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是晚近三十年被歸類為“現代偉大作家”行列的人物，也一直是我們不求甚解的文青大隊最追捧的女神。
人說這是“張愛玲現象”，我直說這是“怪現狀”：真文藝飽學的人少，裝逼份子太多，一哄而上都當起張愛玲粉絲來了，不管讀得懂或讀不懂的都去摻和，清水也給攪渾了。這些年，張的書，竭澤而漁地出；由她改編的影視劇，不厭其煩地翻拍。前幾日，連坐擁1400萬粉絲的名伶馬思純，都要蹭她熱度，標榜文化——儘管鬧了一場笑話。
但是，有關張愛玲，確實是有一樁她生平爭議最大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是被大眾合謀、默契地冷處理的，那就是她曾經的“漢奸”身份問題。
在解放之後，至1980年代海外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為張愛玲“翻案”之前，與張愛玲同時期的人們，但凡知道張愛玲這個名號的，大體都會認定她是一個“文化漢奸”，最起碼也是“附逆文人”。
這當然不是血口噴人。張愛玲的“漢奸”身份，官家是給過“認證”的。最確鑿的“證明文件”，是當時的重慶《新華日報》在1945年9月2日後陸續公佈的《上海文化漢奸》的名單。這份名單中，第一名是我們熟悉的周作人，第六名是後來照樣名利亨通的大畫家劉海粟，而作為“補遺”存在的，張愛玲小姐赫然在列。所謂“補遺”，差不多就是“補錄”，等於說你的過錯不大，不是失其本心的“無恥之尤”，但是你依然有變節和背叛祖國的性質，所以要記錄在案，公之於眾，以儆效尤。
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如今的“張迷”們諱莫如深，並有意將她打造為完全淡漠於世事、人情、利益、政治之外的白蓮花形象。但對老輩中國文化人來說，張愛玲的“附逆”歷史基本就是個常識。也所以，與張愛玲交往密切的老作家柯靈在早期《遙寄張愛玲》中，會意有所指地說“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時的指責”；
也所以，當抗戰勝利60週年之際，聽聞有些人要隆重開辦國際討論會紀念張愛玲時，已經90高齡的作家何滿子會悲憤難言，認為在“全國人民正以愛國主義的熱情紀念這一洗雪了民族百年恥辱”的時刻去大張旗鼓吹捧一個漢奸，“儼然將這漢奸當作偉人來供奉了”，是咄咄怪事，是對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挑釁、對民族氣節的嘲弄”。
（圖：1943年張愛玲與影星、後以漢奸罪被捕的李香蘭合影）
可以說，對張愛玲為人為文的評價如何、觀感如何，我們都可以暫且不論。單就事實來說話，只從“民族大義”的層面而言，張愛玲確實是大節有虧的。往大了講，在民族肆虐多少有負於國家人民。
因為即便是汪精衛、周作人，他們後來“落水”，都是經歷過暗殺之後的事，都還有受脅迫的因素在。而張愛玲的“黑化”，雖不能說迎合，但是也有主動的成分在的。
“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人在國破家亡之際的亂世，人品、操守、德行需要經受最嚴酷的考驗。
日本侵華期間，如張愛玲一類的落水文人，並不乏人，但基本都是為了生存。出名的如周邵、周作人那些人，文弱書生，謀生無術，一家老小要賴其活命，總不能全家系脖子見上帝。不得已應付，配合寫寫文章、開開會議是有的，是“苟全性命於亂世”，雖然得了一頂“漢奸文人”的帽子，但是要幹壞事，也是堅持底線，總之屬於不得已而然，有錯，但國事糜爛至此，也無力要求一介國民“一肩擔盡古今愁”吧。所以，這些人在抗戰勝利後也能讓人同情。像名詞人龍榆生，曾在汪偽政權坐到了立法委員的尊位，但是視民族氣節高於一切的陳寅恪沒有嫌棄過他，在書信中還對他多有勸勉。
張愛玲的落水，不同在於，自始至終都不是出於生計之憂，也沒有受迫之慮，多少是一種主動的選擇，過後也未曾表示過一絲悔意。 而她會有如此的安然，我的簡單理解，最核心的原因，除了她一貫對什麼家國情懷一類很淡漠之外，當然還在於她“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人”——時任汪偽政權中選部次長等高官職務的大漢奸胡蘭成。
張愛玲真正的文學生涯其實只有兩年，也就是上海淪陷時的1943年到1945年。所以柯靈會說，“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正是在日本人統治時期的上海,張愛玲憑藉《古今》、《雜誌》、《天地》等“漢奸”刊物才大出風頭的,據現在還存留的一些材料，可證她還參加不少親日性質的文化活動,像1945年7月21日“納涼會”、1944年11月12日所謂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等；當然更為嚴重的指控，來自她與漢奸胡蘭成的夫妻關係。可以說，在整個敵偽時期，張愛玲一面走俏於上海灘敵偽統治下的文壇，另一方面則陪著胡氏周旋於周佛海、林柏生等漢奸頭目之中。
（圖：1945年抗戰勝利前後當時一些報刊有關張愛玲的部分報道）
從張愛玲的作品、思想及行為來看，抗戰後將她列入“漢奸文人”不算冤枉她。 小說《色·戒》就有她自己那個時候的影子在。而且，涉獵過現代文史的朋友也會知道，即便是在1945年前後，已經有兩本講女漢奸罪行的書,即《女漢奸醜史》與《女漢奸臉譜》(1945年9月——1949年5月刊行），把張與陳璧君、莫國康(陳公博情婦)、佘愛珍(吳四寶之妻,後與胡蘭成同居)及李香蘭相提並論為“四大無恥之尤漢奸妾婦”。
新中國成立後，張愛玲沒有淹留大陸，沒有定居香港，也沒有遠走臺灣，而是像只驚弓之鳥，遠走高飛，老死美國。這個中的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元旦，普天同慶。坐冷屋中，敲擊鍵盤，重提張愛玲這段漸行漸遠的“文化漢奸”，當然意圖不在攻擊或否定其人其文——她的散文我其實是深愛的。
（圖：改編自張愛玲小說並以“張胡之戀”為原型的電影《色戒》）
我說這些閒話的起因，不過是看到明星馬思純借重張愛玲引發訕笑的這個新聞，就想到據實說幾句實話。因為，我想，如今的“張愛玲熱”無遠弗屆，添幾句不合時宜的雜音也是需要的，不管是真張迷還是假張迷，都有必要知道他們所熱捧的“女神”另外一些真實面相。而在太平盛世的元旦歡歌中，舊事重提彰微譴惡，多少也有慎終追遠的意味吧。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其實也有點矛盾。一方面，張愛玲即便是“文化漢奸”，個人情感上我對她也深有同情：作為風塵中的弱女子，她所想要保持的，不過就是些也許她自己都弄不大明白的一份金沙金粉的個人主義。她在上海淪陷期間，既非漢奸政權骨幹分子,也非時之偽文壇的當權派,據說也從未拿過偽政權的津貼,她的作品也不見有鼓吹侵略的記錄。
（圖：張愛玲青年、晚年的“對照記”）
她至多，也只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岸尤唱後庭花”一類人。民族大義淡漠，但不是壞人，更沒作惡。木心說，四十年後，他到了海外，不其然而然地逐一知悉，當年那些落水“文壇蜉蝣”皆有恙無恙地存在，但都“易名改姓久矣”，唯有張愛玲仍然姓張名愛玲，足見其果敢和不悔之意。
但另一方面，我的主張也很簡單：“不以人廢言”沒錯，但我們同時也需要“知人論世”，還原事實。國人思想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固然是頑疾，但是歷史事實和民族底線就不需要去堅持和維護了嗎？所有讀者大概都會承認張愛玲是善文者，有那麼一種蝕骨銷魂的韻致，但是假如僅僅因為她”善文“，就可以無視她過去的“劣跡”，不也是墮入歷史虛無和記述的精神分裂之中了嗎？
比如， 歷史上有不少或大奸大惡者，或首鼠兩端者，如秦檜、嚴嵩、阮大誠，包括後來的汪精衛、梁鴻志、王揖唐這幫人，據說都做得一手好文章，難道可以僅僅有什麼“其人可廢，其文卻不可因人而廢”的妙論保駕護航，就可以不計前嫌甚至捧為國寶了麼？ 難道活該秦檜們倒黴，誰讓他們生不逢時嗎？
倘若真的都是如此作論，嚴重地講，我們在寬恕且吹捧出張愛玲這麼一個偉大女作家的同時，也讓歷史的是非觀念餵狗了。
2019，1，1，午後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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