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网友@Park聊数码在微博怒摔出一张照片，这是一个78岁老人的背影。
一身朴素的穿着，拖着一个拉杆箱，没有西装墨镜大长腿，但就是这样一张平平无奇的照片，却在朋友圈疯转。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中兴创始人——侯为贵
1942年，侯为贵出生在西安，他从小就是个学霸，一路读到江西南昌大学。
毕业后做了两年中专老师，后来学校改为西安军工企业航天部691厂，侯为贵也就从一名人民教师，变成了一个科技工人。
但，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
表现出色的侯为贵，一路做到了技术科长，技术副总的职位，并连续20年，保持厂里技术第一人的记录。
侯为贵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他生性严谨，不苟言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点内向。”
当然，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工程师，不止工作，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严格的规划，多少时间散步，读多久的书，休息多长时间，都一一严格计划并执行得分秒不差。
然而，这样一个有些“古板”的技术人，确是当年691厂的“洋务派”。
1981年，在钱学森的要求下，厂里开始研究半导体，为了给厂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侯为贵第一次走访美国。
“当时到了美国，等于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
在美期间，侯为贵每天都接受着，精神和技术的双重洗礼，但他没有被震晕头脑，而是开始冷静反思自己的人生规划。
是要当一辈子技术员？还是放下一切闯一闯？
1985年，侯为贵说服领导，以技术引进为由，南下创业。
于是，在深圳一个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44岁的侯为贵，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同年，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
中兴，中兴，为何叫中兴？只因侯为贵希望“中国兴旺”
创业初期，由于没有资金，侯为贵只能以电子代工做切入。
那时他们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煮一盆菜围在一起吃饭。他们做过电子表，电风扇……什么都试过。
历时一年时间，侯为贵才终于赚到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
但历来节俭的他，却立马大手笔地用这笔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
但80年代的中国通信市场，是一个完全被外商垄断的局面，俗称“七国八制”。
在那样的情况下，侯为贵要带着中兴，撕开一条国货的口子，谈何容易？
侯为贵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努力抓住每一个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
第一个契机，便是中兴于三年后产出的，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侯为贵立即针对被外商冷落的农村市场进行重点推广，并迅速获得成功，中兴销售额很快便突破1亿大关！
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有了钱，股东们的心思就散了，侯为贵痛苦的看到中兴陷入，国有企业标志性的“巨龙”式悲剧，但侯为贵心智坚韧，他不会坐以待毙。
1993年，侯为贵琢磨在产权上做文章，他集合了一批技术元老，通过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再与691厂，深圳广宇改组，最终重组为——中兴通讯。
1996年，侯为贵决定要突破原有产品的单一性，进军交换，传输，接入，视讯等多元化领域；
但也是这一年，侯为贵曾经惺惺相惜的朋友——华为任正非，也正准备进驻这些领域。
避无可避之下，中国通信业两大巨头，正式拉开了一场长达近20年的混战……
先是华为派出销售先锋争夺市场，随后中兴祭出低价蛊惑人心。双方你来我往，各自为战，但至少初期还保持着表面的友好。
直到1998年，华为递交了一份标书，该标书将华为与中兴的产品进行了详细对比，暗示华为的性能远胜于中兴。
毫不示弱的中兴当然要予以反击，于是那次投标会的第二天，侯为贵便提交了一份中兴版的“对比标书”。
此一役，华为败北，中兴获得大额订单。
但事情还没完，华为立即以一纸状书将中兴告上了法庭，事已至此，向来温和的侯为贵只能应战。
双方对薄公堂，各自据理力争，最终华为被要求赔偿中兴180.5万，中兴被要求赔偿华为89万。
表面看来，中兴似乎赢了官司，但实际上，由于华为的先声夺人，中兴被大众认为存在恶意竞争。
此一役，中兴赢了钱，却输了品牌和市场。
19世纪末，运营商中国联通刚做CDMA，但整个过程却进行得十分不顺。
先是联通自己在CDMA95和CDMA2000间摇摆不定，好不容易选定目标后，又遭遇投标被叫停。
几番的折腾之下，包括华为在内的许多厂商选择退避三舍，甚至中兴内部也有项目组被解散，但侯为贵在此时，再一次用他工程师的冷静，在客观分析当时的CDMA市场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继续大规模的投入。
2001年5月，联通CDMA终于顺利招标，而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面，让中兴轻松拿下了10个省份共7.5%的份额。
也许是做过老师的原因，侯为贵身上少了一丝商人的急功近利，多了一些读书人的坚持与务实。
他很少凭直觉孤注一掷，但一旦下定决心，又会像技术员一样，分毫不差地将整个计划执行到底。
对联通是如此，对小灵通市场同样如此。
2001年，小灵通受限于自身技术落后，被华为在内的许多企业所嫌弃，甚至中兴内部也许多人嗤之以鼻，更甚者是，小灵通曾被几度被政策封杀缓建。
但在这些重重压力之下，侯为贵依然纹丝不动，他坚决维护自己对于市场的分析，他相信市场对小灵通有迫切的需求，且小灵通有它自身，价廉物美的优势。
此一役，随着政策地逐步开放，唯一坚持下来的中兴，大获全胜，到2003年，小灵通为中兴贡献了近1/3的收入。
到2004年，中兴通讯已实现212亿元的实际营收，并在港交所正式挂牌，成为内地第一家A+H的上市公司。
但侯为贵说，“国内市场远远不是中兴的目标，国际化将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2007年，侯为贵派人到非洲索马里开拓市场，当地派了两辆配满保镖和重型武器的武装车来接机。
当晚，中兴员工便伴随着连绵不绝的枪声入睡。
可以说，在非洲的中兴人，是拿着命在干活。
同样，争战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依旧是困难重重，因为需要在偏远地区挖沟埋电缆，工程特别复杂，很多欧美企业觉得不划算都放弃了，唯有中兴人凭着一股子劲，坚持了下来。
2009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力量》，其中就涉及中兴通讯20年的海外征战史，并透漏了大量中兴援建埃塞俄比亚的细节。
纪录片中，埃塞俄比亚人民正围在一起载歌载舞地庆祝，他们是如此地激动：
“这是天村第一次开通手机！这是咱们村的文艺复兴！”
转眼到2012年，中兴由于国内外扩张太快，市场规模过大，遭遇28.4亿的大幅亏损，一向主张稳进平衡的侯为贵，不得不对自己和整个中兴做出反思。
彼时，侯为贵深刻地意识到，“固守电信业或许还能赢得一席之地，但如果固守传统的电信思维，那么，未来可能会一败涂地。”
痛定思痛后，侯为贵没有同意，裁减技术人员，消减研发投入等等，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改造。
而是直指问题核心，极具魄力地提出，中兴需要转型！
他将中兴的终端业务独立出来，提拔“少壮派”曾学忠等上位。“中兴通讯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年轻人早就应该上来了。”
2013年，71岁的侯为贵，穿着他一贯喜爱的蓝色衬衫，出现在中兴的换届选举上。
这位低调内敛的老人说，“未来总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会有退休的时候。当公司状况良好而且运营正常时，我会退休的。”
不知当时与会的众人，有几人听进去了这句话？又有几人当了真？
毕竟，人们很难相信，一个站在过巅峰，尝过权利的人，能做到真正优雅而从容的离场。
所以，当2016年1月7日，中兴发布公告称，侯为贵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正式宣告侯为贵的中兴时代结束的时候，所有人，才如梦初醒——
原来这位不善言词的老人果真，从不妄言。
但侯为贵本人对此，却相当平静，对于这场卸甲归田，他没有任何遗憾，任何不舍，这位淡雅的老人只是简单地觉得，“这是自然规律，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侯为贵一直都是这样的清醒而严谨，他似乎只在合适的时期，做合适的事。
如果抛开一代传奇企业家的光环，你可以看到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对股东，侯为贵从来都是本着，尊重，透明，多回报的原则去交往。
对员工，他即使不满也不会发火，而是用一种老师式地方法，去交流解决之道，他会问，“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想法啊？”
对自己，他更是从来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惯，出国基本是经济舱，访问视察时，也是同员工一起吃饭，甚至出差还经常带个电饭煲在宾馆煮粥。
他是那种极具人格魅力的人，据知乎一位与侯为贵单独相处过的员工回忆，“在机场贵宾室里，他坐着休息时，我一直站在身边守着，有一种领袖和士兵的感觉，这种尊重很自然淳朴，发自内心。”
时间来到2018年4月17日，中兴遭受来自美英两国的双重封杀。
很难说侯为贵对此毫无准备，翻看他2016年接受专访时的资料可知，他曾冷静地指出过，“海外100多个国家风险也很大，很容易出乱子。”
而现在的中兴，的确是犹如暴风雨中的孤舟般命悬一线。
据业内人士说，芯片行业的库存周期一般是两个月，也就是说，如果中兴的库存正好是业内平均水平，那么，留给中兴斡旋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两个月后，中兴是生是死，孰难料也。
侯为贵创立中兴时说，他希望中兴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如今大业未成，便遭绝地重击，这位坚韧了一生的老人，依旧毫不犹豫地挺直了脊梁，披褂上阵。
一个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一个传奇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企业家。
而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且必须有一群惊才艳绝的企业家，他们有情怀，有梦想，能吃苦，能荣光，不抱怨，不浮躁，只为一个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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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背景整理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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