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地產信託業務上“緊箍咒”之後，為保證利潤持續增長，信託公司不得不加大政信業務、消費金融業務的投放比例。然而，這兩個領域也並非一片藍海。
西部某信託公司副總經理對記者表示，房地產信託餘額管控之後，內部堅決不做新增地產信託，“好在地產信託業務只佔信託資產10%，影響不算很大。”
上述副總經理表示，原本公司打算做一些省內地市政信業務，但由於信託公司資金成本比銀行高，竟被地市城投公司嫌棄，於是轉向江浙滬地區做政信業務，同時繼續尋找一些省內熟悉的優質工商企業如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做一些有抵押的貸款業務。
政信業務就能一馬平川嗎？“由於雲貴川和湖南等有些省份政信業務也有爆雷，現在信託公司基本都到長三角江浙地區搶著做政信業務，”南方某信託公司高管對記者表示，“隨著信託公司的爭搶，江浙政府平臺的融資成本已從上個月的11.5%降低至目前的10%~11%，基本上降了一個百分點，湖南、雲貴地區政信融資成本還能給出13%。”
這意味著，信託公司轉投政信項目，能給出高成本的政府平臺有違約風險，而優質網紅政府平臺則面臨融資成本下降、利潤空間壓縮的境地。
房地產信託面臨巨大的監管壓力，此外，宏觀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優質資產稀缺，信託公司尋找、篩選項目難度增加，進而對資金信託募集規模造成負面影響。
房地產信託遭遇“急剎車”，集合信託產品發行和成立募集規模都現了明顯下滑。數據顯示，三季度房地產信託募集資金環比減少27.50%。業內表示，強監管下，房地產信託短期內難以逆轉頹勢，政信業務或成新的發力點。
不過，王和俊向記者表示，業內在政信業務上頻頻發力，主要是其他主流業務受限，經營壓力導致。但是他認為，政信業務過去幾年一直在收縮，此次著力應該也不會較大程度上改變這種趨勢。陳飛旭也指出，在嚴監管和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政信合作在短期內仍難以得到迅速發展。在喻智看來，在房地產類信託收緊已成定局的背景下，迫於業績壓力，基礎產業信託和金融類信託成為下半年的重點。
普益標準研究員陳飛旭分析，房地產信託面臨巨大的監管壓力，此外，宏觀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優質資產稀缺，信託公司尋找、篩選項目難度增加，進而對資金信託募集規模造成負面影響。
一位頭部信託的銷售人員告訴記者，自房地產信託、通道項目開始限制後，政信項目成香餑餑，“大家開始找政信項目資源，同時城投項目的成本、收益率都降下來了。”另一頭部信託研究人員也證實了這一點。
作為南方一家信託機構的信託經理同業溝通時也瞭解到，有信託公司下半年全面開展政信業務，而且不止一家加大了對於政信業務的佈局力度。“上半年監管對於房地產信託收緊後，部分信託機構的‘日子’並不太好過。”
下半年以來，發現個別信託公司在展業時，部分區域縣級城投平臺風險係數比較高的項目，同業竟然也做了。部分信託機構在做政信業務時，信用風險主體明顯在下沉。
用益信託研究員喻智也表示，近期地方債的發行規模大增，9月4日國常會在33號文的政策框架下進一步明確部分基建項目中，地方專項債可作為項目資本金的規定，對信託業和基礎產業類信託構成利好。
發展政信信託
北京一家信託公司人士表示，“一是有融資需求，二是當下除了基礎產業，其他標的也不好做。”
該信託人士所指的基礎產業類信託也叫政信類信託，是指信託公司與地方政府的平臺公司開展合作，信託資金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等領域的建設。
從數據角度，雲南信託發佈的《2019年第三季度信託業發展概況簡析》指出，在監管收縮、房地產信託開展受限背景下，信託公司加大了投向基礎產業信託的力度。數據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投向基礎產業的信託產品發行規模為1594.16億元，環比增加232.92億元，增幅17.11%。
另外，根據普益標準數據統計，9月份投向基礎設施的發行數量為465款，佔比為31.57%；10月份投向基礎設施的發行數量為529款，佔比為30.99%，其佔比均為第一名。但是，房地產信託發行量明顯下滑，9月份佔比為21.45%，10月份佔比為17.87%。
北方一家信託機構的信託經理張鈺對記者稱，房地產信託上半年基本被監管卡住了，現在公司房地產信託沒有新增。作為傳統信託三大業務種類之一的政信類項目，公司明顯加大了佈局投入。“相比於工商企業，政府平臺機構融資類信託產品發行的時候也比較容易，投資者的認可度也比較高。而在工商企業類別時，尤其民企類比的企業，風險太高，投資人也不敢買來投資。”張鈺對記者補充稱。
政信和信用不可分割
即使同樣是城投平臺類別的公司，不同區域、不同評級的城投平臺公司自身分化的特別嚴重。他舉例，像貴州、四川部分區域平臺公司信託業務基本不做。“因為今年不同區域政府平臺公司發生違約的情況比較多，所以信託機構在展業時會更加傾向信用級別較高的平臺公司。弱一點平臺公司拿不到錢，比如AA級別的平臺公司，比過去往年信用分化的情況更加嚴重。”吳迪稱。
對於城投平臺公司的信用分化，張鈺也表達了同樣的感受。他說，東三省，雲南、貴州、新疆、西藏等部分地區他不太願意做。公司更多做江浙一帶的平臺公司。“從行業的角度，有個別信託公司也喜歡做一些非標不是特別集中的區域，比如甘肅、內蒙等地。不同的信託公司確實會存在一些差異。”張鈺補充稱。
除了不同地區的城投平臺存在信用分化的外，吳迪觀察到，在今年民營企業融資成本上升的時候，城投平臺的信託融資成本竟然是在下行的，信託的資金也更傾向於做城投類、國企類別的融資項目。
對於個別優質的AAA級別的平臺公司，年初信託融資成本在6%-6.5%左右，今年年底利率是5.5%左右，融資成本持續下行。與之相反，AA級別的平臺公司收益率在6%-8%，還有上揚的趨勢。
除此之外，信託機構信用風險分化還體現在對外工商企業類別的業務方面。
今年工商企業類別中，公司信託貸款更多是做一些國有企業背景的企業，民企做的產品單數非常少。因為民營發生違約的太多了，機構做業務的人很少去看民營的產品。
從違約數量上來看，根據興業證券研報統計，違約債券餘額看，2019年至今國企違約的債券餘額為133億，佔比11.4%；民企違約債券餘額高達1030.4億，佔比88.6%，較上年佔比90.4%變化不大。
就此，張鈺也表示，在工商企業類別中，信用分層現象非常明顯，更願意做國有企業類別的企業，投資者也更加認可。
政策影響整體
整個信託行業主動管理業務來講，主要有三大融資主體板塊：房地產企業、一般工商企業、城投平臺公司。上半年以來，房地產信託受限，業務無法獲得報備通過，額度非常有限，維持存量，禁止新增的監管政策仍然沒有調整的跡象。“部分信託經理也有業績考核的壓力，便對政信類別的信託更加傾向一些。”
對此，張鈺也表示，信託機構加碼政信信託更多的取決於——監管機構對於房地產信託的監管政策是否發生變化。如果明年房地產信託有鬆弛，這一現象可能會發生扭轉。
而三季度最新數據顯示，房地產信託規模仍然在明顯降低。根據上述雲南信託《2019年第三季度信託業發展概況簡析》數據，從發行規模看，投向房地產領域的信託產品發行規模為2079.70億元，環比下降827.35億元，降幅28.46%。除房地產信託產品發行環比下降外，投向工商企業、金融類、其他類的信託產品發行環比亦出現下降。
另一方面，監管對於信託業的防風險、去槓桿、嚴監管的政策一直在延續，且在2019年8月達到歷史最嚴水平。
在業界人士看來，2019年8月出臺的《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半年信託監管工作的通知》（下稱64號文）對於防風險、去槓桿、嚴監管這一主基調的貫徹力度之大，超出以往，且明確了監管問責措施。受此影響，2019年下半年通道業務的開展放緩，因為監管對通道業務實行限額管理，要求不得新增。雲南信託稱，這一監管態度的變化，預計會對信託業的生存環境造成較大改變。
除了傳統的房地產信託、政信信託、通道信託，資產證券化、消費金融等業務由於市場競爭加劇，其快速發展步伐亦適當減慢。
雲南信託稱，證券運營服務信託業務的集中度加大，入場新軍不易擴大規模；家族信託、慈善信託業務有待擴大增量，以便實現盈利，短期內不易迅猛發展，後續有待進一步積極探索。
對於整個信託行業的業務方向，政信信託仍抱有“信仰”。而對於信託機構加碼政信信託的持續時間，我們也將持續關注。
閱讀更多 萬千信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