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程小紅（方塘傳媒《鄉愁裡的中國》主編）
“粵劇也是受了批評之後奮鬥出來的……崑曲是江南蘭花，粵劇是南國紅豆，都應受到重視。”周恩來總理在1956年的文化部和中國戲劇家協會座談會上如是說，使得粵劇從此有了“南國紅豆”的美稱。但這紅豆並非如王維那“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般愜意自然，而是在跌宕起伏中頑強生長。
01.博採眾長自成一家
粵劇到底興起於何時，眾專家看法不一，但得到普遍認同的是，促使廣東本地戲曲興起的，是在明代戈陽腔和崑腔傳入之後。
早在宋代末年戰亂之時，大量民眾從北向南遷徙而來，為珠三角地區帶來了極為豐富的民間娛樂形式。及至明成化時期，夜夜笙歌的戲曲一度過於興盛，以致招來新會知府的“限娛令”：“今不分上中下戶，子弟須令有業，非士則農，勿事戲劇，違者鄉老糾之。”
但限是限不住的，戲劇的魅力早已深入人心。本地人也早就耳濡目染，學會了咿呀吟唱，一個新的劇種就這樣紮了根，發了芽。
到明末，在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的珠三角，不僅有外來戲班的“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在廣州和佛山地區還出現了由本地人組成的戲班在爭妍鬥豔。他們的唱腔唱詞不同於其他戲曲，在加入了本地方言，本地歌謠小曲之後，還出現了本地的文人為其專門寫作的本土劇本，這種完完全全的土產的唱腔當時被稱為“廣腔”。
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得廣州成為中國對外的唯一通商口岸。全國的商人不論販賣茶葉、菸草、瓷器，還是絲綢、首飾和香料，紛紛向廣州奔襲而來，一時人歡馬叫。隨著南來北往“外江佬”的彙集，他們的鄉愁之音“外江班”也不遠千里趕赴相約。
剛具雛形、弱小而土俗的“本地班”，一時原形畢露，處處遭遇來自“外江班”精緻唱腔和精湛表演的強勢碾壓。城內“外江班”夜夜笙歌唱不完，城外“本地班”卻只能在漆成硃紅的木船——紅船上沿著河網四處穿梭。但走入廣袤農村確實大有可為，他們在那狹窄簡陋的紅船裡奮發圖強，上船住宿，下船演戲。轉移時不忘抓緊練功，還一方面積極汲取郊區特有的底層生活豐富自身題材，吸收民間歌謠、小調等易語而歌，形成擅長武打戲，喜歡用大鑼大鼓營造熱烈氛圍的特色；另一方面還不斷吸收“外江班”的劇目、聲腔、表演，在唱、做、念、打、舞等方面都積澱了豐富的表演技能，在摸索中逐漸形成粵劇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本土特色。
羽翼漸豐的“本地班”漸漸能與“外江班”一爭高下，不斷進入省城表演，承接著城中官宴和賽神的演出。於是在“本地班”日益壯大，表演日趨成熟的同時，“外江班”也漸次退席。
但好景不長，在紅船子弟李文茂揭竿起義加入天地會一路南征北戰爾又失敗之後，清廷遷怒於廣東梨園，下令解散粵班，禁演粵劇，屠殺藝人，死傷無數，血流成河，慘不忍睹。
十幾年後，正當粵劇快要人才凋零、絃斷音絕之時，深感延續粵劇命脈之責任重大的粵劇藝人華保叔和藍桂叔，在廣州創辦了粵劇科班“慶上元”童子班，培育出了許多粵劇的俊彥之材，帶領全行粵劇藝人經十年艱苦籌備建起行業會館——八和會館的名伶鄺新華就是其中之一。建設會館的十年磨一劍，其行業發展之艱難可見一斑，而他們內部之團結也尤為人所稱道。
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由於軍閥混戰，四鄉匪盜橫行，使得流動在鄉間的本地班再一次飽受摧殘，他們開始農村包圍城市，逐步從紅船走向當時廣州、香港等有戲院的城市演出，形成了後來實力頗強的“港省大班”。戲班的安定和城市的發展使得一批批戲院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標誌著粵劇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為求新生，粵劇不斷變革。那些為了在廟臺、草臺、戲棚這些空曠地帶演出時，能達到好的觀演效果而形成的火爆激烈、質樸、粗曠的風格，正一步步向著戲院那精巧、華麗的色彩轉變。大鑼大鼓的聲音降了，演唱的調門低了，武打的動作小了，表演的身段也婉約了。並再一次以其海納百川的胸懷兼容幷蓄，不斷吸收、借鑑和學習戲院裡的其他藝術形式為己所用，形成豐富、多彩、全面的程式特點。
但與此同時，有聲電影也開始悄悄進入民眾的視野。新事物的興起，總是容易吸引大眾的眼球，況且電影的票價更低，看完一部劇所需時間更短，可看題材也更多樣，使得粵劇剛大張旗鼓準備大幹一場，便就全線告急。
此一時彼一時，雖然粵劇還想通過自身變革來重回舞臺，但是已於事無補。好在這時粵語電影急需各色人才，個個身懷絕技，有著強大實力的粵劇藝人，紛紛開始轉型，積極擁抱電影，成為粵劇和電影的兩棲明星。有些甚至直接將粵劇改編搬上熒屏，形成了良好的“影劇互動”，從而“曲線救國”。其中粵劇界“萬能泰斗”、“一代宗師”薛覺先無疑是其中的翹楚。他不僅技藝全面，戲路寬廣，一生主演過五百多出戲，還主演了36部電影，由他首本戲改編拍成電影的就多達21部。
（圖：薛覺先）
一個行業的興起從來沒有“容易”二字，不是受到各行各業的衝擊，就是無端遭遇打壓。不知經過多少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粵劇這一藝術燦爛如花。當然，頑強的不僅是粵劇，更是創造粵劇的人。
02.俠肝義膽遍名憐
什麼表現形式接地氣，就用什麼形式大作宣傳，這是亙古不變的玩法。辛亥革命前後，粵劇為響應戲劇雜誌《二十世紀大舞臺》提倡的用有利於反清革命的戲劇來喚醒國民，激勵士氣，其覺悟較早而社會責任感強烈的藝人編劇，為儘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開始紛紛編演新劇抨擊封建制度、支持民主革命。粵劇藝人對於揭露貪官汙吏的腐敗和剝削階級的罪惡，不遺餘力。民眾聽來也異常受鼓舞，於是給他們取名“志士班”。
在“志士班”中間後來還有不少滿腔熱血之人參加了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如莫紀彭、李文甫等人，而李文甫不幸在起義中壯烈犧牲，成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這些為革命勇於獻身的英雄感動了當時無數粵劇界人士。他們紛紛拿起筆謳歌這些令人欽佩的志士，編寫了《徐錫麟刺恩銘》、《溫生才打孚琦》等反映現實革命鬥爭的新戲，廣為流傳。
（圖：李文甫）
而那些沒有參與武裝只在背後默默做募捐工作的人的貢獻也不容小覷，例如粵劇小生李是男。在加入同盟會後他不僅賣掉了父親的鞋店解決了廣東新軍起義失敗之後逃難急需的經費，還在擔任中國同盟會舊金山分會會長時，不忘本業地成立了粵劇“新舞臺劇團”，親自出演小生，為革命的勝利籌集了不少餉糧。辛亥革命成功之後，他便回到廣州出任總統秘書。
（圖：李是男）
中華民國相對安定了些許年之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粵劇藝人除了養家餬口，還不忘為前線將士義演籌款，為國盡力。
粵劇小武關德興在鐵蹄下輾轉廣東、廣西為抗日救亡頻頻舉行義演，在廣西組建了“運動委員會戲劇宣傳團”，在香港組建了“香港各界粵劇救亡服務團”，並用所籌集的經費為軍隊購得飛機數架，一時傳為全民佳話。1996年關德興病重時曾說“自問我一生之中，最有意義的事是抗日救亡，身為炎黃子孫，絕不可以看到自己國家的滅亡。生命多姿多彩，自問不枉此生。”
（圖：關德興）
抗日戰爭時期，國內的粵劇藝人一馬當先參與戰鬥，國外的粵劇藝人也沒置身事外。他們上街遊行、集會、演講，並在華埠挨家挨戶獻唱，募捐義演；各界華僑們也組織起抵制日貨的大巡行，紛紛開展籌集善款，賑濟災民的愛國行動，以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形成著名的“一碗飯”運動。
中國人民的抗戰持續了八年，粵劇梨園的抗戰也堅持了八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下，粵劇的輝煌一時無兩，人才輩出，唱腔醉人，出現了紅線女的“紅腔”，羅家寶的“蝦腔”，陳笑風的“風腔”，陳小漢的“B腔”，等等。目前，粵劇所傳承、創作的劇目，有資料可查的就多達1.3萬多個。這筆寶貴的藝術財富，在 2009年9月30日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粵劇早已融入嶺南文化的血脈，使得這方水土更加絢麗多彩。1990年，首屆羊城國際粵劇節在廣州舉行，除了1996年第二屆因故推遲了兩年舉行外，每隔四年舉辦一次，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被外界稱之為“粵劇奧運會”。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將如期舉行第八屆，到時海內外八和子弟歡聚一堂，高手如雲，擺開架勢，同臺獻藝，可以想象，那該是怎樣一番熱鬧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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