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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81篇原創首發文章
《發現另一個湖南》是一套圖文叢書，《抗戰紀》是其中特殊的一本。筆者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09年，出版人張立憲將《讀庫0903》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來刊登名為「這是湖南。1937-1945」的長文。相對於獨立成書的《抗戰紀》，該文在篇幅上有所節略，個別細節則更接近原文。
2005年，《瀟湘晨報》記者鄒容、攝影記者周志剛走遍了湖湘大地的抗戰舊戰場，尋訪當時還在世的親歷者，完成了一手湖南抗戰“田野調查”訪問資料。網友對它的評語，多是“淚流滿面”、“全身發麻”。
中國湖南，在全面抗戰時期被稱為“東方凡爾登”，其首府長沙被稱為“東方斯大林格勒”，省內爆發的大型會戰共計6次，分別是民國二十八年（1939）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民國三十年（1941）的第二次長沙會戰和第三次長沙會戰、民國三十二年（1943）的常德會戰、民國三十三年（1944）的長衡會戰（“豫湘桂會戰”的組成部分，可細分為第四次長沙會戰與衡陽保衛戰）以及民國三十四年（1945）的雪峰山會戰。
在「尋找史恩華、尋找王超奎」一章，作者聚焦的是兩位同在湘北新牆河殺身成仁的低級軍官，他們殉國的時間相隔兩年，情節卻一般壯烈，均自營長以下，幾近全員戰死。 1942年4月，宋美齡在《紐約時報》撰文時還特別提到了後者，她引用了漢末益州名將嚴顏的話來形容那位被日軍割下首級的川軍營長——“中國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
在《抗戰紀》中，宏大不是鄒容講故事的方式，對於那條70多年前慘烈戰線，作者的切入角度是“從時光深淵中打撈上來，仍帶有血氣、敲痛人心的細節”和“冰冷數字背後的愴痛以及我們所能找到的、那些消逝在戰火中的容顏和名字”。
新牆河戰役中，關麟徵（關之琳的祖父）致蔣介石電報“終日激戰中、史營傷亡過半、餘迄未動搖”指的就是防守筆架山前沿陣地的史恩華營。國民革命軍陸軍第52軍195師師長覃異之曾電令1131團3營營長史恩華，“如無法支持，不得已時可向東靠”，史回覆道——
“軍人沒有不得已的時候”。
鄒容在文中記述：
“98歲的老人傅佑成，對1939年日軍第一次進攻新牆河記憶猶新，‘當時快到中秋了，那些哨兵穿短衣短褲，冷得哆嗦，我們用小孩子的尿布片接起來，拿去給他們披’。”
“這個炎熱難耐的夏天，在史恩華墓變作一丘稻田後，我們對王超奎墓的尋找，同樣未果。但是，聽到那些老人脫口而出一連串複雜的部隊番號，以及任何戰史資料都不會記錄的細枝末節——譬如草鞋村85歲的姜建清，‘看過王營長一面’，‘個子高，力氣大，可以抓住牛角轉圈’這樣一個印象，在他腦海中留了60多年。”
“顯然還有另一種記憶，屬於某個個體，區別於那種宏大的集體記憶，細微、瑣碎，卻具有火石般光芒，足以讓一個人揹負一生，刻骨銘心。民間口述中的國殤。其流傳的時間，也許會超乎我們的想象”。
可當那些老人也不在的時候，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是否有義務傳遞些什麼？
先秦歷史對於今人來說，同樣是有必要重新補習的一課。我們應當搞清楚，這塊土地的先民在皇權時代全面來臨之前是什麼樣子的，以及他們是怎樣從那類“迂腐笨拙、抱殘守缺、不識時務”的個體進化成明清那種“緘默不言、唯利是圖、卑躬屈膝”的集體。
筆者看過的寫“春秋戰國”史寫得兼具可讀性、知識性與思想性的作家，有瀟水與劉勃兩位，這次先推薦劉勃的《戰國歧途》。在「士人、官僚、外國人」一章中，作者闡述了這樣一個常識——在歷史的當時，民眾對於“愛國主義”並沒有多少執念，它不僅不是一種義務，也與神聖的道德準則無關。
許倬雲在《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中也強調，當時的中國是“天下國家”而非“主權國家”，其系統化的結構是西漢才出現的。「齊國往事不如煙」深化了這個細節——當王權在一國之內擠壓貴族，作為貴族門客的知識分子失去生存空間後，仍可寄居他國，繼續思想與表達的自由。
書中最精華的是第四章「商鞅黑洞」，它描寫了“外儒內法”的中國歷史傳統的悲劇源頭。看完了“潘多拉魔盒”開啟的這一章節，你就不難明白即便把商鞅車裂一千遍，都算是便宜了他。
十年前，筆者開始閱讀祝勇的“新散文”，他是行文環節予筆者啟發最深的一位作家。《舊宮殿》是祝勇的代表作，一部難以歸類的跨文體寫作的奇特嘗試，作者取精用弘，使這部非虛構作品融合進了小說、歷史研究、散文等多種文本的神髓。
祝勇的文字極具魅惑，不是亨利·米勒《北迴歸線》的赤裸投射，而是布努埃爾電影《白日美人》那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隱喻與象徵。在想象力之外，祝勇的可貴體現在語言的考究和引據的嚴謹上，他不僅精緻，而且精準。
《舊宮殿》的章節很有特點，「火」、「宮殿」、「血」這均分“上下”的三章，以「陽具」為中軸形成對稱，以此來致敬本書的抒情對象——殘酷、晦暗、腥臭的明初宮廷。《舊宮殿》虛實相間的內核，是對暴虐權力縱深處的一場回眸。
第一次看劉麗朵的文字，便立刻被其中蘊含的美感征服。
那是在畫家徐累主編的《經典》雜誌上，這位新銳小說家、詩人、古典文學博士寫了一篇與該期主題“春事”有關的「1699，不覺東風過柳塘——《桃花扇》的春情與傳奇」。她從侯方域、李香君的“兒女情長”一路談到洪承疇、左良玉的“天下興亡”，所涉複雜卻有條理、感性卻不隨性、跳躍卻不出格、迷情卻不黏膩。
對於寫作者而言，語言就是一切。
“1699年春天，孔東塘下到江南，四處走訪。春色大好，惹人愁思。一個朝代的繁華已經落盡，生旦也已歸入黃土。他遇見了不肯死的冒闢疆，他八十多歲活到如今，就為同他談一談前朝往事，以及他所牽念的女子。那些不肯熄滅的餘痛，那些生死懸擱的春天，憑一點低語般的講述，密密侵入肺腑。”
《深情史》是劉麗朵的另一本書，它延續了作者一以貫之的柔情與傷感。在筆者看來，一位讀者對作者若有真情感與真關注，應當是愛屋及烏的——只要TA沒有放棄為文的堅持，這次的主題是什麼，其實並不重要。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秦朔朋友圈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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