟還擁有著豐富的地緣遺產。以體量和位置來說，法國爭奪這筆遺產要更為的有利。如果就此放棄天主教的話，等於將這筆遺產拱手讓給了西班牙，而這是法國所不願意捨棄的。
在德意志，情況變得更為的複雜。簡單點說，北部的低地區成為了“路德派”的基本盤，而南部與意大利接壤的高地區，則仍然留在了天主教世界。造成這一局面原因在於，當時的德意志還處在邦國林立的大分裂時期，並沒有能夠象加強中央集權的法國那樣，從整體角度做出單一意識形態選擇。
不過後來的情況大家也看到了，憑藉以“德意志”為標籤的民族主義，德國最終還是走上了統一和崛起之路。這也證明了，宗教只是意識形態的一種並不是全部。特別是在科技和工業讓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質的提升之後，宗教在意識形態層面所能發揮的空間被大大壓縮，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主義”。
同樣的分裂情況也出現在尼德蘭地區。在荷蘭南部和比利時、盧森堡地區，天主教徒佔據了優勢。而在荷蘭北部的沿海地區，以加爾文派為主的新教教徒，則成為了荷蘭崛起的推動者。
不過就像之前稱霸地中海的威尼斯一樣，荷蘭能夠以如此狹小的國土成長為“海上馬車伕”，取決於其濃厚的商業基因。至於宗教，無論在荷蘭人還是威尼斯人更多是當成一件純粹的工具。假如你今天去調查荷蘭人的信仰，會有超過一半的人告訴你，他們並沒有宗教信仰。
另一個整體進入新教世界的板塊，是環波羅的海的北歐四國（包括丹麥、瑞典、挪威和荷蘭），以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這兩個波羅的海國家。至於波羅的海國家中的另一個成員立陶宛，則與當時和其組成聯邦的波蘭一起，留在了天主教世界。受德國北部低地區的影響，環波羅的海新教區的主要信仰，也是由德國人“馬丁.路德”所創立的“路德宗”。
接下來，終於到了我們這部分內容的主角——英國。在結束“英法百年戰爭”（1337年 - 1453年），並徹底放棄在歐洲大陸的領地後，英國如果還想有所作為，希望只能在海外。
很顯然，教廷將世界交由西、葡兩國分割的做法，並不可能讓英國獲益。而從地理位置來說，大西洋離島屬性的英國，又沒有辦法像法國那樣去爭奪在羅馬教廷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與天主教世界進行切割，轉而投入新教運動中，成為了英國崛起的必然選擇。
然而在具體的選擇上，英國又是矛盾的。這是因為，出於擺脫羅馬教廷束縛的需求，無論是路德派還是加爾文派，都展現出強烈的“去中心化”傾向。雖然英國基於歷史原因，一直沒有辦法進入中央集權模式，但這並不代表王室不希望權力向自身集中。事實上，正是因為作為統一紐帶的王權已然弱化，英國才不希望在意識形態上，再出現“去中心化”現象。
有鑑於此，英國在這次宗教改革中所展現的特點，更接近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時，拜占庭帝國之於東正教的做法。一方面，保持舊有宗教中的祭祀體系及儀式；另一方面，則通過控制對主教的最終任命權，將神權置於王權之下。
亨利八世<1491~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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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這次不徹底宗教改革，直接造就了基督新教三大派系中的“英國國教”。從英國的國家需求來說，這應該是最合適的選擇。以對權力結構的認知來說，基督教新教諸教派都認為，世俗的權力應該高於宗教權力，宗教應該是服務於人的（而不是像天主教那樣，將神權置於人權之上）。
但以這次宗教改革的初衷來看的話，這個最高權力應該歸屬於個人，而非是如英國那樣曲解為王權。在整個宗教改革強烈的“去中心化”思潮影響下，並非所有英國人都對這種折衷式的選擇感到滿意。這部分希望英國國教進一步改革，以徹底和“舊教”遺產劃清界線的英國人，就是後來將“英美文明”升至2.0版的“清教徒”。
清教徒們在最初的信仰上可以歸類為“加爾文派”。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群希望以“加爾文派”信仰，來對英國進行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徒。共同的信仰使得英國的清教徒與荷蘭關係良好。在遭遇政府迫害之時，很多有分離傾向的英國清教徒，被迫逃往了宗教政策寬鬆的荷蘭。
乘坐五月花號前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之前就曾經在荷蘭做過難民。問題在於，大多數清教徒還是希望能夠從“英國國教”內部進行改革，而不是單純的分裂為新的教派。這種夾雜了國家和民族意識的思考方式，使得我們不能簡單的將“清教”歸類為上述兩個教派的分支。
英國在北美的殖民，以及不用意識形態設限的移民政策，讓不滿足於英國宗教改革的“清教徒”們，找到了在一個全新土地上實踐自身理想的方向。在英國允許“新格蘭地區”自治的情況下，清教徒們與英國之間的矛盾得以調和。前者開始憑藉自身努力，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以飽滿的宗教熱情拓荒；後者則藉助前者的努力，實現了國家的擴張，並得以壓倒與之進行地緣政治博弈的法國。
瞭解上述歷史之後，我們可以對所謂“清教精神”做一個粗線條的總結。
首先，清教徒們共同且堅定的信仰，是他們之間能夠形成合力基礎；其次，基於清教的“去中心化思維”，清教徒們的確更強調個人主義。但這並不代表清教徒漠視集體思維的作用，他們所反感的只是一個更強調管理權的“大政府”；第三，即使不願意受傳統管理型政府的約束，擁有共同價值觀的清教徒們，總歸還是要找到一個自我管理和組織的模式。這個模式即不能與信仰發生衝突，又不至於產生威權，還要能行之有效。
將商業精神與宗教信仰結合，是清教徒們達成上述平衡的有效做法。具體來說，清教徒們認為讓上帝顯得偉大的最好做法，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清修，而是去用各種辦法“理性的賺錢”。這些賺來的錢，除了讓自己變得更幸福以外，最終還是會回饋於社會，以形成良性循環。
這種積極入世的務實做法，尤其是對工商業所持的積極態度與荷蘭人頗為相似。這也是為什麼，清教徒與荷蘭人被認為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兩大推手。
清教精神在對待工商業時所秉持的積極態度，使得後來的美國有機會成為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但就此認為美國或者說清教精神，只是一種商業精神那就有失偏頗了。
清教徒們堅定的宗教信仰，使之在對待家庭和土地的問題上，更加的迴歸聖經的本質。與大多數宗教一樣，基督教的教義對於生育是持鼓勵態度，並且清楚土地是人類生存和物質產生的基礎。換句話說，在利用商業等一些機會創造物質的同時，清教徒們在繁衍人口和農業開拓的問題上，同樣足夠努力。
與更突顯商業基因，喜歡通過控制物流而獲取最大商業利益的荷蘭人相比，清教徒們的這些綜合屬性，顯然更有利於建立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這些特質不僅幫助那兩萬名清教徒在“新英格蘭”地區站穩腳跟，並在人口上逐漸壓倒有國家力量支撐的南部殖民地，及相鄰的“新法蘭西”，更為後來的美國注入了文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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