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改革開放四十年無疑是中國現代歷史中創造財富最快的時期之一。
根據CapGemini的數據，中國高淨值人士（指持有100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的數量從2006年的近18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125.6萬人，共增加了6倍，並且未出現放緩的跡象——2016至2017年間人數增長11%。
《中國企業家家族傳承白皮書2018》
根據貝恩公司和招商銀行聯合發佈的第五期《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的私人財富已迅速增長至16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4萬億美元），是2006年的六倍多。中國現有400多位億萬富翁，僅次於美國。
而這些財富的創造者——中國第一代創業者們在走過三四十年的奮鬥之後，陸續步入了“知天命”、“耳順”之年，他們創造並積累下來的大量財富也已經進入了代際傳承的關鍵時期。公開數據顯示，未來五至七年，約有300萬民營企業家會把家族財富傳遞到下一代手中。
如何讓財富按照自己的意願順利妥當地傳承給下一代？家族信託在富人們當中日趨流行。據《中國家族信託行業發展報告2016》的數據，目前中國家族信託規模約為441.8億元。展望2020年，中國本土家族信託規模可達6275.5億元。
瑞致達（中國）董事總經理 Sherrie Dai
“中國高淨值人群對於家族信託的認識已經從‘WHY’發展到了‘HOW’的階段。” 瑞致達（中國）董事總經理Sherrie Dai在接受《陸家嘴》雜誌記者專訪的時候提到。
“中國富人們對家族信託已經不陌生。” Sherrie Dai說，十幾年前，很多人一聽到家族信託，第一反應就是問“回報率是多少”，而現在高淨值人士更關注的是家族信託的結構。
作為全球三大信託、基金管理與企業服務供應商之一，瑞致達有超過30年的全球信託運營經驗，覆蓋全球 46 個司法管轄區，管理資產規模達到2800億美金。自2007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瑞致達見證了中國家族信託的成長曆程，在Sherrie Dai看來，在資產多元化、家庭成員身份多樣化的背景之下，離岸家族信託的設立熱潮還將持續。
家族信託的機遇：始於中國富人們的煩惱
越來越多的富人們傾向於設立家族信託來安排自己的資產。
1月12日，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在香港提交的文件裡披露，已在去年12月31日將手中大部分融創股權（市值約45億美元）轉讓給離岸家族信託基金South Dakota Trust Co．。
此前，龍湖集團董事會主席吳亞軍通過其設立的一隻離岸全權信託基金，將自己持有的龍湖集團44%股權（市值約72億美元），全部分派給自己女兒蔡馨儀設立的一隻離岸全權信託基金。
達利食品董事長許世輝、周黑鴨當家人唐建芳都把財富轉移到離岸家族信託中，他們轉讓的目的也與接班人計劃有關。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2018年，就有超過15家在香港上市的內地民營企業通過離岸家族信託基金方式，安排各自的股權。相關信託計劃所控制股權市值接近2400億港元。
為什麼中國富人們熱衷於設立離岸家族信託？Sherrie Dai指出，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富人們對財富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高淨值家庭的特點，也讓離岸家族信託更受青睞。
“在十幾年前，中國的高淨值人群最注重的是投資回報率，當時他們更關注財產如何增值、如何投資能夠獲得更好的回報。” Sherrie Dai講述道，在近幾年，瑞致達接觸到的高淨值人群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需求，他們考慮更多的是
如何在維持財富水平、保值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的安排，將財富更好地傳承給下一代。Sherrie Dai指出，與海外相比，中國富人們的財富狀況更為複雜。
首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往往對死亡心存避忌，在中國歷史上人們並不習慣書寫遺囑。
第二，中國高淨值人群的財富基本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短短几十年的時間內積累下來，家族財富傳承尚處於剛剛開始的階段，而海外家族財富傳承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歷史了。
第三，中國高淨值人群的資產類別更多，除了金融資產以外，還有股權（上市、非上市）、境內外的物業、保險、另類投資（古董、字畫）、私人飛機、遊艇等等，如何將多種類別的資產在一個框架內進行很好的規劃，是中國富人們面臨的一個問題。
第四，跟海外家庭不同，中國高淨值家庭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家庭成員居民身份的多樣性，由於孩子出國留學等等的原因，很多富人家庭成員可能存在多種國籍身份，這也導致在財產繼承的時候需要進行更好地處理。
“我觀察到的情況就是，在中國高淨值家庭越來越多元化的趨勢下，中國的富人階層考慮得更多是如何將自己各種各樣的資產順利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傳承給下一代，包括多名子女之間的分配。同時，在中國放開二胎之後，一些家庭子女之間年紀差距較大，因此財產繼承安排邏輯也會不一樣。所以離岸家族信託在這些背景下面越來越受到中國高淨值家庭的重視。”
家族信託優勢在哪？
“離岸家族信託是通過信託架構內的離岸控股公司持有家庭資產。” Sherrie Dai指出，離岸家族信託可以將各種不同的資產類別都囊括其中，包括房產、股權、保險保單、古董藝術品、甚至私人飛機、遊艇等等。
此外，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現在也更傾向於設立家族信託。Sherrie Dai經常接觸到中國的企業家家庭，她發現，對於上一輩辛苦創下的家族企業，企業家的子女們未必願意接手。尤其是在傳統行業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有的是第一代企業家不願意讓第二代如他們那樣辛苦，或認為第二代管理企業的能力有限；有的是第二代認為傳統行業缺乏新鮮感，往往在是否接班及如何接班的問題上有不少困擾。
“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家族信託持有企業股權，就可以起到隔斷所有權，分離經營權，增強控制權，保證收益權的作用。” Sherrie Dai指出，這也是企業家們更青睞家族信託的原因，同時，家族信託還可以根據委託人的要求靈活設置各種條款，如設立期限、資產分配方式、突發情況時的財產處置等，並可根據事先約定在信託存續期內進行調整，並可以在信託條款中明確規定受益人獲取收益的條件，附加對後代的約束條款，實現對繼承人的教育和約束，以及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傳承。
經濟趨勢下的新變化
在進入中國市場十幾年的時間裡，瑞致達也發現中國企業家們的需求在不斷髮生變化。
“十幾年前，瑞致達進入中國就是因為看到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需求。” Sherrie Dai說，當時，中國企業更多的需求是出於身份保密、稅收等方面的考慮希望跨境成立公司。但隨著中國和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現在中國企業在海外成立公司，更多是為了到港股或者海外市場上市，做好上市前的架構安排。另外，海外家族信託在近年來也越來越多。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越來越多成功的中國企業家希望進入全球市場募集資金，以實施進一步擴張或者實現其企業的全部或部分價值，香港市場由於地理優勢，成為很多企業家們的首選。
出於股權激勵、保護財富等目的，企業家們也會選擇設立信託持有股份。在典型的IPO前結構中，最初將企業股份置於信託結構中，隨後實施首次公開募股，這樣一部分股份以及首次公開募股的收益（金額通常非常可觀）一起保留在信託中。後者由受託人（在企業家及其顧問的指導下）投資於資產組合，以保護財富並使其多元化，從而使企業家及其家人長期受益。
此外，在“一帶一路”的進程當中，走出去的企業家們則更願意將新加坡作為自己的企業拓展東南亞業務的中轉站。
“新加坡在監管、金融、社會秩序等各方面都很成熟，企業家們更傾向於在新加坡設立公司之後再向其它地區延展，新加坡就順其自然地成為了企業家們進入東南亞市場的第一站。”
Sherrie Dai指出，新加坡也因此成為最受歡迎的信託管轄區。
一方面，新加坡作為一個司法管轄區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並且對受託人建立了更為成熟全面的監管制度。
此外，新加坡與中國有緊密的文化聯繫，人們能夠說普通話，這對中國富裕人士有吸引力。 同時，新加坡在教育方面的優勢，也讓富裕家庭更願意把小孩送到新加坡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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