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之母生前事再揭開 學者王賡武回憶黃逸梵
旅居本地的歷史學者王賡武教授，當年在倫敦與張愛玲母親黃逸梵匆匆一別，竟成永訣！
他受訪時不認為自己是黃逸梵晚年最後的人證。在他成長的歲月裡，黃逸梵是時常拜訪他父母的長輩，他更不知道她有個大名鼎鼎的作家女兒。
王教授一家與張愛玲母女再次連上，是從一封書信開始……
張愛玲母親黃逸梵（原名黃素瓊）晚年在倫敦的第二位人證出現了。他就是旅居獅城的歷史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前主席王賡武教授。
王賡武的父母當年通過邢廣生與黃逸梵結識，因此，王賡武在50年代與黃逸梵有數面之緣。（檔案照）
這意想不到的發現來自黃逸梵生前寫給吉隆坡密友，現年94歲的教育家邢廣生的最後一封信。2月22日《早報現在》刊出《傳奇的傳奇》，報道邢在1948年，吉隆坡坤成女中教書時和教手工的黃成為忘年之交。不到一年，黃逸梵赴英長住，與邢魚雁往來10年。邢廣生在檳城受訪時提供五封兩人的書信，道出黃逸梵在倫敦最後一年的秘辛。
黃逸梵1957年10月11日患癌去世，在她8月29日寫給邢的最後一封信裡，當年26歲的王賡武登場了，為黃逸梵最後的人生染上一抹傳奇色彩：“王宓文的少爺上星期三趕來看我，送了一件棉被、一件皮大衣，還有一瓶麻油給我。他們八月二十三號已經下船了。本來王太太答應送我中國鍋那些東西的，不想他們卻送了這種東西來，我又用不著。不過人快死了，中國鍋等東西也是沒有大用處了。”
王賡武（中）與妻子林娉婷（左）1950年代在英國與黃逸梵有數面之緣。他們日前在本地與黃逸梵晚年密友邢廣生（右）聚首。（戴柔星攝）
王賡武（88歲）父母與黃逸梵在倫敦素有來往。1957年，王夫婦回馬來亞已一年，但仍關心著黃逸梵，囑王賡武在異鄉給病重的黃逸梵送暖，看得出王家對黃有情有義。1957年8月，王賡武在英國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後，正準備和太太林娉婷與孩子乘船回返馬來亞。他在上船前遵照母親的吩咐給黃逸梵送東西去。王教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辦公室受訪時說：“我的母親很同情黃逸梵晚年的處境，寫信來囑咐我家裡有什麼她適用的就給她送去。我們那時已將行李打包好，就從打算留下的物件中選了棉被、我太太的皮草大衣和一瓶麻油給她送去。皮草大衣是我岳母給我太太的，我們回馬來亞後也用不到了，把它送給她。家裡還有一瓶麻油，就順便帶過去。我們那時住在倫敦Shepherd's Bush一帶，離黃逸梵寄住的漢默史密斯（Hammersmith）很近，獨自前往，匆匆送去，對她最後一面未留下特別的印象，當時都不知道她病重。”王賡武一家三口在8月23日搭船返馬，那匆匆一別便是他見到黃逸梵的最後一面。
王賡武認為，嚴格來說，他並非黃逸梵晚年最後的人證。在他眼裡，黃逸梵是一位常來拜訪他父母的長輩，與他並無關係，真正與她有交情的是他的父母。
在倫敦父母家見過黃逸梵
1955至1956年，他的父母到倫敦住了一年，不是“陪讀”，而是當聯邦總視學官的父親王宓文退休後在研究文字學：“父親看中了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有著豐富的藏書，對他的學問有幫助才來倫敦。我年輕時在吉隆坡常見到邢廣生，她跟我的母親十分談得來，交情很好。1958年，坤成女中一位老師病了，我父親還去代課幾個月。黃逸梵是我父母到倫敦後，透過邢廣生介紹才認識的朋友。那時，父母租下倫敦維多利亞火車站附近的公寓，我隨獲獎學金深造的妻子住在劍橋，到倫敦父母家探望時見過黃逸梵五六次。”
王賡武父母王宓文與丁儼，攝於1950年代。（王賡武提供）
事隔60幾年，王賡武對黃逸梵的面容沒留下太多印象，只記得她是一位“瘦瘦小小，不怎麼高大”的老太太。大人在飯桌上說話，晚輩王賡武就靜靜旁聽，也很少直接跟黃逸梵說話。他記得黃逸梵總是坐著說話，因此也沒見過邢廣生所說的，令她走路不好看的小腳。
王賡武說：“坦白說，我當時不知道她是張愛玲的母親。我母親也沒跟我談到這個事情。畢竟那個時候我還沒看過張愛玲的書。50年代，我身邊知道張愛玲的人不多。我是在60年代看了夏志清由耶魯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他將張愛玲評為當今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才注意到她的小說。我研究的是學術不是文學，所以之前跟我講黃逸梵是張愛玲的母親，我大概也聽不進去。”
王母回憶錄留下相知記錄
王賡武去年出版的首本回憶錄《非吾家》（Home is not Here）裡，提到他母親丁儼在1993年去世後留給他一疊用鋼筆小楷書寫、記載她從1930年代到1980年“半世紀的回憶錄”——《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他節選了數頁譯成英文，收錄在書裡，透過母親的聲音敘述他還未降臨人世，以及當他年紀尚小時的家事。王賡武寫道：“母親說，她的人生有好多的事要跟我講。但我們母子從沒機會好好坐下讓她對我細說從頭。我帶著憂傷的心情讀著她寫給我的回憶錄。我因無法面對面傾聽她的故事，而錯過了她人生許多的片段。”
王賡武透露，母親雖與黃逸梵相識僅一年，但回憶錄裡有留下她倆相知的記錄。訪談後，記者電郵要求看看那段有關黃逸梵的記錄，兩個星期後，王賡武寄來兩頁稿紙的圖像，這原本不讓外人過目的私家筆錄，顯現在手機屏幕上，變成黃逸梵倫敦晚年活生生的物證，讓記者震撼得說不出話來，在徵求他的同意後在這篇報道里引述這段文字。
王賡武教授的母親丁儼留給他的《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裡有關於黃逸梵的記錄。（王賡武提供）
丁儼用半文言書寫，她端麗的鋼筆小楷像工整的鉛字，印刻在時間的軌道上，循著她的字跡，讓我們頃刻間穿越到1950年代的倫敦：
“住定不久我等拜訪一位黃女士。本素未謀面，經邢女士用書面介紹而認識。以昔時眼光觀之，兩家均甚顯赫。渠祖父系水師提督，其夫為李鴻章之外孫，張伯倫（張佩綸）之子，結婚時均甚年輕，生子女各一。其夫乃一花花公子，夫婦感情不甚融洽。適其夫妹欲赴英求學，渠願同往作陪，在英約有兩年，雖羨慕西方文化，惜未學一技之長，回國後即要求離婚。在民國初年風氣尚未開，而兩人均系臣家子女，一經提出令人以為奇聞，故經三年訴訟始能如願，子女由其夫教養。俟上海戰事發生即往外逃，其他經過未談，以後再到英國。多年來將積蓄用盡，為生活計學制大衣成一勞工，每週所得七英鎊餘，可以自給。因我等時有往來，在隨便談話中得悉一切。汝等回馬時擬將所餘各物送渠應用，不料渠因病已赴鄉間友人家住，汝居然按址前往拜訪，使渠甚為感動，以後始知張愛玲小說家即其愛女，因經濟不寬，多年來母女未能見面，如此遭遇令人十分同情，聞不久即已謝世，此一動人故事亦已告終也。”（備註：“渠”即是“他”和“她”，“汝”是“你”，標點符號為記者所加。）
捉襟見肘變賣古董
邢廣生說，黃逸梵晚年在倫敦的歲月很窮很苦，從她們的書信得知邢還曾寄20英鎊給她。具體有多苦，我們從丁儼透露她一週只賺七英鎊才一目瞭然。王母記錄，她與王父“抵英時已近九月下旬，住上次在英時所住之公寓。已談妥常住每週房租連早餐打掃在內計共五英鎊。房間不大，略有傢俱大床一桌椅各一，將衣箱零碎東西放下則地方所餘無多……”一間小房間的租金都要五英鎊了，黃逸梵每週的七英鎊扣除她位於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公寓租金和伙食，所剩無幾。僅管如此，她在1957年3月6日尚未患病前寫給邢廣生的信仍看出她人生飛揚的一面。
當時61歲的她仍自食其力，打工維生，不但不覺卑微，還有一腔義無反顧的熱血，“做工多是一點不對立刻就不做，另換一家。”這“老孃不高興就不幹”的打工和人生態度很符合讀者心目中把自由擺第一的黃逸梵。她在信裡提到開咖啡館的夢想，但一週才賺七英鎊，開“中國cafe”的資本從何來？《張愛玲與賴雅》作者司馬新說，“她主要的收入來源是靠變賣她從中國帶出來的幾口衣箱中的古董。”但帶在身邊的古董在英國極難找到門路銷售出去，唯有靠閨蜜在南洋和香港代尋買家。
黃逸梵在1957年3月6日和8月29日臨死前寫給邢廣生的信都請她幫忙找人買下她的舊書，其中包括一套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4週年時創刊，1936年停刊，共出了510期的絕版《故宮週刊》。信寫週刊：“二次大戰版都燒了……可以賣得很高的價錢。”此外，她手上值錢的舊書還包括《鳩衣圖》和用“中國紙印的”彈詞小說《夢影緣》等。“自傲”、“任性”字句背後藏著經濟上真實的憂慮——黃逸梵在倫敦無親無故，必須自力更生，手一停，房租、三餐就沒著落了。
王賡武雖自認是不深刻的人證，但他對母親人生的瞭解，讓他能補充和註解母親的記錄，使母親也成了有力的“人證”，加入這有關於黃逸梵的對話。
王母憐憫黃逸梵遭遇
丁儼說黃逸梵“雖羨慕西方文化，惜未學一技之長”，或非她個人的判斷，而該是和黃“在隨便談話中得悉”。這讓記者想起張愛玲在《對照記》裡對母親個性的分析：“我看茅盾的小說《虹》中三個成年的女性入學讀書就想起她，不過在她純是夢想和羨慕別人。後來在歐洲進美術學校，太自由散漫不算……”在女兒眼中是“自由散漫”，不是“自由浪漫”，在她自己口裡則是“自傲”和“任性”。就因為這點“自由散漫”，她年輕時在歐洲忙著過“自由浪漫”的生活，美術學校也肯定沒念完，所以才“真正的一文都沒有”，1948年到了吉隆坡坤成女中也只能教些美工課，不算是正式的教師，後來到英國也只能到工廠“制大衣成一勞工”。
對於黃逸梵出自名門，卻淪落異鄉，丁儼是憐憫和心疼的。王賡武說：“母親知道張愛玲是作家，但不知她多有名。她那個年代的人更清楚黃逸梵的家世。她出自這麼不得了的大家庭，怎麼會落到如此可憐的下場？母親當時跟我談起她的身世都很不舒服。她很少說人可憐，會這麼對我說是因為她沒見過這樣淒涼的故事，對黃逸梵的遭遇很深刻。”
黃逸梵在1957年3月6日的信，私底下對邢廣生說：“王太太他們覺得做工是很失面子的。我自己可一點不是這樣想……”經王賡武解釋母親的思維後，或許就更能明白她的出發點了：“我母親50歲的時候把我叫去，說‘我現在50歲了，我已經老了。’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在50歲去世的，她以為到了50歲，時候也差不多到了。我的母親後來活到88歲。但她認識黃逸梵的時候已經50歲了，黃逸梵大她將近10歲，所以母親覺得她這麼老了是不應該出來做工的。”
離開英國以後，王家不太談起黃逸梵的事，王賡武說：“若不是你這篇報道，我都忘了這件事。”
折射一代女性的命運
然而，王賡武認為黃逸梵的人生不單是她個人的傳奇，也折射出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包括他母親一整代中國女性的遭遇和命運。他說：“現在讀了報道，才發現她是多麼大膽、勇敢的女子。在那個時代離婚很不簡單。民國以後到30年代那個新舊交替的時期，對中國婦女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女性那時候開始接受新思想，可以自由通婚，逃避封建風俗習慣，對舊式大家庭反感得很。你看巴金筆下的小說，這些五四文學與新思潮對那個時代的婦女的影響真的很大。我母親本身對舊式家庭也很反感。她是南方鎮江人，她自己的母親，我的外祖母本來不願意她嫁給我父親，因為外祖母以為王家是北方人，家裡規矩很大，男人勢力大，婦女在家裡的地位就很低，不好過。後來她發現我父親的王家雖是北方人，但他的母親，我的祖母本身也是鎮江人，基本上還是南方人。”
在那個時代，丁儼也差點像黃逸梵一樣，難逃纏腳的命運。王賡武說：“民國初年，母親才五六歲，剛好要開始纏腳了。她纏了一年多，很辛苦。傭人在地下哭，母親也替她哭，但是照老規則一定要她纏。後來辛亥革命了，解放了，也放了她的腳。她運氣好，沒有影響到她的腳。”
王賡武在1986年至1995年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無獨有偶，張愛玲也曾在1939年至1942年在港大念過書，日軍入侵後炸斷了她學業的發展，回到上海後，孤島時期卻成就了她的寫作傳奇。王賡武說：“我在港大10年，學生、校友、同事常提起張愛玲是我們的校友，有幾個同事和校友對她興趣很濃。我跟查良鏞（金庸）吃飯時，他也談起張愛玲，欣賞她的才氣。”
這次黃逸梵的一封出土書信讓王賡武與父母的名字和這對母女連上，有何感想？他以爽朗的笑聲回答，或許這也是一個奇妙的傳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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