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自立國以來，不斷開疆拓土，擴張勢力範圍，在帝國的西北邊境和整個廣袤的西域設置了數個都督府和都護府，下轄眾多州縣。至開元中期，唐帝國在西北和西域分別設置了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等節度使，而且每年都從關東地區徵調精壯士卒戍邊，一方面開展大規模屯田，以供軍需；一方面開闢了大量牧場，畜養戰馬和牛羊；在所有重要的城堡和要塞之間，日夜都有巡邏騎兵來往遊弋。
大唐帝國就這樣在長達萬里的邊境線上，構築了一個龐大、堅實、嚴密的邊防體系。多年來，雖然吐蕃從未停止過對唐朝西北邊境的侵擾，但始終未能有效突破唐朝的邊防，更沒有機會長驅直入。
然而，自從安史之亂爆發後，帝國的邊防體系就名存實亡了。
唐朝與吐蕃形勢圖
李唐朝廷為了平定這場前所未有的叛亂，把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等邊防重鎮的精銳部隊全部調回國內，只留下一些老弱殘兵駐守。吐蕃軍隊乘虛而入，自大震關（今甘肅張家川縣東南）東進，先後攻陷蘭州（今甘肅蘭州市）、廓州（今青海化隆縣）、河州（今甘肅臨夏市）、鄯州（今青海樂都縣）、洮州（今甘肅臨潭縣）、岷州（今甘肅岷縣）、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成州（今甘肅禮南縣）、渭州（今甘肅隴西縣）等地，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在吐蕃軍隊的不斷蠶食下，短短數年間，帝國西北部的數十個州相繼淪陷。到代宗登基時，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以西、邠州（今陝西彬縣）以北的唐朝國土，已全部落入吐蕃人的手中。
廣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再次向唐朝發起大規模進攻，邊境守將頻頻告急，可當時正恃寵擅權的宦官程元振卻置若罔聞，只將其視為一般性襲擾，既不上奏代宗，也不發兵禦敵。吐蕃軍隊遂長驅直入，很快就打到了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唐涇州刺史高暉不僅放棄抵抗，舉城而降，而且替吐蕃人充當嚮導，領著敵軍深入關中。直到吐蕃大軍越過邠州（今陝西彬縣），代宗李豫才驚聞吐蕃入寇的消息。
十月二日，吐蕃大軍已迅速進抵奉天（今陝西乾縣）和武功（今陝西武功縣西），一時京師震恐，代宗急命雍王李適為關內元帥，同時起用郭子儀為副元帥，命他火速進駐咸陽組織防禦。
社稷有難了，已經被晾了不少日子的郭子儀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然而，此時的郭子儀卻是一個光桿司令。
因“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資治通鑑》卷二二三），此時郭子儀可以直接調動的兵馬只有麾下的二十名親兵。
由於軍情緊急，而前線又沒有送來任何準確的情報，郭子儀急於瞭解敵情，所以來不及等朝廷募兵，就即刻帶著他的“二十人兵團”開赴前線。
抵達咸陽後，郭子儀立刻派斥候前去打探。很快，斥候就帶回了準確的情報。郭子儀一聽，頓時大為震驚——此次的來犯之敵不僅有吐蕃人，還有吐谷渾人、党項人、氐人、羌人，兵力足足有二十多萬！
此刻，吐蕃大軍已經渡過渭水，正迅速向東挺進，兵鋒直指長安。
郭子儀急命部將王延昌火速回朝，請朝廷立刻發兵。然而，讓郭子儀萬萬沒想到的是，值此大敵當前、京師危急之際，一手遮天的程元振居然置社稷安危於不顧，拒不接見王延昌，更不用說派發一兵一卒了。
郭子儀徹底絕望。
他知道，程元振向來嫉妒他的功勳和威望，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排擠他，可郭子儀怎麼也想不到，都到這個時候了，程元振竟然還在一心弄權、排斥異己！
看著二十幾萬敵軍從自己的眼皮底下浩浩蕩蕩地開向長安，郭子儀只能在心裡發出一聲悲涼的長嘆——長安完了。
十月四日，吐蕃的先頭部隊進抵周至（今陝西周至縣）西面，在這裡遭遇了此次入侵的唯一一次抵抗，被唐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擊退。
然而，這注定只能是一次微弱的抵抗。因為呂月將的兵力只有區區兩千人，無論如何也擋不住吐蕃的二十萬大軍！
十月六日，吐蕃主力進抵周至。呂月將竭力死戰，最後全軍覆沒，兵敗被俘。
十月七日，吐蕃大軍渡過西渭橋。至此，大唐帝京長安已經完全暴露在他們面前。
得知吐蕃人兵臨城下的消息，代宗李豫如遭雷擊。他倉皇無措，最後只好在少數禁軍和宦官的簇擁下逃出長安，亡奔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
天子一跑，京師頓時大亂，滿朝文武各自逃命，禁衛六軍也頃刻潰散。
等到郭子儀趕回長安時，天子和百官已經蹤影全無，長安也已變成一座不設防的城市。
代宗逃出長安不久，隨駕的禁軍將領王獻忠就帶著四百餘騎叛逃，並裹挾著豐王李珙（玄宗之子，代宗叔父）和其他十來個親王奔回長安，準備投降吐蕃人。
王獻忠一行剛剛進入開遠門（長安西北門），恰好和郭子儀迎面相遇。
郭子儀大聲呵斥，王獻忠連忙下馬拜見，說：“如今皇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立天子就是您一句話的事，令公何不順勢而為？”
郭子儀怒視王獻忠，一言不發。
王獻忠訕笑著說：“令公為何不說話？”
他話音未落，郭子儀就已命左右衝上前去，把他一下子按倒在地。
王獻忠手下面面相覷，可懾於郭子儀的威望，沒人敢反抗，只好乖乖地跟隨郭子儀掉頭西行，去追天子車駕。
郭子儀像
十月八日，代宗一行逃到華州（今陝西華縣），當地官員都跑光了，無人供應膳食，代宗和護駕禁軍又冷又餓，處境極為狼狽。
就在這個時候，駐守陝州的觀軍容使魚朝恩馬不停蹄地趕來救駕了。
飢寒交迫的代宗李豫頓時百感交集。
危難時刻，文臣靠不住，武將也靠不住，還是宦官最貼心啊！
十月九日，吐蕃軍隊兵不血刃地佔領了長安。
同日，吐蕃大將馬重英與唐朝降將高暉一起導演了一幕鬧劇：擁立廣武王李承宏（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禮之孫）為帝，翰林學士於可封為宰相，同時又改年號，設百官，忙了個不亦樂乎。
隨後，吐蕃人開始燒殺搶掠，“剽掠府庫市裡，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
（《資治通鑑》卷二二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早早就卸掉武裝、躲藏在民間的禁軍官兵，此刻非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抗吐蕃人的暴行，反而趁亂加入了搶劫的行列。
長安士民不堪其擾，紛紛逃出長安，躲進了終南山。
十月十二日，代宗在魚朝恩的護衛下逃到陝州，四散逃命的文武百官才陸陸續續前來見駕。
郭子儀行至御宿川（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得知天子已經脫離危險，便決定不去陝州，而是沿秦嶺山麓東行，前往商州、武關等地集結部眾。
他對王延昌說：“潰散的禁軍將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們現在趕過去，把散兵遊勇召集起來，同時徵調武關（今陝西商縣西北）的衛戍部隊，不出數日，便可北上藍田，反攻長安。”
此時此刻，郭子儀麾下僅有三十名騎兵。
吐蕃入寇長安的這一年，郭子儀已經六十七歲了，歲月的風霜早已染白了他的雙鬢，仕途的坎坷也屢屢對他造成了沉重的打擊，然而這一切卻不曾磨滅他匡扶社稷、保家衛國的勇氣和信念。
如果沒有郭子儀，長安的收復很可能會遙遙無期，而代宗李豫的逃亡生涯無疑也將被大大延長。
因為，當代宗逃到陝州並向四方發出勤王詔書後，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各道節度使居然因痛恨宦官專權而對朝廷心生不滿，因而按兵不動，沒有人向關中派出一兵一卒！
這其中，就包括當時駐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
換句話說，宦官程元振的擅權亂政早已寒了天下人的心，就連對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已經放棄了自己的信念，對天子和朝廷徹底寒了心。
然而，郭子儀的心沒寒。
即便吐蕃大兵壓境的這一刻，權宦程元振還在不擇手段地算計他，可他的心還是沒寒。
一個人要成為名將不難，要成為功臣也不難，難的是當普天之下人人放棄信念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選擇堅持。
所以，郭子儀在後人心目中的地位和聲望之所以遠遠高於李光弼，並不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會打仗，也不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場哲學，而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忠實於內心的信念，更善於在人生的重大時刻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在這個世界上，足以讓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終，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並不取決於別人，而是取決於你自己。
郭子儀也許就是憑著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卻的熱血，才能置個人的得失榮辱於度外，並且屢仆屢起，愈挫愈奮，從而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最終成為大唐由盛轉衰的亂世之中始終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併成為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中唯一一個善始善終（既保全了祿位又保全了名節）的功臣元勳！
十月中旬，郭子儀沿藍田、商州、武關一路南下，先後集結了四千餘名潰散的將士，隨即掉頭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師，告諭將士
“共雪國恥”、克復長安。稍後，代宗李豫擔心吐蕃人會進軍潼關，便下詔命郭子儀率軍前往陝州護駕，但郭子儀卻上表說：“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長安的計劃。
可是，郭子儀只有區區四千人，怎麼可能打得過吐蕃的二十餘萬大軍呢？
強攻當然是不行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智取。
郭子儀決定採用疑兵之計，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動撤離長安。
隨後，郭子儀派遣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等人率部進駐藍田。
長孫全緒按照郭子儀的計策，白天大張旗鼓，晚上燃起無數篝火，讓吐蕃人以為唐朝大軍已至。
此外，長孫全緒又派人潛入長安，暗中聯絡了一批江湖豪傑，天天在朱雀大街上擊鼓大呼，製造混亂，同時又在百姓中散佈消息，說郭子儀已經集結了數十萬大軍，不日便要攻打長安。
吐蕃人被郭子儀的疑兵之計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長安的美女財帛也已被他們劫掠一空，所以在他們看來，此刻實在不值得為了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價。
十月二十一日，吐蕃軍隊匆匆帶上他們的戰利品，當天就全部撤出了長安。
降將高暉一見吐蕃人扔下他跑了，無奈之下，只好帶著麾下的三百餘騎東走，走到潼關時，被守將李日越抓獲，當場就被砍了腦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長安光復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他即日下詔，任命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第五琦為京兆尹，同時讓宰相元載取代程元振，擔任元帥行軍司馬。
長安雖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令人難以容忍的奇恥大辱。
用郭子儀的話說，這是
“國恥”。
帝國為什麼會遭受這場國恥？
這筆賬不能不算。
唐肅宗像
事實上，早在代宗避居陝州之時，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經幫他把這筆賬算了個一清二楚。
柳伉說：“吐蕃人長驅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師，洗劫宮闈，焚燒陵寢，士卒卻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長期疏遠功臣，寵幸宦官，終究釀成大禍，群臣竟無人敢犯顏直諫，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剛剛離開京師，坊間便發生騷亂，暴民公然搶奪府庫，自相殘殺，此京畿民眾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詔各道兵馬勤王，盡四十日，無一輛戰車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內外皆叛，那麼請問陛下，今日之勢，是安是危？若以為危，豈能高枕無憂，不為天下討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結論是：要想剷除禍亂之源，保全宗廟社稷，就必須砍掉一個人的腦袋。
這個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還說，除了誅殺程元振外，還必須把各級宦官的職權收回，交還各有關部門；並收回神策軍的兵權，交給朝中的大臣；同時，皇帝還要削除尊號，下詔罪己，宣佈從此改過自新，否則甘願遜位讓賢。
最後，柳伉跟皇帝打賭：“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請將臣全家老小碎屍萬段，以謝陛下！”
柳伉這筆賬一算下來，把代宗李豫的臉皮撕得可謂一乾二淨。
李豫為此鬱悶了好多天。
可他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柳伉說的都是事實，而且句句都是發自肺腑的忠言。
不過，事實歸事實，忠言歸忠言，讓代宗把宦官們都給廢了那是不可能的，讓他下詔罪己、改過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於誅殺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詔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將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殺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翦除李輔國之功，代宗不忍誅殺，可事實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讓代宗李豫發現了很多問題。
就像柳伉所說的那樣，這次長安淪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專權亂政之外，無論是士卒將帥、公卿百官，還是四方藩鎮，其實人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果要追究罪責，此次應該問罪的絕不止程元振一個！
既然如此，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呢？
殺了他就能讓所有人從今往後對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殺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對宦官這個群體仍然抱有極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絕，以免傷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來，自己在很多時候仍然是要依賴宦官的。比方說，萬一哪天敵寇又來了，士卒將帥、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鎮又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了，他身邊至少還有像魚朝恩這樣的宦官保駕。
這次吐蕃入寇讓代宗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沒有誰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豬恐怕都會上樹；藩鎮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會跳舞……至於說宦官，當然也不見得始終靠得住。
但最起碼，宦官總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約藩鎮的力量；最起碼，在天子孤立無援的時候，宦官總是一副可以暫時依靠的肩膀。
說白了，自從安史之亂爆發以來，李唐朝廷就已日漸陷入內憂外患、人心離散的境地了。
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問題和新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在如此嚴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
“或許”會有危險，但不用宦官則
“必然”會有危險！
正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李唐天子並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
這是他們的無奈。
這一年十二月，代宗從陝州返回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唐軍各部到滻水（灞水支流）東岸迎接，並伏地待罪，主動表示要承擔長安失陷之責。
代宗親手把他扶起，激動地說：“都怪朕沒有早一天起用愛卿，才會落到這個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詔，任命此次護駕有功的魚朝恩為
“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統領各部禁軍。
從此，魚朝恩徹底取代程元振，成為
“權寵無比”的新一代權宦。
一切終將過去，一切終將再來。
這是歷史的魔咒，將永遠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頭頂上，並將永遠纏繞在此後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頭頂上。
閱讀更多 昊天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