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眼中的李秀成，是颇具军事才能的年轻将领，是为了太平天国复兴而费尽心力的救世主。然而正是这位忠王的数度抗命，导致太平天国一步步走向深渊。
李秀成从天京奇袭杭州时，兵力只有六七千之众。”从杭州返回天京到苏州时：“自李文炳、何信义献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众五六万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随即利用苏州地区的财富继续招兵，数量更大。半年后他到江西湖北招兵，临行前点派苏州留守部队交给部将陈坤书时已有十万之众，李秀成自己也要带几万人，合计他在苏州已有一二十万人。其后1861年6月在湖北将“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同年8月他从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时，遇见一支从广西脱离翼王石达开回归天朝的百战精兵，又收“得其二十余万”，以上一年时间，他在苏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扩军七十余万人，到鼎盛时期当有百万之数。
李秀成却把这么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私有，不许任何人调动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国藩表白：“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还自鸣得意地说“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这种情况影响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的五次重要部署，埋下了灭亡的根源。
第一次是1860年5月太平军破清军江南大营以后，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军乘胜追击到常州、苏州，限一个月肃清残敌后回师到上游安庆，集中兵力消灭湘军。可是太平军6月2日占领苏州完成了追歼残敌的任务后，陈玉成立即领兵到皖北奋战安庆城下，而李秀成则把天王严诏置之脑后，为了关税自行进军上海，让太平天国惹上了外国列强，使太平军由天京解围后取得的战略主动陷入致命的东西两面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后来遵王赖文光在他写的《赖文光自述》中指责李秀成，说：“……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后，天朝命李秀成与杨辅清沿长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断湘军围攻安庆的后路，与奋战在安庆前线的英王陈玉成呼应，击退或消灭湘军。这是五个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动流产以后实行的补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杨联军攻到湖口城东，九江业已在望的时候，李秀成因为谋求浙江，突然撤军东走，影响到杨辅清势孤力单无法再进，迂回援皖的进军计划又一次流产。
第三次援皖行动，是在1861年初，安庆保卫战已到最后决战关头。而李秀成从浙江嘉兴到苏州准备到湖北招兵，此时天王严诏命领兵赴上游，支援安庆，但李秀成不从，仍坚持出师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后经朝臣从中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从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陈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回进取武汉，逼湘军从安庆撤退的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显然是为了迁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来的，但仍然不失为一个颇有气魄并为湘军所惧怕的釜底抽薪战略。如果认真实施，还是有可能击败湘军救出安庆，从而稳定天京上游局势的。可惜又因为李秀成迷恋江浙而功败垂成。而李秀成则因为在江西一路招兵，迟了两个多月于6月才到达湖北境内。而他到湖北后，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庆，仍然是只顾招兵。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救安庆，是1861年，在曾国藩从江南岸调兵到江北，他自己亲临安庆前线，集中兵力对安庆发动最后总攻击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眼看到安庆保卫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关头，他亲自驰返天京向天王禀陈安庆决战胜负将直接关系到天国的安危兴亡，请求紧急派兵增援。天王首先想到拥兵大户李秀成，派朝中重臣千王洪仁眡赶赴浙江向李秀成求援，却不料遭到刚从湖北、江西招得五六十万精兵的李秀成的拒绝。
第五次即最后一次拒绝赴援皖北，是英王陈玉成在安庆战后率领残部退守庐州，为天京保守这一最后屏障，从1861年8月坚守到1862年5月，牵制住攻克安庆的湘军，使湘军在这九个月中迟迟不敢进攻天京。在这关系天国大局的战役中，李秀成只顾取杭州、战上海，而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庐州，以致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在庐州失守17天后，曾国荃即率领湘军水陆进抵天京城下。这李秀成才惊恐起来，赶紧调动兵力救援天京城。这一次救援天京之战，由于失去了陈玉成的组织指挥，李秀成虽然在曾国荃的湘军刚到天京三个月，立足未稳并且疫病流行的情况下，率领60万大军投入战斗，但大战45天后，终未能赶走仅有2万人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已军心涣散，诸王以衣单缺粮为借口纷纷离散，解围战以失败告终。
最终太平天国被灭，“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李秀成也走向了他的陌路，忠王不再忠，天国再难复。可叹，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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