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可以穿越回一個王朝，你想去哪個朝代？
北宋。
在《國家寶藏》欄目中，主持人的一個問題讓來自五湖四海的觀眾不一而同的選擇了同一個回答。這並不是一個巧合，而是宋朝人文精神的繁盛根植於我們當代人內心的集中體現。
但泱泱大宋王朝也難逃被歷史車輪碾壓的命運。在時代進步和歷史的進程中，自身絢麗的文化果實，伴隨首都汴京的一場大火隨之覆滅。
有人說宋朝“積貧積弱”，不僅是軍事上的軟弱無能，而且經濟上也是建立在國庫空虛之上的假繁盛，所以北宋不得不消亡。
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不管是北宋還是南宋，兩個王朝的軍事實力無論是從基本構成還是人員戰鬥力上並不差。建國之初和遼的軍事競爭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達成“收復燕雲”的戰略目標，是因為遼本身已經是在充分吸收了中原文明的生產力成果的基礎上，發展成與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的大國。
所以它與北宋之間的戰爭是兩個基本同體量同水平的大國之間的整體性軍事競爭，有勝有敗很正常。而北宋在伐遼之役中犯下的很多軍事錯誤，也不是現在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兵將分離”“看著陣圖作戰”，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隊不聽中樞指揮貪功冒進。——這也是晚唐五代以來，中原地區軍隊悍勇輕鬥、富於冒險性的軍事風氣的延續
那麼北宋王朝真滅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比如說《國家寶藏》中提到的北宋滅亡之靖康之難，根本上來說就是亡國之君宋徽宗靠自己的“卓越素質”一手把王朝送進墳墓的。而這些戰術戰略上錯誤的荒唐程度，難以讓我們相信這是出自一個在青年時期越過層層政治廝殺奪得皇位的政治家之手。
比如該守城的時候不守，該跑路的時候不跑路；敵人圍城之前幾個月不整頓防務，大肆貶謫能人將相，以至於竟然把戰場上真刀真槍的博弈寄託於讓一幫道士到城門跳大神以嚇退敵人。甚至城破以後金人一度不敢下東京外城城牆，但宋徽宗宋欽宗偏偏要去金營親自請降，主動去做尚未文明開化的敵人之俘，如此大禮金人豈不笑納？
即使敵人的體量再小，北宋的文明再為先進，也難以抵擋以宋微宗為首的北宋統治階級的玩鬧。
因此可以看出，一個偌大王朝在一瞬間就被敵人土崩瓦解，外在原因固然是一個方面，而以宋徽宗為首的北宋統治階級的內在原因則是根本性的。
那麼是什麼力量能使北宋朝廷能集合這麼一幫頻出昏招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呢？
這就需要追溯到宋徽宗的祖輩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期間，神宗皇帝為了集權對當時政治體制的破壞。
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構中，文官集團通過對宰相權力的加強和臺諫等渠道，對君權的約束空前加強，所謂“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在當時並非虛語。簡單來說，就是當時的皇帝並不像漢武帝那樣想打誰就打誰，也不能像明太祖那樣想殺誰就殺誰，很多事情必須文官集團集體通過，才能落實到執行層面。
這樣的決策機制當然會在效率上有損失，執行力上相互掣肘，但也能更多的保證政局穩定和不出大錯，這也正是後世之人喜歡北宋人文精神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到神宗朝，宋神宗為了推行變法，對前朝遺留的這些政治制度進行了很多改動，比如削弱相權，駁回機制，清洗臺諫，甚至間接支持、鼓勵搞文字獄和黨爭等，極大的削弱了這些約束。
隨後這種改動的影響持續到了徽宗朝，並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遠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寵臣們大肆利用。
當時宋徽宗寵信的權臣蔡京順著神宗改革的勢頭，進一步強化了徽宗“御筆”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決策均決於“上意”，於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種集體決策機制到此基本名存實亡。而蔡京本人則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賴的優勢，屢屢借“御筆”推行自己的意圖，把持了朝政，同時還繼續搞比起神宗朝更沒底線的黨爭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黨禁”。
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了徽宗一朝人才選拔機制敗壞，朝堂上群小並進，最後形成的上層官僚集團既無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線，更無戰略眼光，因而才湊出了一群把國事當做兒戲的“精英團隊”。
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體制本身有問題，而恰恰是沒能維持住前中期較為良好的集體決策機制和政治風氣。
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目光短淺、私心自用，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和相互利用造成統治階級道德的集體淪喪和治國水平的缺失，最終導致整個政治體系的頂端都爛掉了。
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王朝都是源於基底的潰爛或純因外部壓力所致的土崩瓦解。但北宋王朝卻是不折不扣來自上層的崩潰”。
再良好的制度設計，再強大的政治傳統，最終也是要靠人來執行的。所以真實的政治過程就是制度和人之間相互作用的循環往復，片面強調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合實際。
如果想保持一個良好的政治系統的話，制度也重要，人事也重要。所以它是一個要求箇中人員永遠保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狀態的過程。
人不行，一切皆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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