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64869186230

為什麼成北宋滅亡罪魁禍首，因為王安石變法，最後助長了腐敗。

公元1067年年輕的宋神宗上任，掌握大宋全權後，在權力巔峰這個年輕人俯視著自己的國家，發現僅僅108歲的北宋王朝變得步履蹣跚，如同肥胖病人，活力越來越小。

常年的和平歲月，讓北宋人口大幅增加，開支也變得日益巨大，官員軍隊臃腫嚴重。

作為一個年輕的皇帝，宋神宗顯然不願國家是這樣一個爛攤子，於是對大臣們說道，“天下弊事之多，不可不革。”

那麼誰能承擔改革重任呢？在他眼裡非王安石莫屬，作為志向非凡的人，宋神宗和王安石兩人可謂惺惺相惜，早在宋仁宗時期王安石就上過萬言書，期望變革，但最後石沉大海。

而這次面對年輕皇帝拋來的橄欖枝，無疑讓王安石有久旱逢甘露之感。 兩個同樣血氣方剛的人碰到一起，必然會做出一番大事業，於是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

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理想現實大相徑庭時候，改革就是錯誤。

王安石變法，目的是改變國家現狀，但令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最後還一敗塗地，不但大小官員都反對，就連百姓也集體上訪鬧事。

而倔強的王安石還是堅持改革，他認為

但他怎麼也不想會想到一場好心的變革，居然變成腐敗的根源。 就舉一個案列就可以看出。

青苗法：改革措施之一，目的是讓老百姓在春天青黃不接季節，能夠吃到糧食而設，當時百姓為度過春荒，沒有糧食就會去地主家借糧，到有收成的時候再加倍償還。

為了保證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青苗法改革由國家代替個人來完成，利息比地主要低，本想著這樣一個利國利民的政策應該是一舉兩得。國家收穫利息，人民得到實惠。

哪知道實施起來卻完全是南轅北轍。

王安石看來國家以較低利息給人民好處，這是善政，可經過中間官員層層剝削，實際到手利息居然比地主給的還高。

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嗎？可是這又是國家強制命令，這一行為居然成了官府壟斷的生意，老百姓不能向地主借，只能向政府借。

而政府通病就是行政效率低下，一層一層審核後，糧食來老百姓哪裡時候，真正需要的百姓早就餓死了，沒餓死的也因為利息過高而變成了被剝削者。

王安石的變法最後演變成了國家壟斷的商業行為，在官官相護的是官員環境下。自然而然就造成了腐敗。

百姓負擔沒有減輕，官僚反而賺得盆滿缽滿。王安石在如此情況下，都還沒警醒，反而繼續擴大法律的變革。

他用強制手段，規定每年必須借出的數量，這樣一來地方官只得硬性攤派，許多原本不需要借貸的百姓，也被強行要求借貸。

我不想借，你還非要借我，這個時候老百姓受不了了，更加苦不堪言。 而官員們面對這一政策福利群體高呼啊，好政策。

於是無數貪官們藉著推進新法為由，為朝廷完成任務為己目的，明目張膽的吞噬百姓的財富，從中獲取暴利。

王安石變法，讓民怨沸騰，國家財政收入也沒得到增加，反而便宜貪官汙吏。

腐敗日益猖獗，其實並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但也與他脫不了干係，最終的失敗只能說王安石考慮不周，要知道變法是阻擋不了貪官罪惡的雙手的，他們不怕改革也不怕不改革，只要有事情做他們總能雁過拔毛，獲得利益。

天真的王安石以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所作所為都是好的，可他最終沒有玩過深諳腐敗之道的貪官，因為王安石變法失敗，北宋官場引發了一場全國性腐敗開始，最後北宋腐敗之風越演越烈，全國上行下效，掏空整個國家。

一個被掏空的國家，在外來勢力的輕輕一推之下，就此轟然倒地，王安石也成了北宋滅亡的罪人。

阿斗不傻

到宋神宗時期，北宋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雖然有過一度繁榮，但由於內部機構臃腫，人滿為患，外部遼國、夏國不斷侵擾，軍費開支陡增，加上花錢買和平，每年要向遼、夏支付高額賠款，導致財政空虛，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走投無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四川王小波、李順起義，就暴發在這一時期。

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之下，熙寧二年（1069），年輕的宋神宗為了擺脫困局，起用王安石，推行了變法，史稱“熙寧變法”。王安石遠見卓識，頒佈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發展生產、增加稅收、提升軍備的政策，也是對症下藥，頗見成效。然而，為什麼史書中很多地方記載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呢？

一、王安石的觀點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太過激進。宋朝以儒家思想為治理國家的思想法寶，儒家講究謙讓、中庸，如果太激進，就會被扣上離經叛道的罪名，而王安石卻在變法前後，提出過驚世駭俗的“三不足”狂言。熙寧三年（1070）春，作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給謀求館職的一班朝臣初擬了一道“策問”題，內容就是王安石的“三不足”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馬光希望參考者辯駁一下這一離經叛道的“怪論”。可見，當時許多人對王安石的議論十分反感，因為這些言論是為推行變法進行思想鋪墊的，所以在後來推行變法中，反對這些言論的官員，反對他變法主張的態度異常堅決。

二、王安石變法觸犯了貴族士大夫的利益。王安石變法中，有一條變法政策就是打擊地主們的土地兼併。但是，貴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擊土地兼併就是抽空他們的錢袋子，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王安石雖然在官場摸爬滾打數十載，但他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國弊而不懂“官箴”。變法乃是一種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傷筋動骨，他急於事功而又不能因勢利導，結果犯了眾怒。貴族士大夫不乏對祖宗的孝順和對國家的忠誠，但侵犯了誰都會刺蝟般反戈一擊，因此，這些錦衣玉食的士大夫結成牢固的利益集團，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狀，欲置王安石於死地。

蘇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衣垢不浣，一年四季不洗澡，而作《辨姦論》一文，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蘇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諫官陳瓘甚至說：“尋常學者須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這些人和這些罵聲，不過是反對和攻擊王安石變法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史書中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罪魁禍首的記載，真是隨處可見，多得很。

當然，也有說話公允的評價，比如，黃庭堅。黃庭堅也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他對王安石卻是欣賞和敬佩的，他在《跋王荊公禪簡》中說：“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帝國的臉譜

看到這個問題，再想起《百家講壇》某教授尊司馬貶安石之說，不禁想為介甫同志擊鼓鳴冤。把北宋滅亡的罪魁帽子扣在王安石的頭上，其用心，比起安給岳飛的“莫須有”罪名有過之而不及。

從《清明上河圖》說起。

現在稱為國寶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盛世危圖，描繪了宋徽宗時期首都汴京的城門街市景象。作者張擇端那時還不算太有名的畫家，因此，這幅圖根本就沒讓文藝青年宋徽宗看上眼。既然沒看上眼，自然對其中寓含的危險也沒有得到任何警示。從這幅畫，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濟繁榮。

這麼繁榮的經濟景象，按理說北宋的國庫應該非常厚實才對。可事實上恰恰相反，北宋的現狀偏偏就是民富而國貧。為什麼呢？因為財富都在以大地主為代表的“士族”手中。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與“士”奪財，而不是與“民”爭利，因此，這次變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極力支持，更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士人極力反對。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因為王安石動了他們的奶酪。他們靠什麼反對，靠的是陽奉陰違，靠的是處處制肘，靠的是李代桃僵。最後，士族把禍水引向了普通百姓，讓“豬請羊吃飯，結果驢買了單”成為現實。

第二，警備鬆弛。

首都，應該是警備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可是，從圖上可以看出，防火的塔臺和進出的城門沒人值守，而差役兵丁們坐在衙門口打瞌睡。是什麼讓這些本應枕戈待旦的兵士如此懈怠？是因為大宋天下太平，真的無仗可打嗎？

曾記否，從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開始，天下就沒太平過，每年堂堂大宋還要給大遼送歲幣銀兩買平安。這種情況下士卒還有心情打瞌睡，還有兩排軍營被改成了飯館，說明政務軍務荒廢到何等程度，這些，究竟是誰人之過。

第三，官民對立。

宋江、方臘起義的事情就不說了，咱們還是說清明上河圖的事。在城門邊，稅務官漫天要價，導致貨主們紛紛不滿，甚至驚動了城樓上的更夫在看熱鬧。這說明，北宋的冗稅制度何等隨意，這難道又跟王安石變法有關？

還有，文官與武官在橋上爭道也是一景。這說明什麼，說明北宋的重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已經不合時宜。要是在五代十國，哪有文官敢跟武將爭道呢？

回看王安石變法。

《清明上河圖》作於宋徽宗時期，而王安石變法發生在宋神宗時期，中間隔了一個在位15年的宋哲宗。也就是說，從王安石變法到宋徽宗繼位，也就是二十年上下的事。

這次變法的目標是什麼？是發展生產，是富國強兵，是以充實國庫、整頓軍備為核心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如果這些改革法案能夠得到較好地貫徹落實，北宋應該會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而不是走向滅亡。

可悲可嘆的是，不願被人抬、不願坐轎的王安石几乎是一個人在戰鬥，在他的團隊裡，時不時還有因利變節之人。介甫為什麼總是一個人戰鬥，就是因為大多數官僚以一己之私為重，從來沒有想過先有國後有家的道理。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奶酪分一塊給國家，最終整塊奶酪都被金人搶了去。

王安石變法確實失敗了，因為宋神宗死了，因為他沒有爭取到更多士族的支持。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復出之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盡廢新法，不管有用的沒用的，只要是王安石主張的，一切都不能留。於是，不到二十年，人們看到的就是《清明上河圖》所繪之景象，看起來國泰民安，實際上千瘡百孔。

如出一轍的案例。

張居正在萬曆年間組織的變法改革，與王安石變法的時代背景基本一致，都是國家積貧積弱，都是外患未平內憂填補，都是大地主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於是，張居正畢十年之功，將大明朝的危樓進行了堵漏修繕，出現了暫時的轉機。

壞就壞在一幫豬隊友身上，在張居正去世後，立即進行了反攻倒算。這幫人打著祖宗的旗號，把大明朝重新推進了火坑。而張居正的所謂考成法、一條鞭法剛剛收到奇效，就被完整地扼殺了。按照這則問題的邏輯，是否又要把大明朝滅亡的罪責扣在張居正的頭上呢？

雖然王安石有王安石的問題，張居正有張居正的問題，但是，站在憂國憂民力行改革的角度上，這兩人絕對是中國歷史上的名相、賢相。

軍緣鑫播客

分析一下北宋滅亡與王安石變法之間的關係

一、我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者，至少，我自己認為我是。

二、我認為歷史可能90%以上是假的，至少，歷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據需要編寫的。

三、一個昏君的滅亡，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在於他自身，而不能歸因於女禍、奸臣（女禍、奸臣的產生，是因為昏君的出現，而不是相反。這裡的因與果的關係不能搞反）。但是，一個王朝的滅亡，又不是僅僅因為一個昏君出現，就導致了滅亡。

一個王朝的立國者，多為雄才大略。新王朝建立之後，必然要借鑑前朝滅亡的教訓，制定一系列安邦定國的大計。象如何安民，如何立君，如何選擇大臣等，都有一系列成法與規定。

也就是說，即使有昏君出現，也讓他做不成昏君；即使有奸臣出現，也讓他做不成奸臣。

以上是開始分析的前提。

攻擊請攻擊以上前提。前提錯了，文章也就不成立。

北宋到了王安石時代，遇到了很多困難。

皇帝很年輕，想有所作為。

王安石認為得變法。

司馬法認為不能變法。

就這個情形分析，很顯然，王安石更容易得到想有所作為的年輕皇帝的支持。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思路是，不需要做大增量，只需要進行存量調整，由不會“理財”變得會“理財”，就可富國強兵。

司馬光則認為，這是胡搞。世事艱難時時都可能遇到，但只要堅持千百年來已證明行之有效的“道”，就可以應對世事的波動。不能因一時的波動而更改萬世之良法。

王安石與司馬光兩派勢不兩立，今天你來搞一搞，明天他來搞一搞。

後來，皇帝更替為宋徽宗，當皇帝時也很年輕。

慢慢地，王安石變法派的重要人物蔡京得到了宋徽宗的重用，司馬光派遭到大清洗。於是變法大行其道。

只可惜，歷史證明，宋徽宗是個大大的昏君，蔡京之流是大大的奸臣。

大昏君遇到大奸臣，又堅決進行變法，真是國家不滅亡都不可能。

後來，徽宋的兒子趙構做了南宋的皇帝，大臣如秦檜也不能說他不奸，國家之弱不能比北宋，金國並了遼、北宋後不能不說更強大，但終金國之世，不能滅了南宋。為什麼？

南宋不再搞王安石變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會與北宋滅亡有這麼大的關係呢？

王安石變法被稱為“三不足”變法，他們明確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變法到底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這裡不做評論。

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一法寶傳到了宋徽宗、蔡京之流手裡時，我們可以想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宋徽宗與蔡京之流用他們的窮奢極欲，向後人們宣示了什麼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歷代開國之君，他們往往出身民間，嚐遍、聞遍人間疾苦。他們能成為一代雄主，說明他們都有雄才大略。

他們建立國家後，借鑑前朝亡國經驗，他們不可能不想到，他們錦衣玉食的後代，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就是昏君輩出。

如何保持富貴延續，他們必定要制定一些祖宗之法，做不到“祖宗之法”的皇帝，是不稱職的皇帝，是要被替換的。

如果出來了一個三不足變法，“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後輩昏君一定是極為歡迎的。

如此以來，昏君與奸臣還會怕什麼？

盡情地胡作非為、窮奢極欲好了。

昏君與奸臣們怎會不大力支持“三不足”變法呢？

如此以來，國家不是發生農民暴動，就是被外族滅國。

因此，北宋的滅亡很可能與王安石變法關係很大。

世界上相互聯繫的，因此，得出這個結論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

世界又是多角度有，因此，這個結論又是有很大侷限性的，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一夜美去眼袋專家

在《宋史·王安石傳》中記載了一段朱熹對於王安石的評論：

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朱熹認為，王安石的文章是第一流的，能以教化天下，拯救蒼生為己任，這也是不錯的。不過，王安石有功，更有過。

過錯之一，在於太重視經濟與軍事。

在古代中國，相比道德教化，對於經濟，對於錢財並不是很看重。王安石則把經濟指標當成是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標準。這就使得全國官員人人趨利。朱熹認為，這就導致了社會道德的淪喪。

而過分看重軍事，則會引發戰爭。在朱熹看來，原本西夏已經沒落，對宋朝已經構不成大的威脅。可是王安石變法有一定成效後，偏偏鼓動宋神宗發動對西夏的戰爭，結果損耗民力，國庫空虛等等。

過錯之二，打擊忠臣，引進小人。

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啟用了一批新人。這些新人中大都是急功近利之輩，為了升官發財不擇手段。把那些反對新法的舊黨統統趕走。從而使得朝廷分成了新舊兩黨，鬥爭很激烈。

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也使得新舊黨爭的危害變得更大。神宗時期新黨執政，舊黨靠邊。高太后垂簾聽政時，為了掌控權力，扶持舊黨排擠新黨。等小皇帝哲宗繼位後又大力清掃高太后的勢力，引進新黨。等到宋哲宗去世之後，向太后垂簾聽政，舊黨又上臺。等向太后去世，宋徽宗親政，新黨又當臺。

於是，北宋最後的數十年間，國家高層就陷入了彼此黨同伐異，爭鬥不休的困局。

在朱熹看來，黨爭是北宋滅亡的最重要原因。而開啟黨爭禍端的，就是王安石。像崇寧、宣和年間執掌天下的蔡京，那就是王安石的門徒。

從某個方面來說，朱熹說得有道理，但是，對王安石也太苛刻。我們不能把黨爭的罪過，強加在王安石一人頭上。像王安石的大對頭司馬光，在清黨方面的手段可比王安石還要狠辣。朱熹卻把司馬光當成聖人。

原因也很簡單，朱熹本人就是舊黨後人。而編寫《宋史》的學著又是朱熹門人。他們自然為了自己學派的利益說話。

葉之秋

我覺得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北宋的滅亡不能只歸罪於王安石，相反，王安石為北宋至少延壽了30年。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北宋著名文學家，改革家。他歷經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五位君主。他領導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之一----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當時正是北宋中期，北宋面臨冗官，冗兵，冗費以及積貧，積弱的局面。

政治上，一官多職，官員常常互相推諉，辦事效率低下；

軍事上，強幹弱枝，有一百多萬的中央禁軍，而邊防則十分虛弱,軍隊戰鬥力低下，軍備廢弛

經濟上，官僚隊伍和軍隊龐大，造成財政的巨大負擔，而地方上，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豪常常逃避交稅，更加重了財政的負擔，王安石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擔起了變法的重任。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他的改革思想是十分先進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他充分意識到了“開源”的重要性，主張發展生產，提高生產力，從而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在經濟方面，他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軍事方面，他整頓軍隊，並推行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文化上，他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主編《三經新義》為新教科書，強調經世致用……

這些做法在經濟上,促進了農業,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神宗年間,國庫收入可供國家二十年的財政支出,徹底扭轉了北宋長期以來的”積弱”局面;而軍事上,改善了武器的質量,裁減了許多戰鬥力低下的士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文化上,為國家招攬了許多使用的人才,提高了官員的質量.

變法的成就既然如此之大,為何王安石還是被誣陷為北宋滅亡的罪人呢?

第一,變法推行的過急過快,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能力

在1069(熙寧二年)年到1073(熙寧六年)年的短短四年間,王安石頒佈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超出了社會的承受能力.這是其改革受到時人詬病的原因之一.反觀我國今日的改革開放,這是經過40年循序漸進的結果,可見,改革操之過急是十分危險的

第二,用人不當,導致改革措施執行出錯

他的用人原則是隻要支持新法,就可以被任用.他所任用的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大多表面上支持新法,實際上心懷鬼胎,甚至歪曲新法的原意,再加之地方官員貪圖私利,歪曲新法,導致民眾負擔增加,民怨沸騰,為改革增加了大量的阻力.

第三,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對

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他的改革遭到了以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人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大大增加了新法推行的難度.

第四,最高統治者的動搖

商鞅變法有秦孝公的堅定支持,張居正變法時,皇帝年幼,他獨攬大權,改革自然很順利. 宋神宗本來是堅定地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但是由於太后以及許多大臣的反對,宋神宗最終動搖了,這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正是這些阻力導致了變法的失敗,而哲宗時期,司馬光當政時,新法幾乎全被廢掉,變法演變為朋黨相爭的工具.變法雖然失敗了,但王安石的改革成果有一部分(水利工程,財政收入,軍隊戰力)被保留了下來,至少為北宋延長了30年的壽命, 而史書中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隻是保守派的誇大而已。

歡迎大家的批評,我是鴻都進士,記得關注我哦!

鴻都進士

把王安石說成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肯定是冤枉了他。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也和他個人執拗的性格有關！所以說，性格決定命運。好玩的國學節選本人的一篇舊文，論述之。

王安石所處的時代，北宋立國已逾百年，表面繁榮的背後實則暗流洶湧。北宋奉行享樂主義，但朝廷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危機，人多錢少的局面一直困擾著北宋朝廷。用當時的財政部長韓絳的話說，就是“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朝廷眼看就要喝西北風而破產。此時，改革像一把拉開的弓，隨時處於發射狀態，而作為經濟“鬼才”的王安石，被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一系列旨在通過發展生產、生財理財，以求富國強兵的改革。

從熙寧二年開始，王安石密集實行了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若干新法。但是，王安石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原來為民謀利的新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含義，從安民到害民，一字之差，無數百姓生靈塗炭，這是理想主義者王安石所沒有想到的。但是理想主義者只關心整體，不關心局部，只關心如何將改革進行到底，而不顧及其他。王安石相信目的正義是終極的目標，而不去關心手段是否正義。因此，儘管王安石承受著來自朝野上下的壓力，他決心排除萬難把改革進行到底，縱然前路漫漫，但他將“雖千萬人，吾往矣”。

王安石的智商驚人，但情商實在不咋地。有一個理論，一個人的成功，智商佔20%，情商佔80%。這未必科學。但我們知道，智商決定了人能不能做事，而情商則決定了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理想主義者王安石是個特別簡單的人，就像大熊貓永遠拍不成彩照一樣，他的世界是黑白二元色，他的價值判斷只有好和壞，是典型的直線思維。他和他的改革團隊是正義的化身，除此之外，都是反正義的一方。在這種“非黑即白”思維的指導下，王安石秉承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反對派及中立派實施殘酷打擊，從而開啟了宋代腥風血雨的黨爭的序幕，北宋朝廷成為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之間的決鬥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之後，和王安石同樣執拗的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至宋徽宗時期，以蔡京為首的一幫宵小又打著變法的旗號，盡廢舊法，到南宋又重回保守路線，反正是有宋一朝，路線一直搖擺，政策朝令夕改，在無休止的內鬥中耗盡了北宋的元氣，以至於“宋人議論未定，而金人已過河”。

這種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嚴重影響了王安石的改革團隊建設，逐步讓王安石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在改革的道路上，他成了孤家寡人。偉大的人物都是孤獨的，所謂高處不勝寒，但是一個偉大人物在政治上沒有堅定的支持者，可以想象，他的改革將是多麼舉步維艱的過程。

隨著改革的推進，王安石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與王安石英雄惺惺相惜的司馬光，屢次在皇帝面前為王安石說話的韓維等一幫道德文章皆有可觀的朝廷重臣，集體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直至王安石遭罷相而將新法全部廢除。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王安石在官場多年，不僅未能形成穩固的家族權力同盟，反而王安國、王安禮等一幫親兄弟也是不遺餘力地反對他，甚至連自己親手提拔起來的學生鄭俠，也在關鍵時刻上《流民圖》，給王安石以沉重的打擊。至於自己提拔上來“堅決擁護”變法的能人，如呂惠卿等，也是在關鍵時刻背後使絆子，意欲置王安石於死地以取而代之。

王安石像遊戲“暴力摩托”中的車手，要時時防範來自各方的攻擊，孤立無援地在改革的道路上艱難狂奔。一邊是道德文章名滿天下的朝廷重臣，一邊是固執的王安石和同樣固執但在路線上搖擺不定的宋神宗，率領的一幫來路不明、心術不正、處心積慮為自己謀私利的所謂一幫能吏。如此鮮明的實力對比，讓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成為必然。

識人不明的北宋政府CEO

人才是第一資源。宋神宗是北宋王朝的董事長，而王安石是CEO，自然應該懂得人才資源的重要性。而人才當以德為上，才幹輔之。但王安石提拔上來的一些人，實非真心變法之輩，而是藉著王安石提供的平臺，行以權謀私覬覦高位之實。目光如龍的王安石還是犯下了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的錯誤。他高舉GDP考核的指揮棒，提拔重用對新法擁護並嚴格執行的地方官，導致基層官員為了一己之私利，要麼弄虛作假，要麼運用專政權力，以推行改革之名，對百姓進行更加嚴酷的壓榨和剝削，從而導致新法完全走樣。恰如後人評價的那樣，“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這就是理想主義者脫離現實而動機至上的悲哀。

站在雲端的王安石看不到現實，也不相信現實。他是一個極為自信而且固執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自己親眼所見，他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自己推行的新法，是為了富國強兵，改變國家多年來積貧積弱的現象，減少對百姓的剝削，而且很多措施在自己做地方官的時候，都試點推行過，效果很好，改革措施也是經過深思熟慮過的，他不相信新法會變成那些大臣口中的害人之法。新法推行之後，國庫豐盈，這一點神宗皇帝很高興，這也證明了改革的正確。根據各地上報的情況來看，全國人民“喜大普奔”，真心擁護一片和諧。固執天真的王安石一定是沒玩過“COPY不走樣”的遊戲，他不知道歪嘴和尚念歪經的道理。君不見2014年上半年統計數據，全國各地上報的GDP總量超過國家統計局的全國總量3萬億。所以說，數字作假不是從現在開始，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各級官員已經得心應手遊刃有餘了。

王安石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他天不怕地不怕，為了改革，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提出了歷史上驚心動魄的“三不足”理論，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雖然這些是否真為王安石所說，至今仍有爭論，不可否認，這些話確實符合王安石的性格邏輯，體現了他誓把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毅力。天變以及祖宗之法本來就沒有不可改變的道理，但是“人言不足恤”，卻是極其危險的。用現代的眼光來看，輿論是社會公器，是社會的守夜人，但王安石為了堵住悠悠眾口，把朝廷內專門負責監督的都察院官員全部換成自己的一幫人。現在我們用腳都能想到，自己人監督自己人的邏輯是多麼的荒謬。以王安石的智商，他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但是為了順利推行新法，王安石再也聽不進不同的聲音，或者說，他已經不準備聽任何關於新法害人的指責了，取而代之的是“哪來的異端，一棍子打死”。

好玩的國學

胡說八道，史書是勝利的守舊派撰寫的，完全是一股酸溜溜的栽贓。北宋的滅亡，早在宋太宗、甚至是五代的後晉時期就已經埋下根了。因此可以說，北宋最終的滅亡，恰恰是守舊派阻擾王安石變法的結果。 北宋的滅亡，和西晉王朝類似，是被北方遊牧族所滅的，這個是大前提。北宋時，中原王朝的北部屏障--燕雲十六州已經被遼國竊取。而北宋終其一朝，也未能奪回幽燕之地。因此，北宋一直暴露於北方的威脅之下。而宋都開封，距北地太近，又無險可守。加之宋朝重文輕武，內強外幹。這才是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的變化，則是基於這一系列的不利因素進行調整，強軍富民，涵蓋面極大。觸動了既得利益階層的權益，最終失敗。如果王安石變法可以成功，那麼其影響力絕對可以媲美秦時商鞅變法。北宋也不至於那麼早亡，甚至歷史都可以改寫。 而毀謗的“宋亡於王安石”之流，則是典型的嘴炮，既沒有為蒼生出力，反而顛倒黑白。道貌岸然，何其可恥？

蘇綻

我基本同意這個觀點，王安石是北宋最大的奸臣。

北宋的政治鬥爭主要是皇權和士族階級的鬥爭，宋神宗王安石變法，主要目的是想削弱士族階級利益，搜刮民富充實國庫國庫。王安石的新法乍一看挺好，但實際根本不合理。

這世上很多事都是這樣，打著崇高名義的旗幟的，乾的可能是傷天害理的事。保馬法和青苗法搞的民怨沸騰，嚴重動搖了北宋底層的社會根基。有問題不要緊，改就是了。問題恰恰是王安石根本不聽取別人意見，誰提意見整誰，把新法變成他排斥異己的工具，所做所為完全是要把持朝政的權相。南方民間把豬稱為拗相公暗指王安石，可見其施政之愚蠢。

但實際中國曆朝歷代滅亡的最大禍首都是皇帝，奸臣實際都是皇帝的白手套，王安石也不例外。這種家天下的專制制度才是中國兩千年王朝不斷更迭的根本原因。合理的政治制度才是國家強盛不衰的基礎，大英帝國是很好的例子。

做夢撅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王安石的確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南宋朱熹曾對於王安石有過一段評論：

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王安石變法革新是為了“富國強兵”，而且首要“富國”。也就是給皇帝找錢。所以他的政策是基於如何給政府撈錢。很多法出發點就是與民爭利，而且在具體實施上造成很多技術性失誤甚至是“殺富濟國”。雖然短時間為帝國積累了一定財富，但卻失去了多數人的民心。

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啟用了一批新人。這些新人中不少是投機分子，基本屬於有才無德之輩。為了升官發財不擇手段。王安石利用這批人將反對新法的人士趕走。為日後朝廷造成新舊兩黨打下了基礎。王安石用人一直遭詬病，這些人後來不僅對他落井下石，而且攪合的變法之爭變了味道，成為黨爭。

宋神宗時期基本是新黨執政，舊黨靠邊站。宋神宗死後高太后垂簾聽政，舊黨上臺，盡廢新法，新黨遭受打擊。宋哲宗親政後又引進新黨清掃高太后的勢力，打擊舊黨。宋哲宗去世後，向太后垂簾聽政，舊黨又上臺。但向太后去世，宋徽宗親政後，新黨又當臺，徹底清洗舊黨。

所以自熙寧變法到靖康之變的北宋最後的數十年間，兩黨之爭都變了味，不再是為了變法不變法，而是為了權力和黨別赤裸裸鬥爭了。尤其新黨的蔡京等人後來執掌大權後對司馬光等所謂的“舊黨”大清洗，將宋仁宗以來的政治文明徹底摧毀。這些鬥爭的源頭王安石本人脫不了干係。

因此在朱熹看來，黨爭是北宋滅亡的最重要原因。而開啟黨爭禍端的，就是王安石。

關鍵字: 王安石 宋朝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