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飛鳥盡弓箭藏”這般道理，似乎紮根在了民間思維中。韓信被殺，冤嗎？聽李世民給你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現在的問題是：韓信有反心嗎？從目前史料上來看，韓信最多算“有反心，沒反膽”。證據就是韓信在平定了齊國後，給劉邦寫了封信：如今我雖打下了齊國，但這裡卻是人心惶惶，而且齊國反覆無常，緊鄰著楚國，所以我推薦我自己代理齊王，替你守著這塊地盤，這樣對以後的發展有利。
結果當時劉邦就不高興，來了句：胯下夫，安敢稱王？一旁的張良偷偷踢了他一腳，劉邦立刻改嘴：“說得太有道理了，大丈夫要當就當真王，做什麼假王？”所以劉邦封韓信為齊王。
隨後，韓信帶兵直撲項羽的楚國，項羽也意識到了韓信的威脅，便想招降，被拒絕後，蒯通親自出馬，卻不直接勸說韓信，而是用相術說事，意思就是說，你韓信是老闆的命，怎麼還給劉邦打工？而且如今你功高蓋主，這樣下去一旦項羽失敗，你也遲早會被劉邦幹掉，不如你反了算了，從此三分天下。
但韓信思考再三後依然拒絕，滅掉楚國，讓劉邦當上了皇帝。但哪知，劉邦最終真就找藉口殺掉了韓信，以至於韓信臨死前大呼：恨不聽蒯通之言。
參看這段史料，韓信有反心嗎？應該是有的，不然為何他索要齊王封號？為何又臨死前悔恨？其實就是恨自己沒有反叛劉邦的膽量。但無論怎樣，結果證明一切，由於韓信的確被冤殺，故而劉邦在民間的名聲是相當不好，幾乎難以抬頭。
但歷史上的許多事情，其實都不可用對或錯，好和壞，這種非黑即白的標準來評定。同樣是劉邦殺韓信，被“定案”了800多年後，唐太宗李世民卻發表出了另一番言論，給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對劉邦表示出了“懂你”的意思和給予支持！
事情要從尉遲恭說起。皆知尉遲恭對於李世民來言，那堪稱是定海神針，玄武門之變時，若沒有尉遲恭，李世民能否幹掉李建成、李元吉，威逼老爸李淵去當太上皇，都是未知數。所以尉遲恭持此擁主大功，就開始飛揚跋扈起來了。
在一次宴席上，只因自己的坐席位於靠後，便當著李世民的面揍了皇親李道宗，一拳下去差點打瞎李道宗的眼。當時氣得李世民抖袖子便走了。幾天後，李世民就把尉遲恭叫來了，一番閒聊後，話題就轉入韓信身上了。
李世民道：“最近我常常讀《漢書》，越看越覺得劉邦太難了，其實他是一門心思的想保留那些開國元勳，之所以最終發展到了殺韓信等人，完全是事出有因，因為這些人憑藉功高，總是不斷的觸犯法度。這不是劉邦的過錯，而是治國就應法度嚴明，獎罰分明。不然如何治理國家？所以做臣子的要從韓信身上吸取教訓，務必嚴格要求自己。別事到臨頭了才追悔莫及。”
李世民借韓信被殺這事的一番話，立刻嚇得尉遲恭向李世民磕頭認錯。同樣的一件事，為何在李世民眼中，就有了這種全新的解釋？裡面除了規勸尉遲恭外，其實還藏著兩個道理。
其一、高度決定視野。李世民和劉邦都是皇帝，也都堪稱是明君，所處的高度就決定了其視野絕非僅看到眼前。比如，劉邦殺韓信，是發生在劉邦的晚年。此刻對劉邦來言，漢帝國的傳承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大事。而韓信這樣的開國元勳，顯然劉邦的後代，是沒辦法駕馭的。劉邦在，韓信不反，若劉邦不在了呢？誰又能保證韓信？
其二、身份決定言行。皇帝跟皇帝之間，屬於同一個朋友圈，是最有身份的人，這些人的言行，絕對比咱尋常百姓要深刻或銳利。比如劉邦在得知韓信求封王時的第一反應，就相當銳利，因為一葉知秋，所以明白韓信這是一種試探。即，我這麼大功勞了，你劉邦咋表示啊？而李世民卻上升到了一種深刻，即，拿此事敲打尉遲恭，以理服人。效果卻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需要。而民間的看法卻沒有這麼多顧及，只一句話，飛鳥盡弓箭藏，看看人家張良……完全是一種明哲保身的味道。
所以，韓信被殺到底冤不冤，也便形成了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不過這卻恰好形成了必要的互補關係。民間的明哲保身（生存慾望）和帝王的需要（統治手段），正好互相借鑑和互相作用，因而達到一種平衡，只要不被打破，便能雙方都安然。
高度決定視野，身在帝王家必謀帝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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