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要找出二者的相同之处，也许俺会憋半天，然后说：都发生在太平天国吧？
不过现在呢，如果把目光定格在发起人身上，再找相似处就容易多了。因为无论就韦昌辉，还是苗沛霖，都可以说，他们发动了一次相对于敌对方领袖的斩首行动。
然而，韦昌辉杀了杨秀清，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最终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而苗沛霖呢，他发起的斩首行动却颇为成功，不但擒获了敌方主帅陈玉成，还把他麾下的三千精兵收为己用。
为何这两人发动同一类型的事件，结果却大相径庭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天京之变。
洪秀全韦昌辉联合起来，斩首杨秀清后，他们勾勒的种种蓝图，必然没有在强敌环伺的境况下，设计一场那么大规模的，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屠杀。他们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兵不血刃的接管原属于东王的势力。“主”还是洪秀全，不过换了个军师而已。
然而，他们并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东王府的人在杨秀清死后与之的互动如何呢？
作为东王旧部，其实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在四敌环伺的情况下，基于太平天国的利益，他们应该放下仇恨，接受杨秀清已经死亡的现实。然而，这随之会面对另一个现实，就是，他们将逐渐远离权利中枢，因为，以杨秀清为中心的权利分配格局将不复存在。
《贼情汇纂》记载，“杨贼信任之 ,同恶相济 ,凡有机密事 ,皆引谦芳及李寿春计议 ,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伪侯相之侧目。”这样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
与大局有利，与小集团利益不符，东殿人马怎么做的呢？自然是神马大局，神马强敌环伺，那都统统是浮云。他们高举着为东王复仇的大旗，以傅学贤为首，“自峨嵋岭扎营至虎贲仓”与天王北王的军队斗了个旗鼓相当，内讧愈演愈烈，大屠杀终于不可避免的蔓延开来。
民国时期，说起1856年那场太平天国内部的大悲剧，一般以“内讧”称之。建国后才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用了“天京之变”、“天京事变”的。显而易见，用“内讧”定义更为准确。
随后，我们再看看陈玉成走寿州。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庐州陷落，陈玉成率三千精兵走寿州投苗沛霖，英王入城，部下扎营寿州城外。两日后，苗沛霖的侄子苗景开发动奇袭，趁夜色抓住陈玉成，随后连夜送往颍州江口集苗沛霖的大营。第二天，陈玉成部下余安定出马，去寿州城外说合，终于说得三千精兵投效。于是，苗沛霖兵不血刃，接管了原属于陈玉成的人马。
按照传统忠孝节义的理论，这三千精兵该如何做呢？自然是冲冠一怒为蓝颜，豁出去不要命，也要抢回领导陈玉成。事实上，陈玉成的友军和其他部下也尝试了这种做法，张洛行、江台凌，马融和都齐集江口集外，准备营救英王。
然而，此时的英王已经不再是三河大捷中的英王，也不是二破江南大营中的英王。他的势力衰弱的厉害，与其跟着这样一个英王辗转征战，还不如就干脆投了苗，也算有了容身之所。神马义气，神马忠心，神马英王是一手提拔他们的领导，那都统统化为了浮云。
所以说，斩首行动及其后续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韦昌辉+洪秀全pk杨秀清残部，实力并不占优势，所以斩首行动虽然成功了，后果却一发而不可收拾。而陈玉成pk苗沛霖，显然陈已成丧家之犬，于是，本该他最忠心的部下便集体转投了苗。
文章最后，放一个关于苗沛霖之死的彩蛋：
薛福成《庸庵续编》：“亲兵三千人相与谋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肆其诈慝，诱杀我英王，复以威劫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卒令自就死地。孰与报仇雪耻，以邀爵赏而纾死乎？”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春之。”
然而，细细思量，却不禁冷笑了。
先不考证这个记载是否靠谱。因为苗的死法有n种之多。姑且假定它为真实的吧，却更令人齿冷心寒。
这三千亲兵是为了英王杀的苗沛霖吗？他们如果真的心系英王，那么，英王在颍州江口集被囚之时，他们在哪里？英王娘被胜保奸占时，他们又在哪里？
主帅被抓，军心涣散，是苗沛霖收留了他们，不管如何，他们毕竟接受了这个现实。而苗沛霖也顶住了朝廷的压力，并未在几道圣旨批示要这三千人性命的当口把他们交出去或杀掉。这其中，自有利用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苗沛霖也算于他们有活命之恩。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当苗沛霖事业节节高升之时，他们为之效死力。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几年之后，苗沛霖反清不利，情势困窘，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于是，他们突然想起了旧主陈玉成，对英王的忠义也就在新主人落魄的时节出现了。
这不是落井下石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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