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12月，琉球按例遣使向清廷進貢，途中遭遇暴風雨，使船迷失航向，飄蕩至臺灣南部，與當地高山族人發生衝突，54人被殺，12人在當地漢人的幫助下脫險轉移到福州，後由清廷送歸琉球。
1872年，日本脅迫琉球成為其“內藩”，“冊封”尚泰為琉球藩王。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福島種臣一行來華，以交換中日《修好規條》為幌子，刺探清廷對臺灣主權認識的虛實，副使柳原前光欺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權”理念，言辭間賺得“生番化外，未便窮治”四字，遂曲解臺灣東部“番社”非中國主權所有，於1874年5月由海軍中將西鄉從道為首，以1871年“日本國民（實際上是琉球民眾）”被“生番”殺害為由，率4艘軍艦及陸海軍官兵3600多人，進攻臺灣。
自鳴得意：清廷給自己挖坑而不自知 日本侵臺的藉口是“番地無主論”，即將清廷官員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窮治”四字，曲解成“番地無主”，非中國領土，故日本可據而有之。
這誠然是詭辯。但日本政府這一詭辯，卻有歷史淵源可以追溯——1867年2月，美國商船“Rover號”在臺灣東海岸洋麵失事，登岸人員為當地“生番”所殺。美國駐廈門領事Charles Williain Le Gendre找到閩浙總督衙門交涉，清廷地方官員為了推託責任，即提出了當地土番“非歸王化”的說法。
Le Gendre無法認可清廷地方官的推託之辭，責備道：
“兩百年來，中國人在臺灣的活動地區，配合著中國政府施及臺灣的行政權力，由西岸以至東岸，逐步擴張，事實上從未承認生番領有其現住土地的主權，西岸的居民，經常販購生番地區的物產，而生番地區出產的樟腦，且成為臺灣官府的專賣品，不容外人自由採購輸出，違者則嚴行懲治，所謂生番地區不屬中國管轄的說法，實毫無依據。”
與Le Gendre直接交涉的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吳大廷，則在針對此事給朝廷的奏摺裡開頭即稱：
“ （生番之地）鳥道羊腸，箐深林密，自來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戢兇殘而重人命，用意固深遠也。”
這些深受中國傳統“天下觀”薰陶，而對近代世界“領土主權”概念一無所知的地方官們，自鳴得意地以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極好的推託事件責任的理由，於是在奏摺裡一廂情願地認為：
“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內，剋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
事情最終捅到總理衙門。會商之後，總理衙門並未否定閩浙地方的交涉措辭，但同時密函指示閩浙各相關官員，特意強調了臺灣“生番”地區的版圖歸屬問題：
“告以生番雖非法律能繩，其地究系中國地面，與該國領事等辯論，仍不可露出非中國版圖之說，以致洋人生心”。
在總理衙門的政治話語體系裡：1、臺灣“生番”地區屬於“中國地面”，是中國疆土無疑；2、“生番”未歸“王化”，中國法律無法管轄“生番”。這兩者是可以並存不悖的，後者並不是對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於近代西方的“領土主權聲明”；後者則是基於傳統中國的“天下觀”。
——在傳統的“天下觀”體系中，總綱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中央王朝自視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四裔藩屬；藩屬之外，則是未知之地。其經典描述則是：中國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國與夷蠻戎狄五方之民共為“天下”、同居“四海”。這種“天下觀”裡沒有具體的領土主權界限，一切視“文明開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其“理番”政策始終基於這種“天下觀”理念——臺灣全島雖屬版圖之內，但其民眾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劃分為民、番兩級；“番”又分兩種：1、“其深居內山未服教化者為生番”；2、“其雜居平地，遵法服役者為熟番。”前者屬於“化外”，後者則須納“番餉”，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轉化。
這種編民—熟番—生番的分類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化外”、“化內”的政治話語體系，所依據的都是教化禮儀所及的程度與界限，而與疆界無關。故而，在清廷看來，將臺灣東部“番地”描述成“未歸王化”、“生番化外”，並無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鑑的“成功交涉”。
但美國領事Le Gendre卻無法“見諒”。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員的“天下觀”，只能將“(番地)未歸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辯：“番地非中國領土，故中國對番人殺害美國船員不負責任”。在Le Gendre看來，這種推託責任的方式，簡直不可理喻。
心懷叵測：日本玩弄清廷陳舊的“天下觀” Rover號事件最終以Le Gendre與臺灣當地土番自行締結約定告終，清廷自以為得計，在其中充當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強烈要求清廷承認對臺灣“番地”擁有主權的Le Gendre，在此事件之後，即著手開始炮製“臺灣番地無主論”，多次進入臺灣，按需蒐集各種資料。在其計劃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之後，轉而受僱於日本政府。
Le Gendre在提交給日本政府的首個備忘錄裡如此描述自己的“臺灣番地無主論”：
“如果說中國政府自己發現了此島，也可以說又由中國政府自己放棄了此島。清國政府對一部分的島民施以佈政教化，那麼按道理清國政府也應管轄另一部分，但清國政府卻不能拿出事實上的有效證據。”
長期受中國文化薰染的日本，顯然是瞭解清廷的“天下觀”理念的，曾幾何時，它也是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間，傳教士沙勿略試圖以基督歸化日本，但卻遭到了拒絕，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這使得稍後來到東方的利瑪竇深刻認識到：要歸化東方，必須先歸化中國。
深悉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面西化。這種身份在清廷面前於是乎就成了巨大的優勢：他們瞭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時，又深悉清廷傳統“外交觀”的種種漏洞，及其與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種種衝突之處。如何利用這種優勢在清廷身上獲利，成了明治政府維新之後工作的重中之重。徵韓論與奪取琉球，在19世紀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囂塵上。
臺灣，自然也不能倖免。
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出使中國，名義是與中方交換《中日修好條規》。其時，清廷正因為外國使節覲見禮儀問題而焦頭爛額，出於某種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島種臣被獲准與各國使節一起覲見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禮遇，不僅沒有行跪拜禮，甚至也沒有像各國公使們一樣行五鞠躬禮。
清廷的用意，無非是覺得日本與中國同屬東方，理應彼此親近以對抗西洋諸國；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內，抬高日本使節的覲見地位，也就等同於貶低西洋諸國使節的地位。卻殊不知，明治之後的日本，早已脫離“天下”，融入世界。副島種臣此行，更懷著為日本吞併琉球和侵佔臺灣套取政治口實的隱秘用心。
這種“政治口實”的獲取，依賴於日本使節同時熟悉中國的傳統“天下觀”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觀”。副島本人出使期間，絕口不提琉球與臺灣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時低調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總理衙門，恍若不經意地質詢1871年琉球民眾被臺灣吐蕃所殺事件。
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殺害琉民，我們早已知曉，殺害貴國之人則從未聽說。琉球、臺灣二島俱我屬土，屬於土人互相殺害，裁決之權完全在我。我撫卹琉人，自有措置，與貴國何干，而勞煩過問?”
這番回答本已相當得體。但柳原繼續“爭辯”琉球屬於日本版圖，又質疑清廷“既然知道撫卹琉球之人，卻為何不懲罰臺灣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難免開始朝“天下觀”方面傾斜——
毛氏回答：“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是“天下觀體系”下的政治詞彙；日本人並非不知，但現實需要，他們故意將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觀體系”下理解，於是就成了：清廷承認臺灣東部番地無主。
此次交涉影響範圍不大，但也引發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論。這些言論，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1873 年4 月5 日上海《申報》刊載了署名為“嶺南蓮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上可以代表當時大多數中下層士大夫們的普遍看法。“嶺南蓮塘生”說：
“蓋臺灣一帶，雖系中華之地，而臺灣府屬界，居海島邊境。至於生番，則又深居內地；雖統稱臺灣，實非臺灣府屬可管也。且生番蠻類，未曉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與中土何礙焉！”
其中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辭，正合日人之心。但在“嶺南蓮塘生”的本意，卻並不涉及國家疆域問題，所指均屬文化層面。
兩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認知體系”及其衍生出來的不同的外交遊戲規則，被日本政府輕易地操縱於股掌之間，而清廷舉國朝野竟毫無察覺。
有此鋪墊，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過了《臺灣蕃地處分要略》，4月11日組織了侵臺軍，名曰：“臺灣生番探險隊”。
《要略》重點提及1873年副島種臣使團所取得的“外交成果”：“臺灣土番部落,為清國政府政權所不及之地。其證據具見清國自來所刊行的書籍之中,而當前任參議副島種臣使清之際清廷官吏所作答語,尤其顯然,故視之為無主之地,具備充分理由。是以報復殺害我藩屬琉球人民之罪,為日本帝國之義務,而徵番之公理,亦可於此中獲得主要根據。”
外人點醒：清廷恍然領悟日本真正用意 日本出兵臺灣在即，臺灣道在給閩浙總督的文件裡卻將此事的權重放置在“剿辦彰化廖匪”一事之後，並稱：“牡丹社系屬番界，彼如自往剿辦，在我勢難禁止。”雖然擔心日本人勝利後會盤踞番社不走，但給出的處置建議仍是消極的“一切惟以鎮靜處之”。
自然，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應，臺灣地方官絲毫沒有意識到此事關乎中國在臺灣東部番地的領土主權。
直到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圖。日軍討“番”統領西鄉從道將出兵臺灣的照會送直閩浙總督李鶴年處，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強硬反擊。李於5 月11 日後連續照會西鄉從道，稱：
“本部堂查臺灣全地，久隸我國版圖。雖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別，然同為食毛踐土已二百餘年。……查萬國公法雲：凡疆內植物、動物、居民，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按理皆當歸地方律法管轄。……據此各條，則臺灣為中國疆土，生番定歸中國隸屬，當以中國律法管轄，不得任聽別國越俎代謀。茲日本國中將照會，以臺灣生番戕殺遭風難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兇首，以示懲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殺害無辜，即按以中國之法律，亦所必誅，惟是臺灣全地素屬中國，日本國政府並未與總理衙門商允作何辦理，逕行命將統兵前赴，既與萬國公法違背，又與同治十年所換和約內第一、第二兩條不合。”
李鶴年態度的突然強硬，緣自西方國家對清廷的提點：
最先是英國駐華大使威妥瑪於4月18致函總理衙門，告知清廷日本出兵臺灣一事，並在信中詢問“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隸入中國版圖”；稍後，英、法兩國使節以及總稅務司赫德也先後前往總理衙門，詢問臺灣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國領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國通過駐華使節，將來自英國駐日大使巴夏禮獲知的信息告知中國：“內稱據東洋意見。臺灣島自某處迪南，皆不隸中國版圖之內”。
威妥瑪強調，清廷對臺灣番地主權等認定，與英國針對此事的外交態度密切相關。如果中國認為番地不屬於中國版圖，則英國政府對英國民眾協助日本出兵臺灣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認定臺灣屬於中國版圖，則英國政府將明令禁止英國民眾參與日軍出兵臺灣一事。法、美各國所持意見，與英國大致相似。
緣此，清廷於5月14日發上諭，聲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並派沈葆楨帶率領輪船軍隊，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李鶴年5月11日的強硬照會，與稍後的上諭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諸國也均照會清廷，表示對日本的行為不予支持。
但李鶴年顯然仍對領土主權為何物不甚瞭然。其稍後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觀”裡“番地不屬界內”的老調：
“惟念邊釁易開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區分，如果倭兵擾入臺灣腹地，自當督飭鎮道鼓勵兵團，合力堵剿。若僅以戕殺琉球難民為名。與生番復仇，惟當按約理論，不遽聲罪致討，以免釁開自我。”
這種“番地”、“腹地”的區分，難免又被日本曲解成“番地無主”。故而，總理衙門於6月5日再次發佈上諭，嚴厲強調：
“番地雖居荒服，究隸中國版圖，其戕害日本難民，當聽中國持平辦理，日本何得遽爾興兵，侵軼入境。若謂該國僅與生番尋仇，未擾腹地，遂聽其蠻觸相爭，必為外國所輕視，更生覬覦。釁端固不可開，體制更不可失。該督惟當按約理論，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異於腹地，聽其肆意妄為也。 ”
“天下觀”裡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須服從於“世界觀”下的領土主權。這是清廷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最清晰表述，對之後挫敗日軍侵臺，起到了最關鍵的作用。
結語：前車之鑑猶在，觀念轉型奇難 日軍1874年侵臺，其實是對俄國1858-1860年騙取中國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手段的抄襲和複製，並不新鮮。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用了3年時間，僅得到8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歷時四年，英國僅得到11平方公里的九龍尖沙咀，法國寸土未得。兩次戰敗，清廷均引以為奇恥大辱。1858—1860年，中俄兩國無戰事，俄人不損一兵一卒，即自中國騙取了1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而清廷竟無絲毫恥辱之感。
箇中情形，與1874年頗為相似，同樣是陳舊的“天下觀”在作怪——正如日本處心積慮製造“番地無主”的論調一樣，俄國人穆拉維約夫當年也製造了一個“空曠土地”的概念，聲稱“空曠土地”即無主土地，不屬於中國。黑龍江將軍奕山對領土主權毫無概念，竟向咸豐皇帝奏報，稱《璦琿條約》割給俄國的土地“本系空曠地面，現無居人”，咸豐也毫無領土主權概念，腦子裡幻現出的，全然是“天下觀”理念下的撫夷手段：“該夷酋所請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所之外，所餘空曠地方，給與該夷安靜存居……”
1874年的臺灣，險些也重蹈了東北庫頁島等地的覆轍。清廷最後意識到日本的隱秘用心，以軟（談判）硬（備戰）兩手迫使日軍撤離臺灣，保全了臺灣領土主權，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輸家——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曾歡呼此事的了結：“嗚呼！此誠為古今所罕有，終生所無的大業！”
因為清廷與日本簽訂了結此事的《北京專條》裡有這樣的記載：
1、“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 日本國本意為該番是問, 遂遣兵往彼, 向該生番等潔責。”——這等同於承認了之前被臺灣番民殺害的琉球民眾屬於日本，為稍後日本吞併琉球留下了口實。
2、“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餘概不問，是非之顛倒莫此為甚。
丟失琉球、是非顛倒尚在其次，帝國最大的隱患，仍然來自傳統“天下觀”與近代“世界觀”之間的彼此隔離。
1874 年8 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到北京與總理衙門談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帶了不少國際法專家，準備用國際法與中國辯論臺灣“番地”的主權問題。談判長達40 多天，中日5 次會談，均是討論“番地”主權問題。大久保利通頻繁援引《萬國公法》，總理衙門諸大臣儘管在“番地”主權問題上寸步不讓，但對《萬國公法》，卻自始至終採取迴避態度。恭親王給大久保利通的照會中說：“本王大臣未能詳悉泰西公法全書精是對俄國1858-1860年騙取中國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手段的抄襲和複製，並不新鮮。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用了3年時間，僅得到8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第二次鴉片戰爭，歷時四年，英國僅得到11平方公里的九龍尖沙咀，法國寸土未得。兩次戰敗，清廷均引以為奇恥大辱。1858—1860年，中俄兩國無戰事，俄人不損一兵一卒，即自中國騙取了1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而清廷竟無絲毫恥辱之感。
箇中情形，與1874年頗為相似，同樣是陳舊的“天下觀”在作怪——正如日本處心積慮製造“番地無主”的論調一樣，俄國人穆拉維約夫當年也製造了一個“空曠土地”的概念，聲稱“空曠土地”即無主土地，不屬於中國。黑龍江將軍奕山對領土主權毫無概念，竟向咸豐皇帝奏報，稱《璦琿條約》割給俄國的土地“本系空曠地面，現無居人”，咸豐也毫無領土主權概念，腦子裡幻現出的，全然是“天下觀”理念下的撫夷手段：“該夷酋所請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所之外，所餘空曠地方，給與該夷安靜存居……”
1874年的臺灣，險些也重蹈了東北庫頁島等地的覆轍。清廷最後意識到日本的隱秘用心，以軟（談判）硬（備戰）兩手迫使日軍撤離臺灣，保全了臺灣領土主權，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輸家——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曾歡呼此事的了結：“嗚呼！此誠為古今所罕有，終生所無的大業！”
因為清廷與日本簽訂了結此事的《北京專條》裡有這樣的記載：
1、“茲以臺灣生番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 日本國本意為該番是問, 遂遣兵往彼, 向該生番等潔責。”——這等同於承認了之前被臺灣番民殺害的琉球民眾屬於日本，為稍後日本吞併琉球留下了口實。
2、“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餘概不問，是非之顛倒莫此為甚。
丟失琉球、是非顛倒尚在其次，帝國最大的隱患，仍然來自傳統“天下觀”與近代“世界觀”之間的彼此隔離。
1874 年8 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到北京與總理衙門談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帶了不少國際法專家，準備用國際法與中國辯論臺灣“番地”的主權問題。談判長達40 多天，中日5 次會談，均是討論“番地”主權問題。大久保利通頻繁援引《萬國公法》，總理衙門諸大臣儘管在“番地”主權問題上寸步不讓，但對《萬國公法》，卻自始至終採取迴避態度。恭親王給大久保利通的照會中說：“本王大臣未能詳悉泰西公法全書精義，不敢據以問難。”文祥也在問答中說道：“至大久保所說《萬國公法》，並無中國在內，不能以此責備中國。”
“天下觀”不亡，“世界觀”不立，外交永遠“雞同鴨講”，求富也好，求強也罷，都如夢幻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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