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數千年，恐怕沒有哪一個朝代出過宋代那麼多奸臣。中國歷史上的十大奸臣，宋朝恐怕就佔一半以上。
宋朝是一個盛產奸臣的時代。從宋徽宗趙佶君臨天下到南宋末年這100多年間，可以說奸臣不勝枚舉。比較有名的大奸臣，有以蔡京為首的“北宋六賊”，還有白時中、張邦昌、秦檜、万俟卨（xie）、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等等。
除了北宋六賊之外，還有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等“北宋五鬼”。所以說，北宋奸臣是很出名的，當然，除了以上這些賊啊、鬼啊之類的，還有一個人也被認為是“奸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大跌眼鏡，王安石怎麼可能是奸臣。我們很難想象把王安石跟奸臣聯繫在一起，王安石出了名的千古名相。
王安石從政35年始終以兼濟天下為準則，來對待官場沉浮和仕途去留，從不計較個人名利榮辱譭譽。他從小就樹立了苦讀從政，有補有為於世，以天下為己任，報效國家和黎民百姓的遠大志向。
王安石除了是影響後世歷史的政治家，還是被公認為學界泰斗。他才思敏捷、過目承用，少年讀書經常廢寢忘食、通宵達旦。他考中進士成就功名後，仍堅持刻苦讀書，夜以繼日。為了經世致用，他涉獵廣泛、博覽群書，精通諸科、學識博大精深。
王安石終生恪守崇高的道德節義操守，具有聖賢風範。他一生為官清廉，一塵不染，生活方式簡單樸素，一生如一，淡泊名利，超凡絕俗。
總之，王安石作為封建政治家，有崇高的政治品質、博大精深的學識思想、獨樹一幟的道德節操、輔佐帝王的雄才大略，是其他古代任何一名賢相所不能比擬的。王安石當屬中國古代社會賢相第一人，後世公認的千古名相。
但在當時，王安石的確被稱之為“奸臣”。《宋史》中直接把他列為奸臣傳裡，南宋更是把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結到王安石身上。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上面記載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後來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除了這個之外， 當時名人蘇軾的父親蘇洵也認為王安石是一個大奸臣，為此還專門撰寫了一篇《辨姦論》。
蘇軾的老爸蘇洵第一眼見到王安石就對王安石不以為然，這位蘇洵老先生對王安石嗤之以鼻、深惡痛絕，雖然此時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炙手可熱。
我們從《辨姦論》中可以看出這位老先生對王安石的厭惡態度。蘇洵老先生在《辨姦論》中以山巨源遇見王衍、郭子儀預見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
翻譯過來就是身穿髒兮兮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蓬頭垢面得像囚犯，身上異味難聞像討飯，卻在那大談詩書禮樂。洗臉換衣服、注重個人衛生是人之常情，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
所以，蘇洵老先生認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為害國家。
王安石的邋遢絕非常人可比，如果就中國古今文壇而論，稱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絕不算冤屈了他。
王安石不講個人衛生，早上起來連臉都不洗——不是一天兩天不洗，是成年累月地不洗，整天蓬頭垢面，跟個叫花子似的。洗澡就更別提了，身上的酸臭味離老遠便能聞見，和他擦肩的人每每掩鼻屏氣，如臨大敵。
蘇洵老先生從“見微知著”的觀點出發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而且在宋神宗之前，公認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謂，但宋神宗後，蔡確、章惇、呂惠卿、蔡京、蔡卞無不被視為北宋奸臣。這些北宋奸臣卻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靠王安石舉薦起家。之所以如此，變法是相當重要的契機，王安石不善於識人用人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不僅如此，王安石的學生一個小官鄭俠於熙寧七年（1074年）畫成《流民圖》，寫成《論新法進流民圖疏》，請求朝廷罷除新法。
圖中的景象觸目驚心慘不忍睹：開封城外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流亡的難民扶老攜幼蜂擁而至，個個面有菜色體無完衣。他們賣兒賣女典當老婆，也只能換來一些麩皮和粗糧勉強餬口，沒有家人可賣的便去吃樹皮草根，餓死在城下只是遲早的事。
當然造成他們這種遭遇的是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發起了一場旨在改變北宋積蔽的變法。熟知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帶來相信中的圖景，而是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公元1073年，也就是王安石變法後的第四年，熙寧六年至翌年，中原地區遭受連續10個月大旱，赤地千里，哀鴻遍野。但地方官吏依舊催逼青苗法本息，饑民不是被加鎖械，拆房買地償還官錢，就是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四處逃散。朝廷雖開倉賑災，但如杯水車薪。
所以，不難理解當時人都是怎麼看待王安石的。
因此，王安石在當時被稱之為“奸臣”不無道理。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否定王安石，王安石變法是富國強兵的，如果王安石的改革成功，宋朝也不會那麼早就被滅亡了，有可能還會收回幽雲十六州，也未可知。
王安石的變法誠然有不足之處，但總的來說，利還是大於弊的。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新法施行之初，蘇軾是強烈反對新法的人物之一；但當司馬光完全廢除新法的時候，蘇軾又強烈反對完全廢除新法，主張保留一部分新法。蘇軾態度的變化，就足以證明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大部分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王安石比較難評價，我們只能認為是：天還沒亮，王安石就起來了。這一點，我們在現在看的非常清楚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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