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 為黨為國——記關嚮應革命的傳奇人生
關嚮應是中國共產黨傑出的無產階級戰士、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和軍事指揮者。歷任青島團地委書記、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黨的六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湘鄂西軍委會主席、紅三軍政治委員、紅二方面軍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八路軍一二○師政治委員、冀中軍區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等職。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從學徒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關嚮應，原名關致祥，1904年9月18日出生於遼寧省金縣大關家屯一戶貧苦的滿族家庭。他從小熱愛勞動，同情受剝削壓迫的窮苦人民，特別勤奮好學，成績優異。1920年4月，關嚮應考入大連市連伏臺公學堂讀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日華興業株式會社”做雜工。他目睹日本老闆歧視中國勞工，心中極為不滿，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驅使他寧可失業，決然辭去工職。不久，日偽商會聘請他去一家事務所當書記員，他又毅然拒絕了。後因生活所迫，他來到泰東日報社做學徒工。有一天，報社內有個日本人在就餐時欺侮中國工人，關嚮應義憤填膺，當即組織員工進行鬥爭，迫使這個日本人向受辱工人低頭賠禮道歉。他對工友們說：“我們要團結起來，叫日本人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的！”
1923年冬，共產黨人李震瀛等人到大連進行革命活動，關嚮應積極參加大連革命組織的活動，在李震瀛等人的教育培養下，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受黨組織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關嚮應從蘇聯回國，在上海參加了黨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革命運動。不久關嚮應調任青島團地委書記，當時黨領導的青年團組織遭受嚴重破壞，一度處於停頓狀態。關嚮應受命於危難之時，他面對白色恐怖，毫不畏懼地積極開展工作，很快把團組織恢復發展起來，使全市團支部增加到9個，團員由21人發展到83人，7家紗廠有6家恢復了青年團組織。
大革命失敗後，關嚮應調往武漢做工運工作，他領導武昌一家紗廠工人罷工鬥爭，很快取得了童工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勝利。他曾寫文章對工人階級取得的勝利給予熱情的讚揚，同時指出：“這只是初步的勝利，還需要繼續努力鬥爭。”在武漢期間，共青團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關嚮應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1928年初，關嚮應調回上海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當時上海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一片白色恐怖，年輕的關嚮應冒著生命危險，勤奮為黨團工作，親自刻蠟版、印文件。在黨的革命經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還參加街頭賣報活動。同年6月，關嚮應赴蘇聯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回國後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0年關嚮應調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並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軍事委員會工作。1931年關嚮應又調回上海領導工聯工作，為指導工人鬥爭，他多次發表文章論述工人武裝的重要性。他在《工人武裝問題》一文中，從組織路線，主要任務及鬥爭方式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對當時全國各地工人武裝鬥爭起了推動作用。特別是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鬥爭，給予了及時指導。不久，上海工會組織遭敵破壞，關嚮應被捕入獄。在獄中，他機智地化名李仕真同敵人進行鬥爭，面對敵人的種種酷刑摧殘，他誓死不屈，表現出了共產黨人堅強的革命氣節，後經組織營救出獄。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定，正式組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關嚮應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與中央軍委領導工作。
戰鬥在湘鄂西和長征途中的日日夜夜
1932年1月，關嚮應受黨中央派遣，來到湘鄂西蘇區，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紅三軍政治委員。
面對敵人多路“圍剿”的現實，關嚮應從湘鄂西的實際出發，為增強軍委主席團（原只有他和夏曦、賀龍三人）的領導力量，將段德昌和萬濤兩同志吸收為軍委主席團成員。他沒有按“左”傾中央的意見，把萬濤等幹部一棍子打死，而是堅持了對蘇區地方領導幹部的團結。接著關嚮應在周老嘴主持召開軍委主席團會議，研究部署對敵鬥爭，決定利用雨天、黑夜隱蔽行動，採取襲擊、伏擊、圍點打援的策略，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與人民群眾結合起來，把游擊戰與運動戰結合起來，把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結合起來，並向蘇區軍民發出了“堅決消滅敵人武裝進攻，擴大紅軍，擴大蘇區”的號召。蘇區很快掀起了全民皆兵的反“圍剿”高潮。
在關嚮應、賀龍等軍委領導的指揮下，紅軍不斷殲滅敵人、突破敵人的包圍。但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強令紅三軍與敵人作無休止的強攻硬打，實行陣地戰、消耗戰，否定游擊戰、運動戰。誰不同意他作戰原則，即被指責為“保守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加之他在蘇區內錯誤“肅反”，內耗了紅三軍的戰鬥力，故未能打破敵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迫使紅三軍於1932年9月底退出洪湖根據地，向湘鄂邊實行戰略轉移。
紅三軍在撤退時，關嚮應政委及時召集部隊各級幹部進行動員，他說：“我們是工農武裝，在我們前面沒有走不通的路，越往前走，可能困難會越多，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總會有辦法的。”在行軍途中，由於關嚮應堅持對紅軍指戰員進行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教育，使紅三軍上下團結一致，充滿信心和鬥志。在賀龍、關嚮應的指揮下，紅三軍跋涉鄂豫陝川四省邊界，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行程七千多里，於12月勝利到達湘鄂邊地區。
當時湘鄂邊地區由於遭到國民黨軍隊幾次摧殘及地主豪紳殘酷盤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紅三軍給養也遇到很大困難。關嚮應同戰士們一樣，無論颳風下雨，宿營時鋪上草秸，蓋上多年使用的唯一的一條破毯子。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他想的總是人民群眾。他對戰士們說，我們困難，人民群眾更困難，教育部隊不要擾民，不要拿群眾的一針一線。為解決軍民食糧問題，他在駐地親自動員和組織群眾進行生產自救，並號召部隊利用戰鬥空隙和軍訓之餘，為群眾打草、背炭、挑糞，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同時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鬥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恢復了湘鄂邊蘇維埃政權。
1934年6月1日，紅三軍渡過烏江，進駐黔東沿河縣楓香溪。在賀龍的支持下，關嚮應主持召開了中央分局會議，對夏曦推行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指出部隊沒有根據地作依託是不行的，必須建立若干工作基點，然後由點到面逐步展開。經過關嚮應、賀龍的力爭，分局會議決定建立黔東蘇區和地方武裝，恢復紅三軍各級黨團組織和政治機關，以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經過一段艱苦努力，很快創建了有20萬人口，縱橫200餘里的黔東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24日，紅三軍在黔東印江縣木黃與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會師，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中央決定由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統一指揮二、六軍團。
紅二、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的領導下，為配合中央紅軍長征，由黔東向湘西進發，開闢了湘鄂川黔根據地。經過一年多的艱苦鬥爭和英勇作戰，粉碎了敵軍100個團以上的“圍剿”，共擊斃敵軍1萬餘人，俘敵8千餘人，繳槍1萬餘支，有力支持了中央紅軍長征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鬥爭，部隊本身也在鬥爭中得到鍛鍊和發展。
1935年9月，蔣介石調集130多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新的大規模“圍剿”，11月19日，關嚮應參與指揮紅二、六軍團行動，主動退出根據地，開始長征。1936年6月渡過金沙江、翻越大雪山，於同年7月2日到達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紅二、六軍團奉中央之命，成立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肖克任副總指揮，關嚮應任副政治委員。
為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配合紅一、四方面軍作戰，紅二方面軍在賀龍、任弼時和關嚮應的指揮下，進行了成縣、徽縣、兩當和康縣戰役，一舉殲滅了尾追和堵截紅軍的國民黨軍隊。10月，紅二方面軍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勝利到達甘肅會寧縣將臺堡和紅一方面軍會師。11月，紅二方面軍又配合紅一、四方面軍，進行了山城堡戰鬥，取得了殲滅國民黨胡宗南兩個旅的重大勝利。12月，關嚮應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
同賀龍率八路軍一二○師奔赴抗日前線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師，賀龍任師長、關嚮應任政治委員。8月，關嚮應參加了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的擴大會議。9月，關嚮應、賀龍率領一二○師東渡黃河，挺進山西，點燃了晉西北的抗日烽火。他們在雁門關附近伏擊日軍輜重部隊，摧毀汽車上百輛，首戰告捷，收復了雁門關，切斷了大同至寧武、代縣的鐵路、公路交通，遲滯了日軍向太原的進攻。
1938年春，關嚮應同賀龍一起指揮一二○師粉碎了日軍對晉西北的瘋狂進攻，先後殲敵1500餘人，收復了被日軍侵佔的七座縣城，這一勝利，奠定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基礎。同年11月，日軍對冀中進行大規模“掃蕩”，冀中根據地形勢危急。為了加強冀中對敵鬥爭力量，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關嚮應同賀龍一起，率一二○師主力由嵐縣轉移至河間縣惠伯口地區，同冀中軍區黨政軍領導機關會合，摸清敵情後，立即投入反“掃蕩”戰鬥，一舉殲滅日偽軍1100餘人，沉重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冀中軍民的昂揚鬥志，增強了根據地軍民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信心。為了統一領導冀中軍區部隊作戰行動，中央軍委指示成立冀中軍區總指揮部，關嚮應任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939年4月22日，關嚮應同賀龍一起指揮了河間會戰，經過三晝夜連續作戰，全殲日軍吉田大隊700餘人，取得了平原殲滅戰的勝利。接著在冀中第三縱隊的配合下，接連粉碎了敵人多次進攻，共殲敵4900餘人，進一步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1942年6月，中央軍委在延安設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統一晉西北與陝甘寧兩區的軍事指揮，關嚮應任聯防司令部政治委員。9月，成立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關嚮應任分局書記。
關嚮應在晉綏期間，正確貫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為創建與鞏固晉綏抗日根據地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由於長期的戎馬征戰，廢寢忘食、艱苦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關嚮應積勞成疾，肺、腎等處都出現病灶，身體日漸消瘦，黨中央和毛澤東要他回延安治療。關嚮應在延安養病期間，時刻掛念著前方的戰爭和黨的工作，病情稍有好轉，就到前線去了。但時隔不久，由於工作勞累，舊病復發，還出現了吐血情況，他不得不又回延安治療。
在延安治病期間，他以頑強的毅力同病魔作鬥爭。他說：“我要作最後的掙扎，熬過這個苦痛，我還要為黨工作十年二十年，即使身體壞了，不能做軍事工作，還可從事別的工作。”關嚮應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左手浮腫了，動彈不得。他依然樂觀地說：“把左手鋸掉了，還有右手，一隻手照樣能為黨工作。”醫生要他靜心養病，不要去想工作的事。他說：“二十幾年的政治工作，使我養成習慣，只要問題讓我知道了，總想馬上解決。”
1945年1月，關嚮應病情再次加重，一連幾次嘔吐不停，不能進食，他知道病情很危急了，就對醫生說：“告訴我，還能支持多久？我並不怕死，主要是給我一個時間，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幾天後，中央領導同志到醫院看望他，他像見到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說個沒完沒了，醫生怕加重病情，勸他少說話，但他堅持要把話說完。幾天後，關嚮應病情有所好轉，他高興地對同住院的張浩同志說：“很好，沒有弄得我措手不及。”說完，便同張浩一同研究總結黨內鬥爭的教訓，提出要為受王明“左”傾路線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醫生跑來勸他休息，說：“你的任務是好好養病，不要工作了。”他動情地說：“母親留戀她的兒子，農民留戀他的土地，一個共產黨人留戀的是革命事業。如果糊里糊塗地死了，沒有辦完的事來不及交代，那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了。”
1945年4月24日，關嚮應的病情再一次惡化，他在彌留之際遺囑全黨：“我謹向黨的領袖、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謹向同志們緊握告別之手，切望全黨同志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奮鬥前進，全黨全軍要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黨中央周圍，相信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1946年7月21日，關嚮應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關嚮應同志的逝世，全黨全軍極為悲痛。賀龍在關嚮應的追悼會上泣不成聲，任弼時在致悼詞中說：“關嚮應同志對於建黨建軍有很大的功績，當湘鄂西紅軍在國民黨反動派‘圍剿’下，被迫退出時，由於他和賀龍同志的正確領導，得以保存了紅軍的實力。在抗日中一二○師的發展和晉綏解放區的創立，也是他的功勞。他服從黨的紀律，維護黨內團結，病中也常諄諄告誡大家，只要我們時刻團結在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周圍，黨的事業一定會得到勝利……”，朱德總司令在關嚮應墓前講話說：“關嚮應同志生前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場上、在獄中，都表現出了英勇堅決的布爾什維克品質。”他號召全黨全軍學習關嚮應同志犧牲個人的優良品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毛澤東主席為關嚮應題寫了“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輓聯。這些感人肺腑的講話、輓詞，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黨領導的軍隊和人民對關嚮應的高度評價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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