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響哥薦：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一輪又一輪的“姓資姓社”爭論，是那麼認真和尖銳。雖然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當年的那些爭論顯得那麼可笑，但在改革開放伊始，這場爭論阻滯改革開放的進程。
對此，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於是，有人由此將“不爭論”絕對化，提出“只管改革開放，一切不用爭論”的觀點。這當然是完全誤解和違背鄧小平本意的。
改革開放40年過去了，如今回過頭，我們應當以什麼態度去看待“不爭論”？今天，思響哥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劉海濤作獨家解讀，他認為，正是“不爭論”才使我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時間，抓住了機遇，在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爭論”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輪廓因此而愈加清晰。
來源 | 人民論壇雜誌11月上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作者 |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教授 劉海濤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無需爭論
我們黨對此完全清醒
從“南方談話”的行文看，鄧小平的“不爭論”並非直接針對“姓資姓社”之問，在他看來，這個問題無需爭論。他為經濟特區的性質一錘定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由此也反映出鄧小平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立場。
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時，鄧小平確曾說過：“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怎麼會以一個不清楚的思想為指導、為一個不清楚的目標去拋頭灑血！正因如此，這場爭論中才有人提出“誰說社會主義說不清”的質問。但事實並非如此。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顧名思義，就是要以“社會”為本位，以“共產”為目標。科學社會主義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消滅私有制，“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基礎上組織生產”，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對此，
我們黨完全清醒。對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的問題，應該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來理解。所謂“過去”，在我國主要是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時期。而“並沒有完全搞清楚”的也主要是共產黨人執掌國家政權以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我們黨為自己規定的歷史任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為早日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但是，“早日”的含義是什麼，這些“條件”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中國如何“創造”，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否直接和1956年的中國社會接軌，共產黨執政以後的“第一要務”是什麼，等等，在當時都可歸於“並沒有完全搞清楚”的問題之列。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所取得的理論成果匯聚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
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新情況新問題也是層出不窮。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從“清楚”又變成不清楚了，“姓資姓社”之爭就在所難免。
“不爭論”不是迴避問題
問題的關鍵是以科學態度對待爭論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事業”。對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的認識也不可能眾口一詞。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從既有的理論出發為新事物貼“標籤”，而是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便是鄧小平“不爭論”的含義，也是對待爭論的科學態度。
所以，“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
歷史不能假設，但研究歷史也不妨通過“假設”獲得一種虛擬的“經驗”：爭論一經產生，改革進程必然受阻。也許人們會說，生產力的發展遲早要衝破生產關係的束縛，但“早”總比“遲”要好。
“不爭論”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不是迴避問題，而是體現出一種對認識問題的科學態度：
一是堅持唯物史觀的思想路線。“物”，就是生產力，就是物質財富，就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唯物史觀就是要破除離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抽象地談論生產關係的思維方式，把社會主義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二是“拿事實說話”。這個事實也“主要是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按照這個標準，對的就堅持，錯的就糾正。正是因為這些“事實”不可能立刻顯現出來，所以才要“允許看”。三是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也是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鄧小平指出，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有提出過，我也沒有提出過，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了，發展得很快，見效也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 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這種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實事求是。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由此可見，離開事實，離開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只是依據“本本”問“姓資姓社”，只能使科學社會主義淪為“經院哲學”。“不爭論”不是理論上的無所作為
開闢認識社會主義的新視野
“不爭論”不意味著理論上的無所作為，而是說原有的許多理論已經不能滿足說明新問題的要求了，在既有的框架內的爭論已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必須解放思想，開闢認識社會主義的新視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鄧小平文選》中並沒有出現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早已成竹在胸。他認為，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後，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而這恰恰是當年“姓資姓社”之爭的焦點。
在傳統的理論框架中，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幾乎是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學者的共識。如果囿於這種認識，在這個框架內爭論“姓資姓社”，必然會得出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論；如果這個觀點佔據上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也會隨之戛然止步。
鄧小平的“不爭論”恰恰跳出這個理論框架，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成功地實現了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的剝離，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與人類社會文明成果的剝離。他指出：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既然是“經濟手段”，誰都可以用，也就沒有“姓資姓社”之分了。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自然也就多此一舉了。這種“剝離”並非是一種主觀意志。
實際上早在1979年，他就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確立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到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條件逐漸成熟。儘管理論上還沒有完全解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關係的問題，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到1992年，工業生產中絕大部分工業消費品和相當部分生產資料已放開經營；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基本由市場調節價格的部分佔90%；工業生產資料銷售額中，基本由市場調節價格的部分也已佔到70%左右。
同時，中國並沒有因此而發生“劇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事實昭示人們，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並不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概念也就有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由此，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才不脛而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然，對“不爭論”不能作絕對化理解。真理越辯越明，鄧小平曾幽默地說過，辯證辯證，不“辯”怎麼“證”呢？
“不爭論”給後人留下的啟示是：
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一套固定不變的模式，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共產黨人要堅定社會主義信念，但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賦予其嶄新的內涵；社會主義的現實形態和發展道路不是通過“爭論”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是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脫離實際的“爭論”在歷史進程中不過是過眼雲煙，而
緊密聯繫實際的理論探索才會產生“改變世界”的歷史作用。上文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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