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崇尚气节的民族。
何谓气节？指坚持正义和信仰，在敌人或压力面前决不屈服的一种品质。换言之，就是一种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
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崇尚气节的事例，不仅在古代不胜牧举；而且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继续得到不断的发扬光大。无论是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还是对内的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事业中，中华民族的无数的志士仁人，都把弘扬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视为最高境界，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追求。在这方面，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无疑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少年英豪，迅速成长
陈玉成，原名丕成，广西藤县客家人，1837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父母双亡，全靠叔父陈承鎔扶养。陈小小年纪，就受地主剥削与欺压，后又外出打工，给人舂墙盖房，干过许多零活，受尽人间诸般苦难。
1851年，年方14岁的陈玉成，随叔父一起参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编入童子军成为一名太平军战士。在童子军的战斗实践中，他练得一身好枪法，作战勇敢，不久便当上了童子军首领。天王洪秀全因“见其忠勇”，特地为其赐名陈玉成。
1852年6月，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年底很快进围武昌城。在进攻武昌的一次侦察行动中，他的侦察小分队意外地与优势清军遭遇，短兵相接，在激烈的撕杀中，硬是凭着他的英勇奋战，才冲出重围，胜利完成任务，1853年1月太平军攻下武汉。随后，陈玉成又作为太平军的先锋部队，顺长江东下，参加3月攻克南京的战斗。
历经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南京）两年多的浴血战斗，陈玉成屡立战功，充分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此时他虽年仅16岁，就已升任为太平军“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左四军为太平军番号；“正典圣粮”是军中主管军粮的官职；“职同监军”也是官衔，太平天国前期官制，监军以上有：总制、将军、检点、丞相。各级官职又有“职同”、“恩赏”之分，前者为与某某正职官同等；后者为虚职，是一种荣誉）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武汉等上游城市未守，为了直捣北京与巩固天京的安全，太平军先后进行了“北伐”与“西征”，陈玉成参加了“西征”的军事行动。1854年初，西征太平军在苏北、皖北战场取得胜利基础上，再攻湖北。2月中旬先后再克汉口、汉阳，但在二攻武昌城时遇阻，竟连攻数月不下。
陈玉成冷静分析当时敌情，认为经过前一时期战斗，敌虽守住了阵地。但“城里已经粮尽，清军正面临饥饿、疲劳双重困境”，士气已非常低落；这时太平军只要战术得当，再给以连续的打击，定能摧垮敌人。他的主张得到肯定，最后被受命担任攻城战斗的前锋。
是日，他亲率500精兵，乘黑夜潜至城东南，以300人大造声势从正面佯攻；自带200勇士，埋伏于僻静侧翼，乘敌注意力集中正面交战之际，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吊钩，钩住城垛，悄悄拉住绳索让200勇士爬上城墙，形成一支“自天而降”的突击队，大呼：“天兵登城了！天兵登城了！”直吓得城内清兵魂不附体，顿时乱成一团，争先打开城门，纷纷往外逃窜。围攻数月的武昌城一下就被攻克了！陈玉成立了大功，先提升为“殿右十八指挥”，接着又升为“殿右十三检点”，统领陆军后十三军和水师前四军，成长为独挡一面的太平军的年轻将领。
然而，也就在这1854年，曾国藩编练的湘军突起，使太平天国的西线战事形势发生变化。太平军在两湖战场先后失利，武汉失陷。接着，湘军大举围攻九江，九江告急。九江是太平天国的军事要地，只有保往九江，才能下固安庆、天京之防；上可进扼武汉，是兵家必争之地。
为扭转西征战局，1855年初陈玉成受命自北岸引兵至九江，协同原守将殿右十二点检林启容共同防守。二战将临危不惧，在粮食、弹药缺乏，敌强我弱等诸多不利形势下，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使九江屹立不动。至1月底2月中，随翼王石达开西征增援军队的到达，太平军接连在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打得敌“辎重丧失，不复成军”。
九江战役的胜利，成了西征战局的转折点，太平军再由弱转强。陈玉成的部队乘胜克复湖北的黄梅、广济、蕲州和黄州，再一次参加收复武汉的战斗，很快三克武昌城。接着又夺取德安（今安陆）和隋州（今隋县），打死清将——西安将军扎拉芬，破清兵营垒40座，再率军去解庐州（今合肥）之围。太平天国西征的胜利，与陈玉成的战功有很大的关系。
陈玉成不仅作战勇敢顽强，且在指挥中机动灵活，善于创新战术，其中尤以“三十检点回马枪”战术让敌人害怕。此战术往往以一支军队诱敌作战，战到敌人疲乏时，故意收队撤退，诱敌追赶；然后，以事先埋伏好的精锐部队突然袭击，屡屡在实战中得手。吓得曾国藩一再告诫其部下“坚壁勿出”，“坚忍不出”，不敢与太平军接战。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转战之际，天京外围的形势又严重起来。自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起，清军就先后在城外的孝陵卫和扬州建立江南、江北两大营，力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天京作战略包围，伺机进攻太平天国。
1856年2月陈玉成已提升为“冬官正丞相”（太平天国的丞相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衔），为了彻底解除威胁，太平天国决心在西征胜利的条件下，从前线调回部分兵力，发起破江南、江北两大营之战。
陈玉成随燕王秦日纲先参加救援镇江之战。时镇江被围得水泄不通，想要破敌，必须与城内太平军取得联系。陈玉成自告奋勇，亲选几名勇士，驾驶小船一只，飞快冲过镇江水关，冒死突破封锁线，与太平军守将吴孝如会面，转达内外夹击之策，终于大败清军，解了镇江之围。紧接着于4月初，陈玉成进围瓜洲的清军江北大营，在扬州土桥大败清钦差大臣江宁将军托明阿，破清营120余座；最后攻克扬州、仪征，打破江北大营。
同年6月中旬，陈玉成再奉命进军天京外围燕子矶一带，与天京城内太平军一起夹攻江南大营。经过3天激战，终于攻破孝陵卫的江南大营，清军统帅、钦差大臣向荣与悍将张国梁率残部仓皇逃跑。陈玉成率部紧追至丹阳，把向荣、张国梁围住，8月向荣气急败坏，病死丹阳。
打破江北、江南两大营，解除了清军威胁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再加上太平军西征的胜利，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进入全盛时期。
陈玉成在太平天国整个前期的战斗中迅速成长，并在这些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天国栋梁，战绩辉煌
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1857年5月翼王石达开又闹分裂，率10万精锐出走，太平天国原有的领导核心彻底解体。为扭转危局，洪秀全只得自任军师，总理国政，着手组建新的领导核心。10月，封陈玉成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和副掌率李秀成等同主军政，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力挽危局的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天京事变使太平军的元气大伤。就在1856年当年，清政府任命德兴阿为钦差大臣，重建江北大营，再占扬州；1858年初，又有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重建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呼应，围逼天京。时天京内外交通阻隔，粮道断绝，使整个1858年的下半年，成为太平天国史上最为危急、艰难的岁月。
面对危局，陈玉成勇担重任，力挽狂澜，终于使太平天国转危为安，渡过危机。
1858年8月，陈玉成与李秀成等太平军将领聚会于安徽枞阳，共商解救天京之围。会上制订了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江北大营，恢复天京和江北交通的方略；决定采取统一指挥和联合作战的方针，并具体拟定由陈玉成担任主攻，其他各路太平军紧密配合的作战方案。
会后，陈玉成率军东征，由安徽潜山过舒城，于8月下旬击败清军，攻克安徽首府庐州（今合肥）；后又北进梁园、界牌，直捣滁州。9月，在滁州东南的乌衣与李秀成部太平军会合，把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蒙古都统胜保的马队打得落花流水。随后，乘势直下浦口，经各路太平军合力夹攻，歼敌一万余人，彻底击溃了江北大营。
浦口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天京危局。然而，就在陈玉成等太平军东下激战之时，湘军李续宾部亦进入安徽增援清军，先后侵占桐城、舒城等地，并亲率主力进攻三河镇。
三河镇属庐州府合肥县（今属肥西县），地外合肥、庐江、舒城三县交界，水陆交通发达，是巢湖流域西部粮食、物资的重要集散地，更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是一个军事必争要地。陈玉成离开安徽时，留下吴定规在三河把守。吴虽亦是英勇善战的太平军战将，但毕竟兵力单薄，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湘军主力，不得不向陈玉成告急。
陈玉成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李续宾部虽为湘军精锐，李本人被视为“威望冠诸军”的湘军悍将，但此次行动中，既无后援，又缺粮草；虽然占领了桐城、舒城，但庐江仍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河乃太平军之腹地，他居然轻进，实质上是犯了一个“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因此，他一面兼程赴援，经巢县、庐江，直趋三河东南白石山，抄湘军后路；一面启奏天王调李秀成同去救援；并知会吴定规和捻军张乐行部南下，阻击敌人的舒城援军，以迂回包抄战术，实施对李续宾的围歼。11月14日，陈玉成太平军果断发起对李续宾湘军的围歼战，经4天激战，湘军李续宾部全军覆没，太平军全歼湘军6000余人，李续宾本人也被击毙。陈玉成乘胜推进，连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使进犯安徽的清军腹背受敌，撤兵回宿松。
三河大捷是一场漂亮的歼击战，是太平天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通过这一战，沉重打击了湘军的嚣张气焰，正如曾国藩所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曾文正公全集》）。反之，太平天国的大局得以稳定，改变了天京事变以后清军长驱直入的被动局面。1859年6月，陈玉成被洪秀全晋封为英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封王的第一人，陈玉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名副其实的天国栋梁。
1859年4月，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早期拜上帝会成员）从香港来到天京，旋即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开始推行“新政”。为改变天京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围的不利态势，决心发动了围歼江南大营的战役。洪仁玕定下“围魏救赵”的策略：
以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从芜湖发兵，突然攻占敌人粮饷基地杭州，以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来救，一旦清军被调动，便立即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作战行动，最后李、陈会师浦口，会合其他各路太平军，共同合击摧毁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
和春果然中计，分兵援杭。李秀成随即率军回师天京，陈玉成率军由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1860年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达十余万众，在扫清清军外围据点后，随即分五路向江南大营发起总攻：由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由李秀成部自尧化门，由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由杨辅清部自雨花台，由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合击。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经过5天激战，彻底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江南大营。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作。它再次解除了天京之围，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在绝望中逃亡至浒墅关（今江苏苏州）自杀；为以后太平军执行“先东征、后西进”的方针，迅速占领江浙大部分地区创造了条件。
1860年5月，在取得二破江南大营胜利后，太平军高级将领在天京开会讨论过下一步军事行动。其时，曾国藩的湘军已恢复自李续宾部被歼后的元气，又占武汉、九江，正自上游向下稳步推进，直逼安庆。
陈玉成认为，上游不守，下游不保。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只有守住安庆，才能确保天京；主张必须先去解救安庆。洪仁玕、李秀成觉得眼前乘胜夺取江浙地区，又是难得的良机。因此，最后一致确定：先东征苏杭，再回兵西进，分南北两路合取湖北，夺取长江中游，以巩固天京的方略。
会后，陈玉成率部从天京出发，经江苏宜兴进入浙江，7月连续占领长兴、孝丰、安吉于潜，取得临安；8月又从孝丰进占安徽广德。英王的行动为太平军的整个“东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东征”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9月太平军将领再次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会议重新肯定“西进”攻取湖北武汉、解救安庆的方略，并作出了具体部署：
由陈玉成率部在长江北岸，从安徽进湖北，攻武昌北面；由李秀成率部在长江南岸，从江西经湖南岳州，攻武昌西面；与此呼应配合的，有李世贤部横渡鄱阳湖，从江西南昌入湖北，攻武昌东面；杨辅清部从江西湖口、九江到湖北，攻南昌东面。太平军总体上分南北两路沿长江两岸西进，定于1861年4月会师武昌。
陈玉成执行天京会议决定，9月底，率部从天京渡江北上，经皖北入鄂东，从长江北岸西进。经近半年奋战，于1861年3月18日，攻克敌人认为“万不可失”的黄州府（今黄冈），距汉口仅160里地，已进入武汉外围。然而，其时南路主力李秀成太平军却仍远在江西建昌（今永修）、抚州一带；李世贤部和杨辅清部也配合不力，停留在江西、皖南地区活动。
究其原因，主要是李秀成只想经营下游苏浙两省，打内心不赞成进行第二次“西征”，故而在行动上一再拖延；直至10月下旬，才在天王催促下，勉强从安徽太平（今当涂）出发。12月当他进至黟县，因怕曾国藩布有重兵，又未按计划进攻湘军祁门大营，绕道江西，让敌人逃过一劫（其实祁门湘军只是空营一座，面对李秀成太平军，军事上已陷入绝境，曾国藩甚至已写好遗嘱等死），且耽误了武汉会师的日程。
陈玉成在孤军独进的形势下，加上未能摸清武汉敌情，又遇到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带着兵舰进行政治讹诈，“劝阻”英王进攻武汉；种种诸多因素，导致他未能果断及时地进攻武汉，等到4月下旬，又闻安庆危急，于是除留下赖文光部驻守黄州，匆匆率大军返皖省直接解救安庆去了。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一度陷入严重的危机。其后这一混乱局面得以改变，局势逐渐稳定，直至一度中兴；期间的所有重大活动，无一不与陈玉成的名字紧密相连。陈玉成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忠诚和军事上的卓越贡献，无疑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顶梁柱作用。
宁死不屈，死得其所
太平军的第二次西征，目标是攻取武汉，从战略上巩固上游。攻武汉实质上就是解安庆之围，因为武汉是清军必守之地。对清军来说，守武汉重于围攻安庆，可惜太平军未攻武汉；反之，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必守之地，守安庆重于攻武汉，这就是陈玉成急于回救安庆的原因。
迟至1861年6月上旬，李秀成太平军才进入鄂东南，至中旬，前锋迫近武汉，占领武昌县（今鄂城）。当他得知陈玉成部已回师东援安庆，便停止进军，7月上旬率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至此，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可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成了太平天国后期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转折。
曾国藩深知安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打自1860年夏天起，就集中5万兵力死死围攻安庆。其弟曾国荃部及水师杨载福部共2万余人，从陆路、水路围住安庆（在安庆周围筑密集的城堡，切断各地援军与城内太平军的联系，且可凭垒顽抗）；由多隆阿、李续宜率部2万余专事“打援”；只要不到万不得已（如武汉危急），这一部署就决不松动。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离鄂回皖，经宿松、石牌，进驻集贤关，其时，陈的部将叶芸来已困守安庆达9个月之久。陈玉成随即在安庆东北的菱湖同曾国荃、杨载福展开激战，未能得手；后仅由吴定采率1000多太平军战士突入安庆城，加强城内防守力量，但始终未能打破敌人对安庆的包围。5月，洪仁玕同章王林绍璋及前军主将吴如孝等由天京前来增援，为多隆阿部所败。
6月，为调集援军保住安庆，陈玉成只得亲自到天京请讨救兵。然而，期间清军却加强了进攻，陈玉成的集贤关外据点——赤冈岭三垒被清军鲍超部攻下，太平军守军李四福等3000余人壮烈牺牲；接着，赤冈岭一垒也失守，陈玉成部的得力战将刘玱琳及部下4000多人壮烈牺牲，安庆的防御形势进一步恶化。
8月上旬，陈玉成从天京请来除李秀以外的所有战将，组织了一次三路进援安庆的战斗：陈玉成、杨辅清自西路太湖东进；林绍璋、吴如孝自北路桐城南下；黄文金自东路绕抵鸡公岭。经过半个多月苦战，终于攻克集贤关，并在关口构筑营垒。27日，陈玉成、杨辅清攻破敌军的第一层战壕，但敌人很快又增修新垒。其时，城内太平军自内向外攻击新垒，猛扑十余次不下，反而损兵折将3000多人。这主要是因被围缺粮，城内太平军战斗力锐减所致。
由于安庆长期被围，城内、城外太平军被分割，城内已经断粮（时粮食吃光，只好搜食猪、狗、树叶、树皮，许多战士被活活饿死）。虽陈玉成多次以小船运粮入城，但多被敌人水师截获。1861年9月5日，敌军乘城内太平军断粮之际，以地雷轰塌北门城垣，越壕入城，守将叶芸来、吴定彩以下20000名已饿倒的太平军，在安庆破城战中全部牺牲。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对太平天国事业是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天京直接暴露在清军炮火的攻击之下，时时受制，处处被动，直至走向失败。
从纯军事观点看问题，安庆之败败在太平军未能集中兵力共同对敌；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核心领导力的恶果。假如陈玉成、李秀成这两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军事力量，能同心完成第二次西征，合力进攻武汉，不仅拿下武汉不成问题，而且安庆之围必解（因为清朝中央政府是绝不容许曾国藩丢失武汉去围攻安庆的）。即使是在西征不攻武汉的情况下，如果陈、李两军均能合力回援安庆，至少有十余万兵力，在军力上大占优势（当时围攻安庆的清兵总数不过5万，真正投入攻城的也就14000之数，其中水师4000名）。因此，至少解围安庆必成；还可能乘机击溃、围歼湘军。
然而，李秀成看不到这个大局，以致“不知君命”（《赖文光自述》），虽勉强参与西征，一路上却忙着招兵扩军，延误了与陈玉成会师武汉的时机；待会师未成，又“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黄文英自述》），在安庆危急之时，既不攻击武汉，又不回援安庆。李秀成的本位主义应是安庆保卫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安庆陷落后，陈玉成同洪仁玕均遭受革职处分。皖省形势顿时大坏，杨辅清等折回皖南，陈玉成退守庐州，处境愈来愈严峻。1861年底，庐州北面的捻军（太平军的友军）重要据点定远因叛徒出卖失陷，庐州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
面对危局，陈玉成忍辱负重，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力图稳定安徽局势，以固守天京的西北门户；积聚力量，待机破敌，收复安庆。为此，他采取分兵策略：留自己经略皖北；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远征西北，“广招兵马”，力求相互呼应。可惜，由于此后总体敌我态势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后形势发展也不遂人愿，陈、赖远征西北虽有成就，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1862年5月13日庐州失守，陈玉成被迫率部4000人北走；15日，不幸中了叛徒苗沛霖的奸计被执。苗系太平军友军捻军的头目之一，1861年曾接受太平天国“奏王”的封号，但1862年3月，他又反水接受钦差大臣胜保的“招抚”，投靠了清朝，是个阴险的两面派。还在庐州局势吃紧时，他就曾经派人装扮成乞丐带着用黄缎写的信件，与陈玉成联系，竭力表示对英王的“忠诚”，劝陈玉成前去他的驻地寿州，愿协助太平军攻打汴州（今河南开封）；认为死守庐州孤城并非上策。庐州陷落时，他又派其侄子苗景开前往“迎接”。陈玉成对苗的“诚意”缺乏警惕，当其进入寿州城时，吊桥被撤，大队人马被截在城外，他和部将20多人全部中伏被擒。
陈玉成被诱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苗沛霖不敢见他，只派其侄儿前去劝降，遭到严词怒斥：
“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颗草，风吹两面倒；龙胜邦龙，虎胜邦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资料》）苗无奈，最后只得将陈送到清将胜保帐下。
胜保审讯陈玉成，傲慢地责问陈为何见他不跪？遭到陈的无情嘲讽：“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
“然则曷为我擒？”胜保反问。玉成答道；
“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者乎？”
胜保无话可说，遂以酒席款待，仍劝其降。陈玉成不为所动，最后答道：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以上引文均见（《陈玉成被擒记》）6月4日，英王陈玉成在被押解赴北京途中，于河南延津被凌迟处死，时年仅26岁。
陈玉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不仅以“善战”著称，更是一位重视革命气节的英雄人物。
相比之下，同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军事将领的忠王李秀成，同样是在被敌俘获的情况下，同样是在敌人审讯和面临死亡之际，两者表现却大相径庭：
陈玉成对胜保，是充满蔑视的眼光与口气，不仅不跪，还直呼其为“尔”，称其为“吾手下败将”；李秀成则跪倒在昔日死敌面前，尊称曾国荃为“中丞大人”（巡抚的尊称）、“九帅”（曾国藩九弟），尊称曾国藩为“中堂”（对曾“大学士”衔的尊称），左一个“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右一个“蒙老中堂驾至……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云云，老实招供，一副奴颜婢膝的模样！
陈玉成对太平天国充满感情，自称“***”，而称清朝为“妖朝”（《被掳纪略》）；李秀成则称清朝为“大清”，承认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乱”，甚至痛心疾首地发出“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李秀成自述》）
陈玉成对敌人功名利禄的诱降与凌迟处死的威胁，发出掷地有声的回答是：“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李秀成号称“忠王”，却写下了《招降十要》，向其死敌曾国藩献计献策，要帮其收拾太平天国残余力量，摇尾乞怜。“忠王”不忠，最终成为太平天国事业的变节分子。
冷眼观史，英王陈玉成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崇尚气节的难得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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