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和同事说起当年的通讯设备，BP机大哥大小灵通，忽然感慨这世界变化可真快。
我们七零后生长在农村的这一代人，小时候和外界的联系，就是十公里外的邮局。
那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在外地的亲戚几年间都回不来一次。
每年冬天春节临近时，在东北的大姨、在鲁南的老姑两家亲戚会给我们寄来包裹，当邮递员的铃声在门外响起，让我们拿出印章签收那张绿色的包裹单，逢集日时，我们拿着去二十里路外的公社邮局取出包裹，是木耳、蘑菇等特产有时还会有半旧的衣服。我们也把家里的土特产如大枣、花生、绿豆等装进精心缝制的口袋再附上一封信给他们寄去。
从前的信总是走得很慢。要是家中有亲人生病等急事，都是跑到邮局去打电报。电报按字收钱，于是内容都很简单，基本是“母病，速归”“家中有事，速回”这样的内容。
有一年父亲去了一趟鲁南的老姑家，看到那儿的蒜和蒜苔便宜，便想出了一个要从那里批发来当地卖的想法。但是因为通信的时间差，对于两地的价格变动掌握的不够及时，电报也说不清楚，邮局的长途电话又很贵。为了打个电话和那边沟通，父亲去了县城，找到了在县里工作的一个表哥，先跟鲁南那边的亲戚约定好通话时间，然后在一个晚上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里路去县城表哥的办公室打长途电话。
九十年代我来到了城里，单位有电话，是总机转分机的那种，便是村里还是没有电话，有事就往镇上打电话，让镇上工作的同村人给往家里捎口信。
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用上了传呼机。但是传呼机是通过电话向传呼台要求发送信息的，于是在街头投币电话磁卡电话也相应的多了起来。当然也有人工收费的公用电话亭，公用电话带计费器，打市内电话五毛钱一分钟，公用电话公司收取四毛，机主便可赚一毛的利润，那时有个同事辞职租了个电话亭，捎带着卖口香糖、香烟、瓶装水等，据说比上班还有赚头。
BP机从九十年出现到2005年左右消失，大概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吧？那时候BP机分两种，一种是数字的一种是汉显的。数字的只显示电话号码，汉显的可以发送想说的话。那时候腰上挂着BP机的人显得挺忙的。只要腰上的蛐蛐一响，就就要到处跑着找电话回复。在城里工作的人回到村里，腰上的BP机滴滴地响，跑遍全村跑着找不到一台电话回复也是有的。
之后就有少数人有了大哥大，大家戏称是半头砖一样的移动电话。拿着它的人，不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就是政府的官员。
后来，“小灵通”的出现让移动电话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七位数的号码倒是好记，可惜不如手机能漫游，信号也不理想，只适合不出远门的人使用。
2003年我扔掉了BP机，２００４年用上了一部活动赠送的小灵通，２００６年用上了别人换新手机倒下来的一部三星翻盖手机，２００７年买了自己人生第一部新手机是摩托罗拉，２０１０年换了一部可以上网登陆QQ的联想手机，之后又换过一部诺基亚，２０１３年换智能手机是三星，之后又用过oppo，三星，现在用的这部是锤子的坚果。
随着年轻人手机的更新换代，年老的父母亲这几年也用上了孩子们倒下来的二手智能机，玩微信，听戏K歌，看新闻拍照片，通话功能倒不那么重要了。
现在，父母和远方的亲戚们都是用视频聊天了，想起来三十多年前为了打一个长途电话要在深夜里跑出去二十几里路的事，真是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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