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清朝，大臣无人敢抨击皇帝，多数巴结皇帝还苦于无门。巴结皇帝最突出的代表非和珅莫属，皇太后钮钴禄氏去世后，乾隆在太后寝宫长跪三天三夜，心痛不已，所有臣子都劝乾隆节哀顺便，龙体要紧，只有和珅默默的陪伴乾隆跪了三天三夜，三天下来，面无颜色，形容枯槁。

2、从明清部门权利分割比较皇权

在明朝初期，朱元璋设立内阁，内阁有披红的权利，也是对上报的奏折草拟出一份初步意见，这就等于内阁在大事中虽没有决定权，但有参与权，好比奥运精神，重在参与！

3、从明清皇权制度比较

明朝即使中央集权相对集中，但是老朱也保留了一些约束皇权性质的制度，

再比如，明朝实行“廷推”制度，意思是朝中重臣的选拔，必须要经过吏部尚书和其他大臣商议，草拟出一份候选人名单，再上报皇帝供其选择。但清朝的大臣提名录用和罢免，全是皇帝一人掌管，其他臣子不得干预！乾隆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4、明清的皇权跟秦朝、宋朝哪个皇权大？

历史课课代表

我的回答是：从制度设定上看，明朝皇权大；从实际效果上看，清朝皇权大。

随着时间的变化，两个朝代的皇帝都换了十几位，制度也发生过变化，需要分别说明。

第一，明朝的皇帝，只有朱元璋时期才做到君权独大。

朱元璋时期从胡惟庸谋反案、蓝玉谋反案、空印案、郭桓贪污案入手，杀掉数万涉案人员，虽然其中必定有扩大化带来的冤狱，但起因是朱元璋对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失去了信心。

元末明初由于朱元璋大后方较少受到战乱波及，南方各地的本地势力基本保持完好，很快渗透了整个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对朱元璋的严格管理非常不满，两起谋反案事出有因。开国利益集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享受开国红利，迫切需要一个赵匡胤（赵光义）一样优待官吏的帝王满足他们的要求。并非胡惟庸或者蓝玉想当皇帝，而是想把朱元璋换成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朱元璋后代，比如太子朱标就是个很好的人选，读书读傻了。

于是，朱元璋设定：大明王朝军权独立，将领选拔任免独立，军队后勤体系独立，杜绝军队作乱可能；不设宰相，皇帝直接与各部尚书对话；两套各自独立的监察体系，锦衣卫和监察御史。应该说，明朝的制度建设是中国古代最科学、最先进的，但对皇帝的要求也最高。

好的制度需要有人监督执行，从朱棣开始，设立内阁，某种程度恢复了宰相制度，文官阶层有了和帝王的缓冲，以及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宰相就成为对上蒙蔽帝王、对下协调文官集团内部关系的重要环节。

也就是说，朱元璋靠自己的理想主义坚持对官僚集团的严格管理，朱棣之后的内阁代行了这个职责，而这些人一旦失去道德理想，屁股决定脑袋，就会成为官僚集团对抗皇权、架空皇权的带头人。

明朝二百余年，都是处在这种皇帝努力想收权、内阁代表文官集团努力架空皇帝的过程。皇帝占上风了，就是昏君、暴君，经常被暴毙；文官占上风了，当时的皇帝就是千古明君、千古仁君，众正盈朝。

也就是军队坚持皇帝领导，这才让大明一直姓朱，否则早就改朝换代了。

所以，明朝只是朱元璋这个皇帝的地位与制度一致，之后的帝王都没有做到。明朝确实在制度上把官员当成仆人，但仆人大多时候是压在主人头顶上的。

第二，清朝前期不懂什么是制度，后期不懂什么是管理。

清朝先是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度，一群胡子吵吵嚷嚷的就把去哪里抢劫决定下来了。之后的八王议政制度只是起了一个好名字而已，是一种原始的社会制度，是游牧民族强人政治的延续。

努尔哈赤就是这么个胡子头，靠自身实力才压住其他部族；皇太极初期四大贝勒议政，根本谈不上皇权，后期学了一些汉人的皮毛，才把更没文化的其他贝勒压制下去，还是强人政治；顺治更不用说了，多尔衮死之前屁都不敢放一个，死后两个月来劲儿了，挖坟暴尸；之后的康熙也是先受鳌拜等顾命大臣挟制，赌博般杀了鳌拜才掌握大权，当时鳌拜不死康熙必死。

清朝前期，不存在制度，一直是强人政治。

清朝中后期，已经基本上仿照了明朝中后期的制度，而这种制度是有先进性的，虽然同样有军机处等同于内阁。皇帝再无能，也能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民族压迫这个双保险作用下，皇权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又一个顶峰。

中国古代皇权两个顶峰，一个是唐高宗李治消灭关陇军事集团，一个就是清朝中后期。但结果也是相同的，唐朝出来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清朝出来一个不是皇帝的女皇慈禧。

阳极阴生，其中蕴含大道。

清朝最大的特点是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管理的文官阶层没乱来过，明朝就是因此灭亡。但清朝并非有意识的做到这点，而是通过民族压迫实现的，满人有特权，汉人有天花板，而且是混凝土天花板，并非玻璃的。文官阶层意识到身为被统治的多数民族，不敢对皇权有一丝一毫染指的意图，更别说架空皇权了，只是在经济上获益，皇帝和文官一起分赃，造成了清末地方势力膨胀。

因此，清朝把文官阶层当奴隶看待，不懂如何管理国家，没有发挥文官阶层的正面作用，对时代发展没有做出反应。但也避免了文官阶层这个王朝覆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发挥完全的负面作用，没因此亡国。

（传说中的血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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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海瑞海青天，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上书指着👃骂皇帝说他是昏君天天痴迷于道教做实验（炼丹）不理朝政，这位善于玩弄权术朱厚熜同志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碰到过这种人，于是做了个果断决定用七连长的话说就是“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可是有人就提醒嘉靖了，听说他把棺材都准备好了的。嘉靖想了一下“尼玛！这就是碰瓷儿啊！我杀了他就真成昏君了，反而他还成为名臣了，这怎么可以。”最后就把关起来，并没有杀他。

明朝皇帝杀臣民还得考虑自己名声，清朝就是想杀就咔嚓，所以个人觉得清朝的皇权比明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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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一通历史

肯定是清朝的皇权大了！清朝的八旗是直接听令于皇帝的，这等于是直属禁卫军了，清朝的兵制其实很先进。他们设有两支军队，一个是满清八旗军，这支军队是延续明朝卫所兵也就是现代建设兵团的组建方式，根据大清律法皇帝直接担任八旗军的旗主，这等于直接杜绝了其他人越权控制军队的机会了。比如，雍正在即位以前从来没有接触任何军方人物，八爷则四处走动勾结军中大将，然后呢，在雍正即位为帝后这些部队就直接归属于他。

其次，清朝的职业军制度。清朝除了八旗军之外，还有汉军旗。清朝由于担心汉军将领谋反，采用了全国征兵的办法。士兵来自全国各地避免了将领结党营私的现象，还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士兵的家小妻女使得他们在将领叛乱的时候不敢附逆，他们只能听令于皇帝！整个清朝时期没有一个带兵将领敢于反叛就是这个原因。

反过来，明朝采用的是卫所兵制度，这种建设兵团式的部队很容易拥兵自重。而明朝的太监也是可以直接监军的，这使得明朝的太监权力太过强大，大到可以威胁皇帝的安全。清朝建立于后期，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才清算了太监的权力。

优己

当然是清朝的皇权最大了，清朝的皇权，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大的。

众所周知，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这被视作是皇权的一次极大的加强。但是后来，内阁的权力逐渐加大，皇帝又不得不搬出宦官来制约。搞到最后，宦官和内阁之间相爱相杀，皇帝实际的权力相对来说就受到了削弱。

但是在清朝，就没这回事了。清朝一朝，宦官都没能怎么干政。而在明朝是最高决策机构的内阁，也迅速失去了其作用，其职能逐渐被南书房和军机处取代。而当军机处成为中枢的时候，里面的人就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了，只能将意见拟定好给皇帝审批而已。而军机大臣的撤换，也远比之前换宰相要容易得多。

此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权力，在明朝还有，清朝就没了，那就是封驳权。

说起封驳权，是臣子对抗君权的最后的杀手锏。明朝以前，宰相觉得皇帝的旨意不合法的时候，是有权力封驳皇帝的旨意的。明朝的时候，由于没有了丞相，封驳权便转移到了御史们的手里。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还在。

到了清朝，就没有听说过封驳权这回事儿了。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你还敢封驳皇帝的旨意？更不要说满洲大臣都是皇家的奴才，还敢封驳皇帝的旨意？反了你了！

青言论史

皇权强大的两个主要表现是稳定与效能。对帝王来说，各个势力平衡，政令能及时传达就是皇权强大的象征。一旦权力失衡，就会有骄横跋扈，有恣意妄为，甚至会有废立之议。根据各时期朝堂各势力平衡度不一样，皇权效能也不一样，所以各时期皇权强弱不一样。这些差异归根结底还是帝王与臣属、近侍、后宫的权力的角逐。如果遇上英明勤勉的帝王，乾纲独断，他可以通个各种手段将权力收归自身，朝臣可以献策，决策的还是皇帝，臣子再听命令执行。他可以维持朝堂平稳，并且能保证自己的治国政策令条能一级一级实施。如果皇帝年幼，或者惫懒懈怠，权力自然下放，大臣或者近侍就会暂时借用，形成定制后掌控权力。在这种权力的移交后就会有不平衡，不平衡会导致效能变化，效能不再是皇权的效能，而是掌权者的效能。能与皇权相争的在明朝主要是内阁和司礼监，在清朝是主要是军机处和内阁，其他的还八王议政，辅政大臣，垂帘听政等等，名称不同，手段相似。明朝的内阁在张居正时期达到顶峰，清朝的内阁就数袁世凯，司礼监大太监有王振、刘瑾、魏忠贤，军机大臣有和珅，八王议政，辅政大臣有多尔衮，鳌拜，垂帘听政有慈禧，都是一时权力的掌控者。着重说内阁、司礼监和军机处。

先说内阁：

朱元璋是个强势的人，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有见识，关键是他精力还旺盛，灭掉朝堂上各种各样的山头势力，废除宰相制度，亲自掌管六部。然后设计设立阁、殿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都是五品文官，这时候的相当弱小。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权力也大大提高。但明代之内阁大学士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权，更非百官之首，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的品级为正五品，所以内阁大学士往往要兼任其他高品级的职位，或者加高品级的虚衔，而且内阁实际还受制内廷司礼监。清朝沿置了内阁，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康熙汲取明朝的教训，重建内阁体制。在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升为正一品，成为百官之首。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内阁的意见在国家大事的决策过程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事务仍由内阁办理。清末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员。明末、清末时候皇帝或年不及弱冠，或旁系血统，总之是自身根基不足，多由勋臣辅政。这时候辅政大臣专横者有，跋扈者有，恪尽职守也有，皇帝命运不在自己，更何况权力。

再说司礼监：

明朝建立之初，就开始设立了内廷宦官机构。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年）设置内使监，设监令、丞、奏御等官，其中即有纪事奏御的名目。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改御用监为供奉司，又置纪事、内政二司。典礼纪察司的职掌：“司正、副正、掌内府一应礼仪，钦记御前一应文字；凡圣旨裁决机务，已未发放，须要纪录亲切，御前题奏；及纠劾内官内使非违不公等事；而造墨、表背匠亦属焉”，当时典礼纪察司应是纪事司与典礼司合并而成的。

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职官设置屡有更易变动，宦官员额不断扩充增加，有关机构逐步膨胀增设。至洪武末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洪武之后，仍有一些较重大的增置变易。明代宦官机构，以所谓“二十四衙门”（ 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为基本主体。其中的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衙门，亦是整个宦官系统中的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不仅总管内廷宦官事务，而且职涉外廷朝政，即所谓“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司礼监最早见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司礼监，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当时它的职掌是：“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这和原内正司与典礼纪察司的职掌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司礼监的前身就是典礼纪察司，至于原来典礼纪察司的纪录御前文字的任务虽未于司礼监职掌中提及，当仍归司礼监掌管。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对宦官机构作了第二次全面调整。司礼监职掌内容改为：“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等人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从这次职掌变动可以看出：一、掌冠婚丧礼仪，是原来司礼监掌宫廷礼仪的具体化。原来的“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虽未提及，可以理解为纠察即包括在掌管职责之内。因此，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定司礼监的主要职掌还是保留下来了。二、增加了御前勘合，内使人等出门马牌，赏赐笔墨书画，催督光禄司供应筵宴等四项内容。其中前两项职掌均属机要工作，这当然增强了司礼监的地位。但总的说来，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调整后的司礼监，排列于内官监之后，仍然是宦官的一般衙门。明太祖对宦官管教严格。朱元璋曾表示过，司礼监的职责可以是一些生活中的琐碎事项，其余的政治性任务，不要过多的委托他们。还表示：司礼监作为宦官机构，大多是用心险恶的人，如果用为耳目，那么一定会闭塞圣听；如果把他们用作心腹，那么必然生出祸患。如果想要驾驭他们，要制定一定的法规让他们畏惧，而不能让他们立功。制定法律能够约束他们，但是让他们有功则会生出骄纵之气。并规定内侍不许读书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有文件章奏的往来。

永乐、洪熙时期，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皇帝把可靠的宦官派到军事、政治等重要职位上去，宦官的权力因而大为扩张。然而这些掌管权力的宦官，许多人都不是司礼监的。也就是说，永乐、洪熙两朝，司礼监在宦官机构中仍属一般衙门，司礼监官员也不具有优越地位。各监的宦官凭借皇帝的宠眷，都有机会出任要职，掌握大权。到了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变化。变化的端倪，见于明宣宗宣德元年（1425年）正式设立内书堂，并命翰林官专授小内使读书。当然，由于皇帝对于宦官的任使日多，永乐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小宦官进行培养和训练，只不过并未正式化和制度化。对幼年宦官的培养，目的就是为皇储准备能处理文字的秘书人才。比之洪武时能纪录御前文字的记事奉御，要求是更高了。宣德时期，直接影响司礼监权位变化的关键事件，是宣宗令内阁条旨和伴随而来的批红。据史籍记载，永乐、洪熙二朝，一些涉及秘密的章奏，外臣一般不能得知，章奏的批改都出自皇帝一人之手，未尝委托于他人。到了宣德时期开始令内阁杨士奇等人参与批阅章奏。中外章奏允许阁臣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最后由皇帝亲自御批，称之为票拟。批阅奏章成为皇帝处理国政的主要途径。然而，宣宗令内阁负责条旨，但是对这些条旨都要他亲自批朱，事实证明批阅大量的奏章是一人难以办到的，于是大部分须由其他阁臣或者宦官代为批红，这样，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应运而生了。于是每日是章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进行批阅。明宣宗之后，明英宗幼冲，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张太后不能与内阁面议取旨，遂专令内阁负责票拟， 从此内阁就拥有了票拟权。 同时，批红遂成了司礼太监的主要职掌。司礼太监参与批红，成为皇帝处理机务最贴近最可靠的助手。司礼监作为宦官机构第一署的地位得以确立，同时也就为他逐步集中与扩充权力奠定了基础。正统以后，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司礼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官僚机构。《万历野获编》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睑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为司礼矣。”刘若愚亦指出：“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可见，正统以后的司礼监，实质是内廷的另一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太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即所谓“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所导致的内阁与司礼监在地位上的政治差异，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更经常地表现为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从而使司礼监无论从组织制度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方面都能够对明代的中央决策进行最大程度的干预和影响。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至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明中叶以后，司礼监因负责掌管章奏文书，照内阁票批批朱，而与内阁形成直接的权力互动关系。皇帝、内阁、司礼监组成了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其中皇帝高踞于顶端，内阁和司礼监位于底边的两端，孰长孰短，孰强孰弱，完全视皇帝与其关系的密切和信任程度而定。内阁主要通过票拟加强皇权的统治效能，而司礼监则主要通过代皇帝批红来监督和制约内阁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而内阁做出拟票，不得决定于内监的批红，相应的相权便转归于宦官之手了。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因而司礼监的主要职能是保卫和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内阁作为皇权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中介，弥补了由于罢相而带来的皇权统治效能下降这一缺陷，而司礼监又发挥了稳定和巩固皇帝独裁统治的重要作用。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掣，手相互制约之效。皇权强大的两个主要表现是稳定与效能，司礼监和内阁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予明代皇权以补充，从而使明统治者建立起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专制主义皇权权力体系。

然后再说军机处：

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非常大。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没有专门的官员。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十月，罢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将军机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乾隆时期，军机处扩大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其职责几乎无所不包。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乾隆十四年（1749年），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军机处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担任领班时期。和珅掌权后，身兼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以来，在制度设计上，就令军机处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参与决策，还实际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纵的风险大大增加。嘉庆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废除此条。此外，嘉庆帝还多次刻意地挫压朝臣中尊崇军机处的风气，并否决了一位官员提出的在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以示尊重的建议。嘉庆帝对于军机处的一连串打压，主要是基于对和珅专权的拨乱反正，他本人对于军机处的作用并不否定。在嘉庆时期，军机处被提高到了“平章军国重事”的宰辅地位。并且在制度的多方约束下，军机处的确在成为一只有力的臂膀的同时，并不伤及政权肌体。道光帝时期，各处发往军机处的奏折必须先经皇帝之手之后，军机大臣才能阅览。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继承帝位后，奕訢被封为恭亲王。不久他又进入军机处，咸丰帝又命他在内廷行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军机处之决策权渐移。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后，奕訢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军机处的权力大大提升。同时，自此直到裁撤军机处，由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便成为惯例。所以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訢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年），她以奕訢“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后出于政治需要，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訢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军机处和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削弱。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更换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军机处，史称“甲申易枢”。奕劻、奕譞、世铎的行政能力远不如奕訢，但是对慈禧太后惟命是从。所以，“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军机处也变为慈禧太后统治的工具。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自此实行了180余年的军机处被废除。

皇权，最巅峰的皇权，朱元璋说一不二，康熙乾纲独断。这两个时期，只要皇帝在，什么也不能影响朝堂稳定，也没有谁敢说圣旨出不了紫禁城之类的话，稳定和效能都得到保证，所以皇权差不多。

木小石012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强化皇权，既要把权力分散出去，又要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通过一朝一代不断的细化权力，在清朝的时候，皇权达到了顶峰！

1、明代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对士大夫表现出极大的不尊重，廷臣被打屁股是常有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明代士大夫冒死进谏的劲头非常强大）。清代打大臣屁股的事情少得干了，但大臣在人格上更矮化，满臣自称奴才，汉臣则连称奴才的资格也没有，“多叩头、少说法”，这是大清官场的流行风气。明朝在肉体上羞辱士臣更厉害一些，清朝在精神上奴役士臣更高明一些。

2、明代废宰相，设内阁，内阁只不过是皇帝的文秘与顾问班子，无决策、行政之权，非政府首脑，六部直属于皇帝，旧制中“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不复存在。清代闲置内阁，尊其位削其权，另设军机处，军机处的性质还是皇帝的文秘与顾问班子，人主乾纲独断。但明内阁犹有封还诏命之权，军机大臣却完全是皇帝的肉喇叭。在中枢权力设计上，清王朝的专制程度甚于明王朝。

3、明代的皇位继承，需遵循礼法，朱棣夺侄儿皇位，命方孝孺草拟诏书，孝孺拒不草诏。朱棣认为他当皇帝是“朕家事耳”，但这一“家天下”的论调，明儒是不予承认的。万历帝想立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皇子（非长子）为皇储，为大臣所反对，皇帝与大臣抗争多年而不能如愿。清代皇帝却发明了“秘密建储制”，究其实质，这是将“国本”当成了皇室的私器，从此皇位的继承既不受礼法约束，也不容士大夫置喙，全凭在位的帝王说了算，他说传给谁就给谁

4、明代尽管皇权高度集中，毕竟还保留了若干具有约束皇权性质的制度，如六科给事中尚有“科参”、“封驳”之权，即皇帝诏书必下六科，给事中如果持反对意见，可以驳回；清代虽设给事中，但对朝廷诏旨已无权封驳。又如，明代尚有“廷推”之制，即高级官员的任用，须由吏部尚书会同其他大臣，经过协商提出若干候选人，提请皇帝择用；而清代的用人大权，则全归皇帝。用乾隆的话来说，这叫做，“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

5、明代之前，虽也有皇帝安排耳目刺探官僚隐情的特务动作，但明代则将特务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设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为皇帝的耳目与爪牙，臣民稍有异动，即被厂卫获悉、擒拿。特务政治的黑暗程度远超前朝。除了传说中的“血滴子”，清朝似乎没有像明代锦衣卫那样的特务组织。但清廷设立密折制，给予一定品秩以上的官员相互告密的特权，又发明廷寄制，皇帝诏命不需要扬之王廷，而是秘密快递给当事官员，皇帝与官员实现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密折与寄廷制度比明代的厂卫制度少了血腥，但更阴险，权术略高明。

小草根学历史

从历史看明朝皇权大。自朱元璋执政以来，加集中央集权制度，限制地方诸候的发展。一切的政治言论基本上以朱元璋为准，其余的人的话可有可无；而清朝康熙为人宽容既实行中央集权又给地方政府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在政治言论既有自己的主见又能听从旁从的意见。所以二者比较明朝皇权大。

王海龙46

明朝的阁臣们票拟后由皇帝批准批红，表面上没有宰相皇帝权利很大但后期皇帝不上朝一度宦官当政.东林朋党.国家藏富于绅.形成了士绅主导社会，兵弱.民穷的局面！明朝中后期皇权很衰弱从崇祯筹饷调兵勤王就充分体现！清朝的皇权通过八旗特权辐射社会渗透开始的剃发易服重压，后期的排汉抑汉都是为了巩固八旗的核心政权皇权法统，入关后的皇帝从康熙到光绪每天五更上朝朝会接见内阁军机大臣，亲自决断军国大事，每天亲自批阅各地官员的奏折，以此将皇权统治辐射灌输到各地！所以说明代趋于靠制度管理国家行使皇权。清代是皇帝亲自管理国家行使皇权！

關鍵字: 明朝 皇权 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