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仁，96岁，四川蒲江人，曾是川军第36集团军机要室译电员，上尉军衔。跟随著名抗日英烈、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开赴山西、河南等地，参与中条山战役、洛阳会战等。见证李家钰与朱德互赠电码本。抗战中，目睹李家钰被日军偷袭身亡，后从日军集中营中逃出。2015年9月3日，受邀前往北京参加“9.3”大阅兵。

年近百岁，口齿清晰。成都蒲江人黄开仁，常散步至家后的家钰路上，但凡遇上要听故事的，他总会从头讲起，当年自己是如何跟随李家钰从蒲江走出去，在山西、河南哪些地方打过鬼子，又是如何在日军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

但每每讲至李家钰牺牲时，他总会停下好一阵，整理情绪。虽已时隔70多年，但那段抗战的经历超过他前后数十年的回忆，深深扎根在脑海里。在腿脚方便时候，他爱参加老兵们的聚会、走去附近的街头巷口，把出川浴血抗战的事迹一遍遍讲出来，生怕在哪一天，那些牺牲的战友、长官们，会被后人所遗忘了。

亲历大轰炸：“经历过这个场景，是个人都想找鬼子报仇”

1938年至1944年间，日军共出动数百架飞机，针对成都、重庆的机场、学校、居住区等繁华地段投下炸弹，仅成都就至少造成了5000余人死伤。目的在于摧毁中国大后方经济基础，摧毁民族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快速投降。

就算隔了这么多年，作为大轰炸的亲历者，黄开仁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是忍不住摇头，拳头紧拽。1938年11月8日，日军战机在成都上空投下炸弹，轰炸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等地，造成众多无辜百姓受伤。

彼时，年仅16岁的黄开仁正在成都念书。“我当时读高二，轰炸时正在学校上课，有幸躲过一劫，但出来看到被轰炸的成都，那样的场景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眼前到处都是废墟，房子毁了，有人被炸死、砸死，“是个人看到了都会愤怒，在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还读个啥子书，要去参军打鬼子，给死去同胞报仇。”

不久后，时任川军47军军长（1939年冬，积功升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成都征兵。得到消息的黄开仁等青年，偷偷离开了学校，自愿赶来报名参军。

“都是蒲江人，李总（李家钰）对我们特别好。”黄开仁说，当时李家钰要找可靠的人来翻译电报，有老兵推荐了他，“当时有文化的新兵很少，就让我去试试。”

“先问了我学历，又问我为啥要当兵。”几个问题过后，李家钰看黄开仁特别机灵，便让他去机要室从基础学起，负责电报翻译工作。由于机要室的工作性质，黄开仁常能见到李家钰。时间久了，深得其信任。

入伍后，为了开赴前线，黄开仁跟随部队，穿着短裤、单衣、草鞋，打着绑腿，一路从成都出发前往宝鸡，“大概5、60里路，全程步行，花了一个月左右到宝鸡。

之后，他们从宝鸡坐上火车，辗转前往山西晋城，与前线部队进行会合。黄开仁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坐火车，但不同于有座位的火车，他们乘坐的是货运车，就像一个大罐子一样，一群人钻进一个车厢，整个行进十分艰苦。

也在那时候，他们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原来当兵并不是他想象那么简单。但与他们后来的经历相比，这一段路程，“根本算不了什么。”黄开仁说。

学习电报翻译 ：参加中条山战役

深秋的成都蒲江，天气已然转凉。午憩过后的黄开仁，紧了紧头顶的小毡帽，坐在窗前椅子上。面前端正摆放着各种新老物件，尤其是身前的一张泛黄老照片，格外醒目。

照片上的年轻男子，身穿军装，英姿飒爽。黄开仁用手轻轻拭去灰尘，这是他昔日当兵时的模样。隔着一个玻璃相框，他静静地看着年轻时的自己，亦如年轻时在憧憬未来……“抗日战争何时结束？”“抗战都结束了70多年。”

1939年，从成都坐火车到达山西晋城后，黄开仁等人被安排到了47军的总部，“当译电员嘛，刚开始也像小学徒一样，天天得跟着机要室的老前辈学习。”

他说，最初是不能直接接触电码本的，先是在老兵的指导下，在方格纸上，标记横纵10列，然后试着画，熟悉之后才能正式进入机要室学翻译电码，“这期间也是再审核，防止奸细混进来。”

当时的电报是如何翻译的？黄开仁记忆清晰，比划着一份电报如何翻译成文字与句子。“翻电报就跟查字典一样，电码本每页有横纵10列，都用‘1234567890’进行标注，每页标注有角码。”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面前划出横纵坐标的模样，“每5个数字对应一个汉字，前3个是对应角码，然后是横纵列的编码，根据编码，就能在电码本上找到对应的汉字。”

黄开仁说，光翻译出来还不够，译电员还得根据电报重要程度把它们分为“无价值电报”、“普通电报”和“有价值电报”三类，在翻译出来后，还要签字盖章，再交由上级主任进行深入核实，每一步都不可出差错。

为了防止密码本被泄露，他们所接触的密码本，每隔一个多月就要回收进行更换，遇到外出参加战斗等情况，还需要自带一个手摇式发报机。

没多久，黄开仁便对译电上了手，并迅速成长为机要室的骨干成员，从山西开始，他便跟在李家钰身边，辗转当时的山西安邑、闻喜、夏县，河南陕县、渑池、灵宝、阌乡等多地参加作战。

他还记得，一般在李总（李家钰）身边有2个译电员、4个发报员。李家钰虽然担任着第36集团军总司令，但很多战役都是他亲自上阵地视察，黄开仁等人也会陪同在侧。

很多时候，他虽不能提枪上一线作战，但在战场以及从电码翻译的战情上，黄开仁更直观地见识到抗战到底有多惨烈，“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心惊，希望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

1941年5月，在法西斯同盟刺激和鼓舞下，日本筹划已久的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为中原会战)打响。中条山外围日军，在飞机、大炮等掩护下，由东、北、西3个方向，对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历时一个月左右，最终日军占领垣曲、济源、孟县、平陆等县城和据点，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大部分退出中条山地区。

李家钰的部队参与了中条山战役，黄开仁印象深刻。他说，看到日军在会战中，大肆残杀战俘与平民，所到之处，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看着战友尸体和汇报过来的数字，都是一条条生命，有些连20岁都不到。”

黄开仁说，作为机要室的成员，他们同样气愤，也提出过上一线作战，但李家钰告诉他们，一线和后方都是为了抗战，要做好各自的工作，才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目睹朱德密会李家钰：赠送绝密电码本

在黄开仁的记忆里，抗战大部分时间光，他都在“李总”身边。

他口中的李总，正是36集团军总司令，也是蒲江老乡李家钰，这个称呼他已经习惯了大半辈子。也是在李总身边，他比一般士兵，更加了解抗战局势，也接触过当时不少绝密信息。比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李家钰私下密会，还赠送一本绝密电码本。

1940年，升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奉命进驻豫西，担负河南陕县、渑池、灵宝、阌乡一带黄河防务。期间，李家钰曾多次派出部队配合八路军及抗日游击队，渡河北击晋南一带日军。

黄开仁说，李家钰很欣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派过军官、战士去八路军游击队交流学习。甚至邀请四川老乡、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来47军讲授战略战术。

1940年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路过河南的白洋泉河，准备过黄河到洛阳去开会。黄开仁说，当时安插在镇上的探子反映，说多了很多生面孔，一打探才知道是八路军有领导经过。之后，经过深入了解，李家钰确认是朱德。

黄开仁说，李总和朱德都是四川人，老乡见老乡自然是很热情的。因此，得知朱德路过的消息后，李家珏立即派人前往接应，将他迎进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款待，“我们也看到了朱德。他和带来的人都穿着便装，十分朴素。”

李家珏和朱德一番寒暄后就进屋详谈。黄开仁说，屋内只有他们两人，门外有警卫员把守，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具体聊了什么，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但出来时，看到李总心情很好。”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这次会面后，朱德将一本绝密电码本交到李家珏手中，作为他们部队之间今后的相互联系。李家钰之后，将这本电码本交给黄开仁，“嘱咐我务必保存好，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在密谈次日，朱德按照既原定计划，准备启程前往洛阳。“临走时，李总让人取了几千大洋交给他们，说是给朱德买书用。”黄开仁说，之后李家钰特别交代当时的178师师长李宗昉，挑选一队信赖的战士护送他们穿越日军封锁区，去往黄河对岸。

“当年护送朱德一行的一位副官，现在还健在。”黄开仁补充道，这位副官就是李宗昉身边的徐治安。他们安排了十多人，由4个人打前阵，中间6人护卫，后面机枪手殿后，队伍之间相距100米左右，绕开大路，挑林间小路夜行。

为了不让人起疑心，一路上队员们都称呼朱德为书记官，“他们一直将朱德安全送到黄河渡口，才沿原路返回驻地。”黄开仁说。

后来，在得知李家钰同八路军交往密切后，蒋介石十分恼怒，曾电令36集团军过黄河。“那本电码本我保存了很久。”黄开仁说，但在1944年，李家钰在河南陕县旗杆岭遇伏牺牲后，“我把电码本埋在了附近的土里，防止被日军发现。”

掩护友军撤退：目睹李家钰牺牲

鲜血染红山坡，目睹战友倒下，空气中弥漫死亡的味道……

对于黄开仁而言，在抗战期间，这样的画面根本不会陌生，它们就像刀子般刻在心底，让他至今都无法忘记。

尤其是1944年，麦子抽穗的季节，他最敬重的川军将领李家钰，遭遇日军的伏击，倒在了河南陕县旗杆岭的麦田边。在黄开仁面前，李家钰艰难写下“速调104”后，壮烈牺牲。

这个场景，在黄开仁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

1944年，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屡屡失利的日军，急需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做最后挣扎。在第一阶段的豫中会战中，日军动用近15万兵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向郑州、河南一带发起进攻。

中方部队几乎一触即溃，37天连丢38座县城。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畏首畏尾，对战事犹豫不决。李家钰连续两次提出主动出击、牵制日军建议，均未被采纳。

黄开仁仍记得，1944年5月10日，蒋介石曾打来一个电话，李家钰听完后神情凝重。原本，这通电话是为了找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但蒋鼎文已经撤退，联系不上，只剩驻扎在新安县的李家钰部队。

蒋介石告诉李家钰，他几晚都没有睡着，只有把掩护大军撤退的重担压在李家钰身上，并一再拜托。当时黄开仁只有22岁，在李家钰身边任职已有5年，从李家钰的神情来看，黄开仁知道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此时，李家钰名义上是36集团军总司令，但其实手里只有6个团兵力，其中两个团回川接兵，只有4个团能投入战斗。李家钰的任务，是率领这4个团，给身后数十万友军争取1-2天的撤退时间，不然一战区的剩余兵力会被日军包围。

“其实，在这通电话打来前，撤退中的蒋鼎文曾找到李总司令要物资。李总司令通知人拿去了大米、火腿、罐头给他们。”黄开仁说，这蒋鼎文前脚刚走不久，蒋介石的这通电话就来了。

“我们只能奉命坚守，一路且战且退，5月21日，到达河南陕县旗杆岭附近。”他说，旗杆岭一面临坡，一面是参差不齐的麦田，“当时178师在前面，总部在中间，后面是47军104师，总部所在位置应该说是很安全的，却最后还是中了埋伏。”

在当天上午，他们发现旗杆岭上有人影晃动。警卫队朝对方高声喊话，得到的答复是河北民兵，而且报出一个李家钰熟悉的名字，部队因此放松警惕。

没想到的是，178师安全过去不久，麦田里突然有炮弹打来。“全是日军和伪军，我们这才明白遭了埋伏。”黄开仁说，随后李家珏迅速组织反击。就在此时，他看到李家珏顿了一下，衣服上开始渗血，“我知道李总兵司令中枪了。”

随后，李总司令慢慢靠向麦田地，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颤抖的掏出小本子，写下“速调104”。之后，就再也没醒来。

黄开仁顿了顿，整理好情绪，他始终不敢相信李家钰就这么牺牲了。

部队被打散了，身后机枪还在响，士兵们各自逃散。黄开仁背着那本电码本，从一处坡地跳了下去，和其他士兵躲在了一处山洞中。

但很快，日军搜寻到这处山洞。“我们所有人把一切绝密资料，都撕碎了丢下了悬崖，我找了个地方挖洞把电码本埋了起来。”黄开仁说，之后他们被日军俘虏，带到了河南一处叫山西会馆的地方关押，“那里就是日军的一个集中营，全被拉去做苦力了。”

冒死逃离日军集中营：迎来抗战胜利

被日军俘虏了。

是一段让黄开仁难以启齿的经历。在被俘虏的5个多月里，他们被带到了河南一处叫“山西会馆”的集中营里，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装卸货物、挖建工事、待在集中营。

这段时间，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着什么，每天最关注的就是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不甘被俘的黄开仁，与战友花了数月谋划了一场“逃跑”计划，最终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死里逃生。

“那5个月，想起来都很惨。”回忆当时场景，黄开仁心有余悸。当时，在河南会兴镇有一个叫山西会馆地方，被日军改成战俘集中营，里面共有100多个俘虏，大家被编成苦力队，每天都要安排去做苦力。

由于条件有限，环境恶劣，所有战俘的生活都十分艰苦。“白天要在陇海铁路上装卸货物，晚上要去挖建工事，每天的饮食只有一个粗面馒头和一杯水。”黄开仁说，更残酷的是，一旦有战俘病倒，也没药医治，重病者只能躺在地上发出呻吟，直到死去后人被抬走。

黄开仁深知，继续下去只有死命一条。于是，一场“越狱”计划由此而生。“但为了防止战俘逃跑，鬼子在集中营外围早就架起了一圈圈通电的铁丝网，这是阻碍逃跑的第一道阻碍。”他说，为了熟悉地形，他和战友利用苦力时间观察地形，终于找到一处最佳的越狱地点——一处刚砌上不久的矮墙。之后，他们还观察出日军看守换班的习惯，以此来确定逃跑时间。

“我发现，每天中午是日军看守最松散的时候，很多日军都会在那个时候去睡个午觉。”黄开仁说，他们选择了在这个时间段逃跑。

但出去了怎么办？没有老百姓的衣服？没有良民证？一眼就会被日军发现并抓回。为此，黄开仁与同伴康连峰，利用外出运东西、寻物资的时间，偷偷搜集到两套普通百姓的衣服，还模仿良民证样貌，用布条制作出两张假证。

万事俱备，只剩等待时机。于是，在5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黄开仁和康连峰鼓起勇气开始这场越狱计划。“在其他川军帮助下，我最先爬上了墙，跳到了苞谷地里，康连峰等了好一会才出来。”他说，当天也是运气好，本来康连峰要花时间去弄铁丝门锁的，但伪军在运送伤病员遗体出去时，门没及时关上，“我们这才顺利跑了出来”。

“当天晚上想找一户人家借宿的，但大家都害怕日军查到会被杀头，都不愿意收留我们。最后是一位老太婆把我们两个留在家里住了一晚。”黄开仁说，第二天走的时候，老太婆还把草帽送给他们，拿了两个馒头给他们作干粮，“特别感谢她，我到现在都记得。”

后来，两人一路从河南辗转回到四川。此前，他到达第36集团军的一个办事处，与当时的长官李宗昉取得了联系。“他问我是归部队，还是回家，我说要回家。”于是，黄开仁便回了成都。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正在成都的家里，特地放了鞭炮庆祝。”他说，虽然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但消息传来时，全城欢庆的场景，到现在都还记得。

参加9.3大阅兵：一辈子的荣光

回到蒲江老家后，黄开仁等来了抗战胜利，四周都是欢庆的声音。

昔日弃文从军，出川抗战，逃离集中营……一幕幕，如电影回放般，在他的眼前出现。那些牺牲的战友与长官的名字，时不时会再次闯进他的生活里。随着年岁增长，他愈发不愿让这些人和事，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

2015年9月3日，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上，他受邀作为川军代表之一，赴北京参加了大阅兵。当他一脸庄严地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也随之敬下军礼，以这份属于抗日川军的荣耀，告慰当年牺牲的战友们。

根据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出兵340万，参加会战、战役28个，伤亡64万，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位居全国之首。

“我们这帮人，能活着从战争中走出来，已经是最大的幸运。”黄开仁说，这场战争夺去了他熟悉的战友和尊敬的长官，“从集中营逃出来后，不愿再去当兵，是因为当时家里需要我，该回去尽孝了。”

黄开仁说，太多川人走不出来，留在山西、河南等战场上，“这么多年了，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但他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这么多名字不该遭忘记啊。”

201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大阅兵在北京举行，来自四川的5位川籍抗战老兵受邀参加此次活动。作为昔日36集团军机要室译电员的黄开仁，便是其中之一。

“提前半个多月，我就接到通知，受邀去北京观礼大阅兵。”黄开仁回忆说，当时有专人来他蒲江的家中拜访，说查过他的相关档案，各项指标合格，精神也可以，“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北京。我当即就答应了，这是对我和抗日川军的肯定啊。”

黄开仁说，为了参加这次阅兵，还安排了专人来给他做衣服。“按照抗战时的军装进行制作，布料、款式都是有标准的，然后再把徽章别于胸前。”他说，之后他们搭乘飞机从成都到了北京，再坐车去了当地一家酒店，“在酒店房间看到了做出来的衣服，感觉又回到抗战年代，特别熟悉的感觉。”

虽然已经时隔三年，但他到现在还记得阅兵当天的情况。黄开仁说，老兵车队前面是摩托车队，后面就是阅兵车，他在第七辆车上。来自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远征军、川军等部队的抗战老兵坐在车里，从天安门广场上缓缓经过，可以看到周围有年轻士兵，还能听见现场群众的欢呼声。

阅兵车上，黄开仁情不自禁地挺直了腰杆，但90多岁高龄的他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站出标准军姿，但还是敬下一个标准的军礼。“我看到那些年轻的解放军，踢着正步走过时，整个人都很高兴，很激动，国家强大了。”

昔日的阅兵物件，被黄开仁一一收藏着，尤其是那件抗日军服。“衣服我都用袋子罩好，平时怕弄脏了。”他说，而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被他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我代表的是川军队伍，这个是我们整个抗日川军的荣耀。”

来源于：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韩雨霁 摄影 谢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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