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羅貫中不能獨居大功
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經歷了一個由正史到文學作品的複雜而漫長的歷程。而作為小說的《三國演義》，其偉大意義就在於將艱澀繁雜的古文典籍變成了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的故事，其對國人精神塑造和文化滋養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對待文學作品，就要有對待文學作品的正確態度。文學作品為了表達的需要、主題的需要、傳播的需要，會在一定程度上潤色和改造，這是由文學作品的特殊屬性決定的。特別是一些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就會明顯存在與史實有差異的地方。
可惜有的人恰好就犯了不能明確對象的錯誤。看歷史典籍，嫌棄歷史典籍枯燥乏味，埋怨古人為什麼不降歷史寫得津津有味；看改造過的歷史小說，“考證癖”又在內心蠢蠢欲動，覺得文學作品不能嚴格忠實於史書。於是像哪隻左右為難的“蝙蝠”，在禽與獸之間左右為難，無所適從。其實，欣賞文學作品就擺正心態，欣賞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欣賞它的精彩或者深刻；研究歷史，就一本正經，力求真實、正確，毫釐無爽。這樣才不至於讓自己時常處於焦灼與忐忑之中。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三國志》轉化為《三國演義》，並不是由某個文人（包括作者羅貫中）直接將一部厚厚的史書翻譯成當時流傳的白話。盡一兩個書生之才，他永遠無法讓這一段歷史故事如此豐滿和精彩。從正史到小說，必然有一個民間化的過程。在傳統社會里，一些科場失利或者不甚得志的讀書人，為了謀生需要，就會發揮自己能夠斷文識字、口才便利的特長，將一些很少為下層百姓所知的歷史事件翻譯成婦孺皆宜的通俗故事，講給別人聽，從而謀求一定的報酬來養家餬口。
說書人在舊社會是一個非常低賤的下層職業，但恰好是這個職業，完成了高深繁複的智慧與民間精神如飢似渴的需求的對接。他們從事的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而是一個橋樑，也是一個偉大的文化傳播者。這些說書人為了力求讓自己的書場人氣更加旺盛，就必須努力讓自己的書說得更與眾不同，更加精彩絕倫。這樣一來，他們將歷史乾巴巴地直譯出來顯然是不能叫座的，他們就必須進行改造和潤色。而他們當初絕不會意識到的是，他們這種起初非常單純的謀生慾望，卻讓自己扮演了一個文化創造者的光彩角色。
他們會將相同的歷史史實做不同的翻譯，也會對於史書記載的空白和斷檔處，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填補。畢竟很多歷史事件在史書上都是寥寥數語的文字，沒有哪一部史書會承載歷史的所有信息。即使是一個非常單純的歷史事件，在史書那裡不過是對於關鍵環節、核心人物的簡要記載，不可能對所有的細節、過程全息記錄。這些斷檔處、簡略處、概要處，就給說書人的二次乃至無數次創作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和創作餘地。概要的歷史記錄，就這樣被說書人創作成大體相似，卻絕不雷同的不同版本。
說書人在努力扮演一個翻譯者、傳播者和創作者的角色，但那些因為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以文盲佔據絕大多數，而被一貫當做“下愚”的民間聽眾們，也並不是一味地、單方向地聽。他們會隨時將自己的聽書的感受反饋給說書人，讓說書人不斷改進故事，力求讓故事更精彩、更完美。
聽書人也會不時扮演說書人的角色，將自己聽來的故事轉述給他人。而這些“兼職”的說書人，也會根據自己的愛憎揚棄，添油加醋或者移花接木。而這些看似幼稚甚至不負責任的行為，卻恰好是藝術創作不可或缺的。山不擇其壤，故能成其高；海不擇其流，故能成其大。豈止是一部《三國演義》如此，那些流傳下來的偉大文學作品，幾乎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就這樣，無數線索或者素材，走入民間，然後經過民間的無數次豐富、改造、創作，就形成了浩若煙海的文學元素。這時，只要有一個具備了相當的眼光和才華的人，進行篩選和整理，一部文學著作就誕生了。這就好比一顆種子掉進了泥土裡，無數的陽光雨露、泥土水分滋養它，呵護它，直至成為參天大樹，只要遇到一個工匠，它就可能成為器物。器物怎麼樣，完全決定於這個工匠的水準。從這個角度說，豈止羅貫中不能在《三國演義》的創作上獨居大功，《水滸傳》、《西遊記》乃至《紅樓夢》概莫如此。不過在無數的“工匠”裡，他們的水平更加高明，屬於巨匠層面的文人。所以，才有鉅著、名著的誕生。
到民間去，再從民間來，又回到民間，這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和準則。認清這個藝術規律，對於今天的文學創作也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現在很多藝術創作者埋怨，缺乏素材、缺乏線索。其實，這些東西從來沒有缺乏過，我們每個人都徜徉在一片遍佈寶藏的海洋裡，唯一缺乏的是眼光和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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