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喜馬講書
書名：《明清社會史論》
豆評：9.4
古代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非常扁平，籠統得說，社會只分為兩類人，能做官的士，和做不了官的民。所以古人想要逆襲，就只能去當官。做不了官，或者拿不到做官的身份，就不能算身份有所躍升。
案例：明代科學家徐光啟，在當時，也不是靠他的科學成就來提升社會地位的。徐光啟在數學、農學和天文學方面的興趣，源於他父親的影響，可是這些興趣，對徐家維持社會地位沒有起到任何幫助。
徐光啟出生時，徐家已經家道中落，年輕時又因家中被搶劫，淪為貧困人口，所以徐光啟的前半生，都是靠邊種地邊教書維持清貧的生活。直到42歲那年考上進士，被選入翰林院任職，他才真正走入上流社會，進而依靠上流社會的身份，將他的科學興趣兌了現，名留青史。
一、科舉的誕生和演變
1、科舉出現的思想背景
周王朝衰落，貴族世襲制瓦解：貴族後代可以世襲罔替，面對封建制度解體的危機，以儒家、法家和墨家為代表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從維護社會長久穩定的理想出發，都主張打破以血統論高下的僵化體制，提出以才能為新的標準為統治階級選拔成員。
儒家理念的勝出：
（1）四民社會
儒家強化了人的社會地位應該由才能決定的觀念，提出的“勞心”比“勞力”優越的主張，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何在“四民社會”的構想中，士人超越農、工、商，被排在首位，因為它是四個階層中唯一一個勞心的階層。
（2）有教無類
只有儒家貢獻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張，孔子認為許多有天賦的平民，由於沒有機會受教育，而喪失了成為人才的可能，這對於統治階級選拔最優秀的人才是不利的，因此他向所有人敞開了受教育，進入社會流動的機會。孟子又將這個主張延伸，認為國家應設立各種程度的學校，來實現教育人民的目的。在儒家教育主張的影響下，人才的選拔也就確立了相當程度的開放性，社會流動成為可能。
（3）科舉出現之前儒家的嘗試
漢代的察舉制，和魏晉時的九品中正制。這兩個選拔制度，運行了兩三百年就不得不廢止了。
兩種制度的侷限明顯：對被選拔人的家世身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在推行過程中，會漸漸失去公正性，最後徹底被世家大族壟斷，不能實現完全的社會開放。
2、科舉誕生和實踐
隋朝創立了科舉制度，用分科學習、分科考試的辦法選拔人才。
（1）科舉成熟兩步走：
進士科獨大
唐宋時期，科舉在科目和應試內容上逐漸定型。科舉在創立之初設立了很多的考試科目，目的是選拔出不同專業的人才，他們可能擅於處理法律事務，也可能是書法和算術很突出，再有可能就是熟悉儒家的經典。然而從唐代後期開始，科舉中的一個分科，考察思辨能力的進士科，地位逐漸上升，成為最重要的一科。到宋代王安石變法時，乾脆廢除了其他科目，只保留進士科一科。這樣我們今天熟悉的科舉，算是出現了。進士科對考生的要求，不僅是熟讀儒家經典，還要能靈活運用儒家智慧，解決國家行政中的實際問題。因此，科舉制度經過唐宋兩代的發展，也就將人才的定義變得狹窄又精準了。
糊名法和謄錄制
唐宋時期，尤其是宋代，科舉在制度層面變得更加公正。唐朝武則天時期，為了防止考官與考生串通作弊，發明了糊名法，宋代則全面執行了這種辦法。糊名法，就是將考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貫等信息用紙糊起來。今天來看，糊名已經成為考試中很平常的一項制度，但在當時，可以說相當偉大了。糊名法之後，還是有個問題，看不到名字，但是考官依然可能認得你的字，那怎麼辦，為了彌補它的漏洞，宋代科舉又推行謄錄制，考生的答卷由謄錄官重新謄抄，校對官核對無誤後，再將沒有特徵的複製品送達閱卷官面前。可以說，科舉能夠保持長久的生命力，這兩個做法很關鍵，因為它們能最大程度地維持選人的公平和公正性。
3、科舉的模式：層級考選制度
（1）選拔機制
明清時期，正式的科舉考試分為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其中，鄉試在身份的流動上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鄉試中獲得名次的，就是舉人，就是老爺大人了，有了做官的資格，在地方上就有頭有面了。
至於會試和殿試，則更高級，同屬於國家級的考試。舉人通過會試後，獲得進士的功名，這是科舉中能取得的最高級別的功名。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的性質和院試、鄉試和會試都不同，因為殿試不設淘汰，只為給會試取中之人定一個名次。殿試考試的前三名分別被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他們的功名仍舊是進士。
（2）特點
由於選拔的對象，都是治理國家的官員，為了嚴格控制官僚體系的規模，明清政府不僅把錄取率壓得很低，還規定科舉考試每三年一次。
二、科舉成為社會流動的指揮棒
1、科舉是實現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
科舉功名直接對接國家的官僚體系，而當官之後，一個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就會發生徹底的改變。
（1）官階與功名的對應
上層官員，指的是一至三品的中央和各省大員；中層官員，指的是四至七品的中央和地方機構要員；下層官員，指的是八至九品的地方官吏。明清科舉制度規定，獲得舉人功名就可以被授予下層官職，獲得進士功名則會自動成為中層官員的一份子。
（2）足夠開放：給出身貧寒的人留有機會
定義 “出身貧寒”：本書的作者何炳棣認為，祖宗三代沒有出現過一個生員的家庭，叫A類家庭；祖宗三代產生過一個或多個生員、但再無更高功名的家庭，叫B類家庭，這兩類家庭，大致可以認為是貧寒的。
明清時期，對於出身貧寒的人來說，科舉是他們實現向上流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徑，所以他們會前赴後繼地投身於這項事業，而且這個制度確實也沒辜負他們的期望，據作者統計，通過進士功名進入仕途的官員中，出身於貧寒家庭的比例，在明朝前期佔到一半以上，最高時甚至達到84%。明中期後，這個數據有所下降，一直到清朝中期，平均維持在30%到40%之間。
（3）成為社會追捧的價值觀：
興辦學校：在科舉的刺激下，明清時期的學校教育獲得空前的發展，政府設立的官學數量，在明前期就迅速擴張到1200多所。在官學的帶動下，地方社學、義學和私立書院也獲得極大的發展。明朝時期，某些文化發達的省份建立的私人學校就已超過1000所。
社會資源流向科舉：首先，政府建立起一套全國性的補貼制度，為在官學學習的生員提供必要的食宿，確保他們專注於參加科舉考試，名次靠前的人還可以拿得更多。接下來，各地官府、組織和宗族，也都在努力為赴考的考生提供路費和食宿的支持。明中期後，各地更是興起一股風氣，在京城建立會館，專門接待本地赴京參加會試的舉子。
2、在科舉方面努力不夠，社會地位會下降：
（1）貴族制實際被取消： 爵位減等
明清時期的爵位，通常都只是身份的象徵，是沒有實權的閒職，而且爵位世襲制規定，貴族的後代在繼承爵位時等級要遞減，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親王變郡王，郡王變將軍，如果沒有功勳，最後會徹底變成平民。
（2）官員蔭敘難：富貴不傳代
高級文官的後人，可以不經考試，直接由皇帝恩賜一個官職，這個制度叫文官蔭敘制度，就是說看你祖上的履歷功績，賞賜後人一定的官職。明清時期，只有三品及以上文官的直接繼承人，才有機會通過恩蔭的途徑進入仕途，而且官位等級要降低四個品級，比如一品文官的長子，只能出任五品官。而且通常這種特權只延伸到第二代為止，家族是無法在這項特權中長久受益的。
（3）科舉的獨木橋
要想不讓自己的階層下沉，最保險的方式就是讀書考試。所以對於讀書世家，科舉絕對是一條時刻抽打人的鞭子。稍有懈怠，就算是書香門第，也可能萬劫不復，一些官宦家族的後代，往往注重享受有閒階級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消磨了在科舉事業上的進取心，一方面也大量消耗了家族的財富。通過科舉完成向上流動的第一代，通常都是勤勉節儉的，然而從此後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起，家族青年就會開始追求奢侈的嗜好或沉迷於享樂，從而無法保持科舉上的成功。
案例：山東新城的王氏家族
王氏家族以佃農起家，經過三代的努力，到第四代王重光，他在嘉靖年間考上進士後，王家的境遇發生了關鍵的變化。王重光深深地明白科舉的重要性，因此王重光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鼓勵子孫在科舉上樹立雄心壯志，教他們如何更高效地讀書，如何寫應考的時文更有利於被取中。在這種家風的影響下，王家第五代，產生了三名進士一名舉人，官也越做越大。王家家風很嚴，家中的男性青年，都必須在家專心準備科舉考試，不得把精力浪費在其他事情上。
到第六代時，王氏家族迎來科舉成功的鼎盛，這一代一共產生九名進士、一名舉人和三名在北京的國子監上學的學生。但是王家也是從第六代開始，顯露出衰敗的隱憂。隨著家族地位的迅速上升，第六代中開始有人因享受安逸而放棄科舉。此後，家族科舉成功的數量和質量都嚴重下降。王家的聲望，最初表現在書法、繪畫、詩文等方面的造詣。這就牽扯到王家第八代中最著名的人物，王士禛，王士禛生活在康熙年間，他就很排斥科舉考試，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了文學創作，和收藏珍貴的古籍、藝術品上邊。結果王士禛之後，王家就迅速衰落，被人遺忘。到了晚清，王家的後人已經相當貧困，不得不把王士禛留下的藏書、古玩字畫變賣殆盡。
（4）望族的失落
整個明清時期，出身名門望族的進士，平均只佔進士總數的5.7%，也就是說，名門望族的後代絕大多數都失去了科舉上的優勢。由此出現了明清時代，名門望族普遍向下流動的情況，使得整個社會存在著悲觀的情緒，感嘆“富不過三代”。
三、明清時代科舉的舉措和最終衰落
1、定額制度：彌補宋以後漢文化核心地區發展的不平衡
南北榜案：明朝初年，各省之間因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不同省份之間進士的錄取率相差很大。這一矛盾，在明朝洪武十三年的會試中集中爆發。這次會試錄取的進士中，由於南方人佔據絕對優勢，引發了了北方省份舉子們的不滿。
結果，為了安撫北方人的情緒，朱元璋不惜以舞弊的罪名，斬殺了考官和排在前頭的南方進士，宣佈重考。這一事件後，朱元璋制定了一個粗略的定額制度，以地區來確定進士錄取名額，南方佔60%，北方佔40%。
分省定額制：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又改地區定額為以省定額，儘量壓縮東南地區文化先進省份的進士名額，從而照顧其他落後省份舉子的利益，讓他們也有機會在整個國家體系內實現流動。
2、科舉衰落：
人口膨脹機會攤薄：在明清時代，尤其是從清代康乾盛世開始，人口急劇膨脹，科舉的壓力陡然增加，科舉錄取率的增長遠遠不及人口的增長率，既然科舉是當時社會流動的指揮棒，那麼帶來的結果，就是社會流動率呈現整體下降的趨勢。失意文人成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上升途徑多元：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大開捐納之門，有錢人為政府輸送軍餉，換取未來出任官員的機會。另一方面，國家因為動亂，財政吃緊，所以鼓勵有錢人花錢買官，以至於當時即便是通過科舉獲得功名，如果不捐納一定數目的錢財，也沒有當官的機會，財富逐漸超越科舉，成為決定人們向上流動的主要因素。
結果：科舉在亂局中失去了優越性，對出身貧寒的下層人士，社會表現出越來越不友好的一面。到了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科舉對出身貧寒的人來說，漸漸失去了吸引力，經過統計，當時來自寒門的進士，從原先的百分之三四十已經降到10%左右。科舉作為社會晉升的指揮棒的作用大為削弱。
由於整體的發展停滯不前，農業經濟被巨大的人口體量吞噬，中國實際上出現了社會整體向下流動的趨勢，這是科舉制度本身無法克服的。因此，在深刻的社會危機下，科舉不可避免地被西方新式教育所取代。到了1905年，清政府在全面社會改革的局面下，為了消除科舉制度巨大慣性的影響，宣佈停廢科舉，中國社會對於新式教育，還有社會流動的構想和實施，由此轉入了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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