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統十四年（1149年），瓦剌太師淮王也先率軍大舉入寇，明英宗朱祁鎮命御弟郕王朱祁鈺留守京城，自己和王振親自率兵征討瓦剌，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明英宗蒙塵塞外，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誅殺，從徵的英國公張輔、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等重臣皆亡。如此慘敗猶如晴天霹靂，震撼著明王朝。圍繞這個明史上的奇恥大辱，有幾個誤區需要講明。
一、王振削減馬價並無大錯，也先此次大動干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自正統四年夏五月，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病死，其子也先嗣位以來，勢漸強盛，多次進攻塞北，瓦剌部的勢力不斷向外擴張，首先征服了韃靼蒙古，繼而分化了河西三衛，最後征服了兀良哈蒙古，勢力推進遼東，壓迫女真各部，威脅朝鮮安全，明王朝長城一線的任何一個隘口要塞，隨時都會遭到瓦剌鐵騎的衝擊。也先大舉入侵，僅是遲早的問題。何況，瓦剌朝貢不僅人數連年劇增，給明朝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他們還藉機搶奪明軍武器，毆打明軍，嚴重危害了社會治安和國體，更有甚者，瓦剌貢使居然深入各地偵察山川形勢，探聽明朝虛實，危害極大。而且正統十四年二月的朝貢中，實際只有2524人，卻虛報了3598人，且馬匹瘦小，讓人忍無可忍，因而減少馬價勢在必行，王振此舉並無過錯。
因此，說瓦剌入侵是由王振削減馬價所引起的，是站不住腳的。王振的做法只不過為也先找到了大舉進犯的口實而已。
二、御駕親征的出發點是好的。
首先，明代諸帝有上陣殺敵的優良傳統。洪武元年，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一完成，就馬不停蹄地趕赴汴梁，親自指揮討伐元順帝的25萬明軍；成祖朱棣五次親征朔漠，追剿故元蒙古貴族殘部，披堅執銳，親冒石矢，建樹了赫赫武功；仁宗享國極短，其子宣宗剛上臺，便親率六師一舉蕩平漢王朱高煦之叛。父祖們的雄風，為春秋鼎盛的明英宗起了巨大的導向作用。
其二，英宗正統年間是明王朝的多事之秋，處於危機四伏的時代。那時宦官干政，武備鬆弛，地荒民逃，滇西發生動亂。然對明廷威脅最大的，莫過於北方的蒙古，自元順帝北逃以來，蒙古各部的勢力此消彼長，雖未能重建對中原的統治，但活動在遼東、漠北和漠西的蒙古勢力，一直是明王朝生存發展的巨大威脅，明朝邊防、軍備的核心始終放在對付蒙古貴族的基本點上。
第三，瓦剌騎兵此行來勢洶洶，大有摧垮明王朝九邊防線，重新入主北京的勢頭。瓦剌兵分四路，聲威大震，明朝大同參將吳浩率兵迎戰，兵敗而死，軍情吃緊。面對主要敵人的強勢進攻，前線的節節失利，瓦剌已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的嚴重局面，明英宗不得不高度關注之。
最後，皇帝親征可以振奮人心，鼓舞士氣，且作為一國之君，就應該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保護社稷蒼生的重任。況且，皇帝親統大兵，也有利於鞏固皇權，維護國家統一和內部穩定，比之貪生怕死的宋徽宗，血氣方剛的明英宗勇氣的確可嘉。
綜上，明英宗親征是上承祖宗遺志，下保山川黎民，其主觀目的是好的。所以，是親征還是不親征，孰是孰非，應該取決於國力裝備及部署如何，親征本身則無可厚非。
三、是否受王振挾持的問題。
很多史料中皆提到，明英宗是受王振挾持才被迫出征的。其實，這種可能性不大，英宗與王振的關係不同於漢獻帝與曹操的關係。王振出身低微，本是充軍的命，他之所以能夠權傾朝野，呼風喚雨，作威作福，皆是拜英宗所賜。王振固然權大，但不過一宦官，遠沒有達到架空皇帝的地步。有明一代，凡十六帝，有明有昏，有的寬簡愛民，有的暴虐殘暴，唯獨欠缺的就是傀儡，他們大體上都掌握了最高決策權。而且很多人歸順王振也並非真心實意，而是另有他圖，有的是為了自己的仕途，有的是懼怕皇帝而對王振敢怒不敢言。說白了，王振的一切都是英宗所給，王振並不具備挾持皇帝的條件。土木兵敗後，王振被樊忠用錘錘死表明明英宗並非王振手上的木偶，挾持一說純屬子虛烏有。
四、誰該為土木之變買單。
英宗被俘後，群臣將矛頭對準了王振餘黨，在他們看來，王振是此次兵敗的罪魁禍首。在監國郕王朱祁鈺的默許下，群臣聯合起來赤手空拳打死了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宦官毛貴、王長隨，又將王振侄兒錦衣衛千戶王山押赴西市凌遲處死，將王振家族不分老少皆斬殺，抄沒王振家產。奪門之變後，上聖皇太后孫氏在廢景泰帝為郕王的懿旨中指出，兵將失律是土木慘敗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客觀地說，土木之變有其必然性，朱明王朝降至正統年間，文恬武嬉，承平日久，邊帥、監軍等官員侵吞屯田，私役軍士，行伍脫籍，官侵月糧，軍械失於更新，士馬失於訓練，武備鬆弛也相當嚴重，猝遇強敵，吃敗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王振一意孤行，反覆不定，累失良機，罪不容誅。但責任最大的當為一朝之主的明英宗，因一己私情將軍事大權完全交給外行王振，排斥其他大臣，最終導致指揮系統混亂，不僅害了國家，害了將士和百姓，也害了王先生和他自己。
土木之變使昔日強盛的大明朝一下子變得搖搖欲墜，頃刻間，面臨著亡國和滅頂之災。其失敗雖是必然，但如此慘烈，則純屬偶然，皇帝被俘更是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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