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官員可以領取的正式俸祿較低。一品官員，每年也只有180兩白銀的俸祿。靠著俸祿銀子，高級官員尚且可以勉強度日，而低級官員每年數十兩銀子，除了家庭開支，又有官場往來，往往是不夠的。官
員們又不甘於寒酸貧賤的生活，便利用手中權柄，大肆貪墨。朝廷又沒有很好的監督措施。
順治、康熙時期，上到中樞內閣，下到州府郡縣，很多手中握有權力的人，都想著撈一把銀子。即便是縣衙裡的衙役，也以“舟船費”“取保費”“取保費”等，變相勒索。
官場腐敗，社會風氣渾濁。民間會稱讚那些靠貪汙發家致富的官員，嘲諷那些清廉守節，卻貧寒度日的官員。告誡子孫，當官要撈錢，不要苦清廉。雍正繼位後，感到官場腐敗對清朝統治的危機，便開始鐵腕治貪，重手除腐。
他開始清查各地賬冊，抓捕貪官，補充新人，同時完善對官員的監察制度。官員的監察，主要分為對京官有三年一次的“京察”，對地方官是三年一次的“大計”。
考核時，有一套相應的標準。如果沒有通過這些標準，對於官員將來的仕途，乃至退休後的待遇，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但是，雍正的嚴厲除貪，並沒有太大改變官員的含金量。官員仍是一個穩定的工作，可以享受職權帶來的種種特權。
除了官服、官帽，官員出行時，還可以使用規格更高的轎子，級別更高的官員，出行時還會有專門的衙役開道。而且，官員依然可以享受終身待遇。即便退休後，也可以領取退休俸祿，得到特殊照顧。
雍正為了盡力杜絕官員貪腐，又為京官中各部堂官，增加雙倍俸祿。地方官中則發放養廉銀。養廉銀的數額，根據各地情況而定。一般可以達到原本規定俸祿的數十倍，乃至上百倍。所以，當時想當官，靠科舉、買官、或者接受他人保舉的，依然大有人在。
不過，雍正對官員的嚴格考核，也並非完全沒有影響。雍正對官員進行嚴厲整飭後，很多官員，都不願意外調。即便有養廉銀的誘惑，很多官員還是不願意到地方任職。
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清朝初期，地方官跟京官，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因為它們之間俸祿待遇相差不大，京官靠近中樞，地方官則是山高皇帝遠，可以大展手腳，各有好處。對於皇帝來說，都是一樣重要。皇帝需要官員協助自己治理天下。
這種轉變的原因，主要是地方任職，難度太大。雍正皇帝的考核，又非常嚴厲。雍正年間，朝廷將地方按照治理的難易程度，分為“衝繁疲難”四種情況。這四種情況，分別的劃分標準是“一地當孔道者為衝，一政務紛紜者為繁，一賦多逋欠者為疲，一民刁俗悍命盜案多者為難。”
難度越高，地方官需要面臨的地方民情便越複雜，也更容易出錯。而在雍正朝對官員的嚴格考核下，一旦出錯，便可能累計官員終生。
可能受到革職查辦，降職等懲罰。如果得到這樣的處理結果，官員基本不會再得到退休待遇。雍正時期，福建省曾清理省內糧倉虧空問題，一查之下，50多名官員被懲處，僅有10多名官員免受懲罰。
當然，雍正也考慮到地方官治理的難度，所以也有一些其他措施。比如進行培訓歷練。當時知縣上任前，會到中樞部院衙門掛職“額外主事”，熟悉政務。因為知縣所處理的，主要是刑名錢穀的事務，在部院歷練，會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對於那些考核評價一般的地方官員，雍正也並沒有直接罷黜他們，還是會給他們一些機會，把他們調到中樞部院歷練考察。
《清實錄》記載，雍正曾對江西高安縣知縣鄭勳評價：“人平常，著以主事試用。”四品以上地方官的任免，都需要皇帝親自批閱。
雍正也會自己接見這些中下級別的地方官員。根據雍正引進文官履歷的9500多件檔案記載，被雍正接見的，主要是道員、知府以下的中下級地方官和候補沒有任職的官員。
這樣可以更好地瞭解地方情況。即便有其他措施，對於地方官來說，到地方任職，還是風險太大。
他們需要應對各地不同的民情。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難處。富裕的州府，容易有豪強富戶。貧窮的地方，也有自己許多困境。一旦考核不合格，便可能葬送仕途。
雍正年間，官員還是大多不敢在地方久任，害怕承擔責任。而京官的事務不多，可以避免受到懲罰。不過，到雍正去世，乾隆繼位後，對官員的懲罰力度減輕，再加上養廉銀的完善，官員又重新願意到地方任職，甚至到乾隆年間出現不願擔任京官的情況，那又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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