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形象也是一個文學人物形象。他源於歷史，同時也源於婦孺皆知的文學鉅著—《三國演義》。大部分讀者與曹操的相識都是從《三國演義》開始的，我也不例外。第一次讀《三國演義》時，常常會不自覺地希望劉備能夠一統三分，取得最終的勝利。看到劉備“白帝城託孤”、“關羽敗走麥城”、“諸葛亮病死五丈原”之類的情節還會情不自禁地潛然淚下。而對曹操則少有喜愛之情。當時一直不明就裡，後來才逐漸明白也許是自己追隨了作者的感情傾向。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一直以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就是歷史中人物的樣子，直到開始讀《三國志》。《三國志》中的曹操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領袖式人物，他精通兵法，機智勇敢，又有很深的文學素養。這樣的歷史人物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確有一些不符之處，也會使人產生不同的閱讀感受。於是漸漸對曹操這個人物產生了興趣‚也產生了很多的想法《三國志》中的曹操與通行本《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史書應當是很接近歷史真實的著作，那麼幾百年以後的演義本作者為什麼要那樣重新塑造曹操這個人物形象呢他所使用的不見於《三國志》中的材料是完全虛構的，還是另有流傳渠道呢由此筆者產生了去探討曹操人物形象發展問題的想法。

中國古代的各個朝代都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條件和代表性的文學形式。曹操是如何從史書《三國志》最後進入《三國演義》的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學樣式中，他是否又具有與《三國志》或《三國演義》相同或不同的面貌呢我想，如果能夠在對起點站的歷史人物與終點站的小說文學人物進行對比的基礎上，大體研究出這一人物成長的過程，從而使其擁有一個連續的過去，變得更加完整。對於曹操這個人物來說，應該並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關於《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問題關於曹操歷史真實與文學典型兩種形象的對比問題，前輩學者寫過很多精彩的著作與論文。這些問題也一直是學術界所關注，所竭力探討的問題。然而‚歷史與文學畢竟有很大的不同‚欲完成由歷史到文學的跨越，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作為歷史小說的《三國演義》需要在歷史的基礎上對人物進行再加工才能使人物進入文學藝術領域，這個加工定型的工作既不可能完全照搬歷史，也不可能僅憑著個人虛構一碌而就，它必然是一個長期的創作過程。因此‚如果只站在兩極觀察人物，也許會顯得不夠全面，也許很難了解歷史人物文學化的定型過程。而據筆者所知，關於曹操形象完整的成長過程的研究，目前學界尚未足夠深入，還有很大的工作空間。然曹操又的確是一個變化很多，矛盾很多的人物，是很值得進行這種整體性形象發展研究的人物對象。

《三國志》及裴注中的曹操形象

在中國小說史中，《三國志演義》作為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最顯著的個性即體現在其與史傳的文化淵源關係上。論及史傳與歷史小說的淵源關係，可從兩個角度著眼首先，史傳畢竟歸於歷史一派，它要實事求是地記錄歷史，史家必須要秉筆直書，而絕不能妄加虛構。而歷史小說雖被冠以“歷史”之名，但其內核仍為“小說”，因此畢竟歸於文學一派。既是文學，則當然允許為文學服務的想象與虛構，這當是史傳與歷史小說最主要的相異之處。第二個方面，若從二者聯繫的角度著眼，則可看劉敬沂教授在《困惑的明清小說》中一段切中肯縈的論述“歷史小說自然是‘小說’而不是歷史，它鼓勵藝術想象和虛構，這是歷史小說與一般小說所共有的屬性。但歷史小說又畢竟與歷史有不解之緣，它有必要接受最基本的事實的規範與制約，這一點，則是歷史小說不同於一般小說的獨特個性了。”

這一“獨特個性”正是歷史小說與史傳之間存在的特殊淵源關係史傳為歷史小說提供了基本的歷史事實框架以及人物的身份地位、人生軌跡及主要的思想性格特徵，甚至連史家“寓褒貶、別善惡”的主觀思想傾向也會影響後世歷史小說的作者。因此，我們可以說，歷史小說脫胎於史傳‚它的發展變化、它的藝術加工、它的想象虛構都跳不出史傳所提供的歷史框架。正因為這樣，若想探討歷史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演變軌跡，必須以史傳中的人物形象作為發韌點。高儒在《百川書志》中所提到的羅貫中“據正史”的創作手法，也恰道出了《三國志演義》與其正史系統的淵源關係。而陳壽的《三國志》與裴注則是羅貫中《三國志演義》所‘據’的主要正史。所以‚這裡我們想探索曹操形象的源流演變之關係‚也必須從三國史的元典—《三國志》入手。

• 《三國志》中的曹操其人

中國歷史上的‘三國’時期,指的是魏文帝黃初元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二零二八零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期。這是繼春秋列國、楚漢之爭後的又一個分裂亂世，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曹操就是在這一群雄蜂起的亂世之中,湧現出的最引人注目的英雄之一。晉代著名的史家陳壽在繼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之後,創作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三部紀傳體史書《三國志》，詳細記載了三國鼎立時期六十多年的歷史。因此，《三國志》乃是《三國志演義》的肇始奠基之作‚也是《三國志演義》中人物形象的淵源所在。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曾高度讚揚過司馬遷著史的實錄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陳壽著《三國志》，繼承了司馬遷求真實錄的精神，寫出了三國時期的一部可信之史。與同時期的其他史書相比，陳壽不僅大膽地給其著作冠以‘三國’之名，且謹慎地荃削了很多不實記載，充分體現了其求實的創作品格。朱彝尊在《曝書亭集·陳壽論》中有言“於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孫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頌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陳壽雖身為晉臣，卻不懼時諱，高揚其實錄精神，如實地將魏、蜀、吳三國並列展現，並寫出了其興亡過程。

陳壽在著史的過程中，面對著紛繁複雜的史料、傳聞，依然能夠客觀地敘寫歷史，堅持自己的實錄方向。試舉一例證明之陳壽在《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中記載審配之死為“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斡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遂斬之。關於這一歷史細節，魏晉時的其它史書中有與陳壽相異的記載，例如袁障《獻帝春秋》雲“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噪松之對於他注引《三國志》所使用的這一段材料，是持懷疑態度的，他有評論道“臣松之以為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障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閣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裴松之的評論固然有強烈的道德傾向，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足見陳壽對待材料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

正是以這種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陳壽對三國曆史人物的描繪與評價亦真正做到了劉知幾所云“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因此《三國志》中的曹操在陳壽的筆下，當是較為客觀、真實的歷史人物再現。《三國志》中所記載的曹操，是一個時代成就的政治家，是一個文韜武略的軍事奇才，也是一個成功的封建統治者。

一、傑出的政治家

東漢末年，外戚干政，宦官專權，政治綱常混亂不堪。延熹九年和熹平五年兩次“黨錮之禍”，使士大夫人人自危。在這樣一個宦官盜權、貴戚專政的黑暗社會中，初現政治舞臺的曹操已經表現出他的政治才能，例如《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載，他在濟南相任時，“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奸究逃竄，郡界肅然。”然而，其時“權臣專朝，貴戚橫態，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幹件，恐為家禍……’遂稱疾歸鄉。可見，在那樣一個分崩離析的亂世，“濟國安民”只能是一個奢侈的社會理想。在亂世中施展政治抱負，表現政治才能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在鬥爭中變革，繼而尋求統一。曹操一生的政治軍事生涯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開始的。

中平六年十二月，曹操始起兵討伐董卓初平元年正月，曹操與以袁紹為盟主的各支軍事力量一起興兵討卓初平三年，曹操打敗了黑山義軍十餘萬眾初平三年冬，曹操又戰黃巾軍，受降黃巾三十餘萬。隨後，曹操參與到了軍閥大戰的激流之中，他破袁術、徵陶謙、戰呂布，又搶佔先機迎帝都許。之後，他加快了統一的腳步南征張繡、東討袁術、長驅勝呂布、官渡勝袁紹、北征烏桓後，曹操終於完成了統一北方的戰爭。然而。他並沒有沉溺於勝利的喜悅之中，為了統一中國，他很快邁開了南向用兵的腳步。雖然赤壁兵敗，，雖然曹操最終沒能統一中國，但是，他平復了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在獲得平復的環境中緩解了生的痛苦，看到了生的希望。即便是曹操歷來備受非議的軍事立場“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同樣是有利於維護統一和穩定的。當時的漢獻帝早己失去了天子的威儀，尊嚴掃地地輾轉於董卓、李催、郭祀以及韓逼、楊奉等人之手，處境可謂狼狽至極。曹操‘迎帝都許’的作用，絕不僅僅在於他有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合理地位。更為現實而重要的是落魄的帝王重新坐回了‘漢家天子’的‘寶座’，漢室才不至於在戰火硝煙中灰飛煙滅，而流離於戰火中的黎民也才有了企盼和平統一的希望。恰如《三國志》中所言“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稠制度始立。”曹操終其一生，南征北戰，為天下統一的理想奮鬥不息，剪伯贊先生客觀準確地概括了曹操一生所取得的政治軍事成績“他一貫地把統一中國當作自己的政治使命，雖然他沒有完成統一的任務，但他結束了漢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豪族混戰局面，並且從中國的西北邊疆排除了遊牧民族的威脅，保衛了黃河平原的城市和農村‚恢復了黃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後來的西晉的統一，鋪平了道路。”

二、文韜武略的軍事奇才

曹操中平六年起兵於陳留時，僅有兵士五千餘人，正是憑藉傑出的軍事才能，曹操才在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之中逐步發展壯大，建立了偉大的事業。戰爭是軍事才能最直接地體現，《三國志》中記載了很多曹操奇謀制勝的漂亮戰爭。試舉二例言之初平三年春，曹操屯軍頓丘，黑山軍於毒等攻東武陽，曹操“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據《魏書》載，當於毒攻東武陽時，諸將皆以為應還兵自救，曹操卻說“孫腆救趙而攻魏，耿棄欲走西安攻臨苗。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果然，孫殯“圍魏救趙”一計，解除了東武陽的危機。由此可見，曹操不僅善於用兵，而且精通古代兵法，並能將兵法運用於軍事實踐之中。再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載，建安三年，曹操南征張繡，在用兵不利的情況下，只好主動撤軍。張繡來追，曹操親自斷後禦敵。在如此嚴峻的戰爭較量中，曹操胸有成竹地給荀或書說“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事實果如曹操所言。之後，荀或問曹操“前以策賊必破，何也”操說“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孫子有言“歸師勿遏”。“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置之死地而後生。是歷代兵家常用之制勝法寶。士兵在沒有退路的死地才會拼命戰鬥直至奪取勝利。曹操能夠在危難的情況下。對形勢作出從容而正確地把握和預見，充分體現出他善於用兵之才智。曹操曾說“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曹操正是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軍事奇才。他戎馬一生，也正是憑藉著這種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超人的軍事智慧和沉著冷靜的頭腦，才能一次又一次的戰勝強敵，最終統一了中國的北方。

三、卓越的政治風雲領袖

《三國志》中所記載的曹操‚是一個為了統一天下征戰一生的時代政治家是一個深諳用兵之道的軍事奇才。然而，使人感受最鮮明而強烈的是他是一個站在三國政治風口浪尖上的成功的政治領袖。他高瞻遠矚的政治戰略眼光、賢濟天下的用人思想及以民為本的為政韜略都是成就他為一個卓越政治領袖不可或缺的條件。

首先，曹操總是能夠在紛亂的局勢面前，以敏銳的政治家的眼光正確地洞察和預見情勢並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三國志》載，約中平五年，王芬等人謀劃起兵廢靈帝。胸擴天下大勢的曹操早已洞察了王芬等人不瞭解國之大事的盲目行動，必會導致失敗，因此斷然拒絕參加這次行動。《魏書》記載了曹操拒王芬之辭“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諸君徒見囊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慾望必克，不亦危乎”由此可見，曹操對當時的情勢不僅瞭解得非常透徹，而且對於“廢立”乃至整個社會的時局都有自己成熟的看法。之後，何進召董卓進京“盡誅宦官’，曹操又一次先見了此舉必敗。進而至董卓亂政，欲拉攏曹操，曹操又一次清醒地分析天下大勢董卓為人殘暴不仁，天下已然大亂，董卓必敗。而天下大亂之時，正乃成就霸業之機，於是作出了“變易姓名，間行東歸”，於陳留起義兵的明智抉擇。

曹操不僅能夠清醒地洞察時局，在面對戰爭的時候，他亦能夠根據天下大勢提出正確的軍事思想，作出正確的戰略選擇。《三國志》載，曹操與袁紹等各路軍隊合力討卓時，面對袁紹等人“莫敢先進”的消極戰略態度，曹操數次與其分析天下大勢與戰略局面，以期抓住最佳的戰爭時機。曹操說“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週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在這篇說辭中，他析過去、看現在，對比分析，有理有據，其獨到的戰略眼光和政治頭腦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

曹操的政治智慧不僅僅體現在對時局的把握與判斷，同樣體現在對人的判斷與分析上。《三國志》載，建安四年，當許下諸將聞袁紹將攻許時，皆以為不可敵，曹操說“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和軍事統帥，在敵我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作出這樣一番深刻又一針見血地分析，對鼓舞士氣、穩定軍心起到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

其次，曹操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傑出的政治領袖，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他擁有一龐大且高質量的人才隊伍。他善於發現人，也懂得如何籠絡人才，任用人才。對於渴望機會施展抱負的“千里馬”來說，曹操無疑是一個優秀的“伯樂”。曹操將人才視為其事業的核心支柱，他深知欲完成統一大業，必須依靠具備各種各樣才能的文臣武將的鼎力相助。《三國志》載，建安十二年，曹操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徵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乃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第一，曹操不計私怨，能夠從大局著眼，惜才為重，體恤軍士，這使其不僅很成功地凝聚了軍心，還從敵方的陣營中獲取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載畢湛事“張邀劫堪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湛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湛生得，眾為湛懼，公曰‘夫人孝齡其親者，豈不亦忠贊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再看曹操是如何對待背叛他的魏種的，《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載“初，公舉種孝廉。充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一個令曹操憎恨到曾揚言決不會放過的叛臣，卻因惜才，釋而用之，這種不計前嫌的政治家的胸襟，為曹操贏得了張遼、徐晃等一大批敵軍陣營的優秀將領，他們也都成為曹操的軍事中堅力量。

第二，曹操不僅能以博大的胸襟廣攬人才，而且非常重視人才，能夠聽取這些賢士大夫的建議和勸諫。由於固執己見而導致錯誤的行事之後，還會主動向他們承認自己的失誤。《三國志卷十·荀或傳》載“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又荀或薦郭嘉於曹操，操見嘉後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而當曹操見許褚，則曰“此吾樊哈也。”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曹操的惜才、重才、愛才之心，自然得到了賢士大夫的共鳴與回報。郭嘉在初會曹操後，亦喜曰“真吾主也。”自此以後，全力輔佐，死而後已。而許褚則跟隨曹操征戰，以一夫當關之勇，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三國志卷十八·許褚傳》載馬超率步騎萬餘人追趕曹操，“矢下如雨”，許褚扶操上船渡逃。然而“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溯船，僅乃得渡。”正是許褚的拼力保護才使得曹操全身而退，真不愧為“操之樊哈”曹操不僅愛惜重視人才，而且能夠聽取他們的意見，對其給與充分的信任。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載“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循，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或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曹操聽取了荀或的意見，並最終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程顯是曹操另一個重要的謀士，由於性情剛庚，與人多連。人有告顯謀反，曹操卻賜待益厚。由此可見曹操的明略與對其謀臣的信任。更為難得的是，曹操不僅能夠信任他們，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還能在其謀臣面前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建安三年，曹操不聽荀彼之言而徵張繡，劉表前來營救張繡，使曹操處於不利的局面之中，曹操於是謂牧曰“不用君言至是。”而面對張，曹操又在諸將面前剖析自己的教訓說“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己後不復敗矣。”千里馬之所以能為伯樂驅馳萬里而不辭，是因為得到了伯樂的重用與信任，同樣的道理，曹操對人才的賞識、關愛、尊重與信任使他們的價值得以充分地體現與發揮。賢士大夫所最看重的就是能為明主重用而不致埋沒才華。曹操為他們提供了最佳的展耀光芒的平臺，因而得以彙集天下各方的有識之才，為其成就霸業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第三、曹操所制定的獨特的、現實的用人政策也是其摩下人才濟濟的一個重要原因。欲入曹操帳下，門檻並不高。你不需要出身名門，也不需要大仁大義，乃當世之名士，甚至即使你的德行不夠完美也沒有關係。只要你有一技之長，只要你能將所懷之才充分發揮出來以濟亂世，曹操都會為你大開方便之門。正所謂“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人之德才各有短長，又豈可求全責備呢只要你有所長，就可得而用之。這才是針對“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所應採取的正確策略。曹操對此有著非常鮮明的“唯才是舉”的思想。他說“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他又引古人之事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在某種程度上說，曹操就是一個做大事不拘小節的政治家，因此他具有務實開明的用人態度，這使得他成功地彙集了天下各方面的有識之士，協助他成就霸業。

最後，曹操是一位傑出的政治領袖還體現在他的為政韜略能夠以民為本。關於這一點，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曹操對百姓生存問題的關注。曹操對“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社會狀況有著“念之斷人腸”的痛切心情在看見’日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的情況時，也會“悽槍傷懷”。但曹操對民生的關注並沒有只停留在作詩和頒佈政令上，他深知在“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戰亂年代“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對百姓的關懷最切實效的做法就是讓飽受戰亂之苦的黎民能夠填飽肚子。於是，在棗抵等的輔助努力下，曹操推出了他的屯田政略，有效地解決了糧食供給問題，使民生狀況得到了緩解。《魏書》載，曹操始興屯田當年，便“得谷百萬解”《三國志》亦載，數年中“所在積粟，倉糜皆滿’。

明代羅貫中長篇歷史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呈現出的典型人物形象—曹操

元末明初人羅貫中在前人所創造的各種有關三國題材的文學成果基礎上，納百川而成大海，創作出了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羅貫中在小說中所勾畫的三國曆史框架以《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書為主要依據。在細節描寫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則廣泛地吸收了裴注、《三國志平話》、元雜劇三國戲以及各代三國詩中豐富的創作素材，並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展、虛構，使這些廣泛流傳於民間的三國傳說故事、野史雜傳等等豐富的內容都成為了小說中的典型化情節。總之，羅貫中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所獨立創作的這部偉大的小說是三國題材演化史中的巔峰之作，集大成之作，是中國小說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一部不朽的作品。恰如明人高儒所評“據正史。採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非俗非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警傳詼諧之氣，陳敘百年，該括萬事。”

現存最早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即通常所稱的‘嘉靖本’。全書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題署“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至《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本，將二百四十則合併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在李卓吾評本的基礎上對作品進行了系統的評點及修改。毛評本《三國演義》自清初以來一直廣泛流傳，至今日更是成為了家喻戶曉的通行本。而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反而較少受到關注。然而，欲瞭解羅氏創作的原貌，則必須從《三國志通俗演義》入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形象，更是曹操形象演進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發展環節。

曹操是《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塑造的眾多不朽的藝術典型形象中最為成功的一個。羅貫中對前代源於史書、雜傳、詩歌、平話、三國戲中的有關曹操的各種文獻記載、傳說故事採取了兼收幷蓄的態度。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視表現人物的需要，作者皆取而用之。由此，這些流傳於各個朝代的事件被作者巧妙地串珠成鏈後同時作用於曹操這一人物身上。不僅使其性格在多元中形成統一，而且明確地表現為不同於任何一個的藝術典型。這一藝術典型的性格結構是複雜的、多層次的，同時也是統一的。

一、曹操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奸雄，“奸”與“雄”的同時存在造成了曹操人物性格的複雜性。

首先，《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仍然是東漢末年曆史上叱吒風雲，統一北方的政治家、軍事家。試看書中曹操出場時的一段文字“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彷彿孫、吳胸內熟諳韜略。曹操以“英雄”的身份出場，他過人的膽識是作者極力渲染的“雄”的品質。這一品質首先在“誅宦討卓”的宮廷政治鬥爭中得到了集中地表現。在何進謀劃盡誅宦官的過程中，曹操勸諫何進說“宦官之勢，起於衝、質之時，朝廷滋漫極廣，安能盡誅倘事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詳察之。”這一極富遠見的正確的策略不但未被何進採納，反被何進叱為“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當袁紹主張“召四方英雄之士”進京“盡誅閹豎”之時，曹操又一次站出來以忠言勸說何進“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近侍，浸潤成疾，使至於此。若欲治罪者，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何進依然沒有采納曹操之言，並認為曹操“亦懷私意”。結果何進被殺，董卓進京亂政專權，曹操“亂天下者必進也”的預見得到了印證。此時滿朝文武一籌莫展，“盡皆掩面而哭”，在這危難時刻，只見座中一人撫掌大笑曰“滿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原來又是曹操挺身而出，他定下獻刀刺卓之計，冒著殺身滅族的危險去行刺董卓。這一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曹操的膽量、勇氣以及甘願冒死的決心都使他成為這一事件中獨一無二的英雄。

之後，會盟討卓失敗，曹操亦由此開始了他逐鹿中原，統一北方的征程。在這一過程中，曹操“雄”的品質進一步得到凸現。試以官渡之戰為例加以說明。官渡之戰是具有非常歷史意義的一次戰役，官渡之戰以後，曹操戰勝了袁紹並進一步平定了北方。然而，史書中關於官渡之戰的記述卻非常簡單。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羅貫中以充裕的筆墨描寫出曹操是如何以至弱當至強戰勝袁紹的精彩過程，表現出曹操卓越的見識與才能。官渡之戰中，曹操以七萬兵力與袁紹七十萬大軍相拒，過人的膽色與智謀是曹操化劣勢為優勢，取得最後勝利的關鍵。首先，當曹操聞知袁紹七十五萬大軍抵至官渡之時，並沒有驚慌失措，而是冷靜地與謀士分析局勢，認為北軍雖眾，卻不及南軍精銳，而軍中缺糧，因此利在急戰。接著，在兩軍相持階段，曹操又親自策劃指揮了“烏巢燒糧”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行動。火燒烏巢行動之前，曹操已作了周密的佈置，但仍然率五千精銳親自出馬。當大火燒起之後，援軍急來救應，此時情況十分危急，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而曹操臨危不亂，意志堅決，果斷地要求“賊至背後，方可拒也。”曹軍將士“遂奮力向前，殺死者遍地”。烏巢糧草化為灰燼，袁軍大敗。最後，曹操又在倉亭定卞“十面埋伏”之計大勝袁紹。官渡之戰，曹操以其堅強的意志、虛心納諫的態度、靈活機智的頭腦和臨危不俱的膽量取得了絕對的勝利。當然，這些“雄”的品質不僅為曹操贏得了官渡一役，也為他成就了平定中原的霸業。然而，曹操終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統一中國的理想，這與他性格中奸詐、兇殘的一面不能說沒有關係。

在作者讓曹操以英雄的面目在書中出場時，又緊接著寫了曹操年幼時假裝敗面蝸口欺騙叔父的故事。也就是說，曹操的“奸”與“雄”是同時出場的人物特質，它們都是人物的主體性格。又前文所敘曹操在謀刺董卓事件中是一個英雄，而作者在此事件之後所作的敘述，則極端地表現出曹操的奸與殘。曹操謀刺董卓失敗後，在逃跑途中來到了世叔呂伯奢家中。呂伯奢對待正被追捕的曹操非常熱情，欲殺豬款待。而曹操在聽到“磨刀之聲”和“縛而殺之”之語後，頓生疑心，誤以為呂家要殺害自己，於是“不問男女”，殺死了呂家老小八口。更為可惡的是，當曹操明知誤殺以後，又為了保全自己殺死了為自己外出打酒的呂伯奢。這種“知而故殺”的行為，是“大不義”是極其殘忍、無情的。之後書中用曹操的一句話道出了其如此殘忍的原因“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種極端利己的心理使曹操必然具有多疑、奸險、不擇手段的性格。這一性格在此全方位地表現出來，也由此貫穿這一人物形象始終。全書中表現曹操奸險殘忍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他為報父仇‚殘戮徐州百姓為平軍心，殺害糧官因為疑心害死華佗，殺死近侍還有“三勘吉平”、“勒死董貴妃”等等‚都是曹操性格中奸邪兇殘的最好表現。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曹操的奸與雄總是同時存在的，它們共同構成了曹操這一人物的主體性格也形成了這一性格的複雜性。但是，它們的共存雖然複雜，卻並不。它們都為成就霸業服務，它們與人物的理想是完全統一的。曹操的足智多謀、遠見卓識是他成就霸業的品格條件，而曹操的奸詐，甚至殘忍則是他打擊敵手，保全自己，掌控權利的手段條件。二者缺一，都不可能造就出《三國志通俗演義》中這個豐富深刻的藝術形象亂世之奸雄—曹操。

二、曹操人物性格的統一性

有人也許會說，這麼多性格因素同時出現在曹操身上，難免會造成人物性格的無序、分裂，從而導致人物形象塑造的失敗。然而，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卻是一個完整的活生生的藝術形象。這就是因為在複雜面前做到了統一。曹操人物性格中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曹操這一人物的性格，從始到終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始終“忠於自己的情致”，堅持自己性格的方向，呈現出很強的穩定性。就主體性格而言，無論是曹操的“奸”還是”雄”都是其自身內在的品質特徵，因此伴隨人物出場，這兩條性格線索也同時出現。幼時便使用手段誣騙叔父，足見其“好”初入仕時便法令嚴明“不避豪傑’足見其”雄”許助之語“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更是為人物性格的發展做了鋪墊與概括。從此，這兩條性格主線便一貫的延伸下去，成就了其“奸雄”的一生。就側面性格而言，同樣保持著統一與一貫性。在此僅以其“惜才愛才”為例說明。重視愛惜人才，是曹操一生不變的性格品質。早在會盟討卓時，曹操對劉、關、張的格外器重就足以說明他知人善任的一面起事之初，曹操更是多方招賢納士，唯才是舉，每得一有才之士，便如獲至寶即使在霸業初創，勢力壯大之後，曹操對人才的渴求依然沒有減退他借沮受之才。而不忍殺之愛關羽之義，而厚禮相待為得徐庶竟不擇手段的以其母作為人質。對人才的關注是曹操始終堅持的策略，也是其始終如一的品質特徵。正是這種堅持為他帶來了輝煌的霸業。恰如曹操自己所言“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第二、曹操的性格是複雜豐富的，但卻並不是矛盾衝突的。曹操之“奸”並不能阻擋其取得戰爭的勝利，也不能影響其胸中的雄才大略，有時反而會成為其保護自己、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曹操之“雄”雖不能抹煞其性格中狡詐殘忍的陰暗面，但若“奸”與“雄”產生矛盾，“奸”便會向“雄”的方向轉化，最終仍然達到統一。例如曹操“割發代首”的故事，曹操當然不可能真的自勿，這固然是他在玩弄權術，但另一方面權術的目的卻是為了嚴明軍紀。“奸”是為“雄”服務的，若沒有“割發代首”，又怎能表現出法令嚴明、言出必行又怎能統率三軍呢再看曹操降張遼一節，張遼被俘後，曹操認得張遼乃當日淮陽城內放火之將，張遼罵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燒死你這國賊’’曹操聽聞此言，怒不可遏日“敗將安敢辱吾’’拔劍便欲殺張遼。劉備、關羽俱勸曹操張遼乃忠義之士，當容留身邊。於是曹操的態度旋即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先大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之士，故相戲耳。”又親自為張遼鬆綁，並說“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仇。”張遼用曹操昔日中計慘敗之事辱之，曹操豈有不怒之理曹操為報父仇徐州屠城，又豈是不記仇之人然曹操愛張遼之才，敬張遼之義，殺之不如降之。於是曹操頃刻間化怒為善，變恨為愛，那一番虛詞假意自是曹操奸處，然此種氣度、此種愛才之心又恰是曹操雄處。可見，曹操性格中的兩個主體方面是始終統一於人物形象內部的。他們相互交融，互相轉化，共同構築了這一生動完滿的人物形象。

綜上所述，《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複雜的、豐富的、完整的人物形象。羅貫中恰如其分地設置了可獲取的各種於人物塑造有益的故事情節，而沒有有意地取捨材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合理性虛構，從而使曹操這一人物形象沒有走向任何一個極端。他沒有偉大似神，也沒有可惡如鬼，他是一個真實的、血肉豐滿的人。這也正是曹操這一藝術形象塑造最為成功、內涵最為豐富之處了。

由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出，“曹操”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傳播的過程，也是其逐漸由歷史進入文學的過程。總的來說，在形象的傳播過程中，人物的歷史性逐漸減弱，文學性逐漸加強。也就是說‚人們越來越關注曹操人物性格中的因素，而少從歷史的角度去評價其政治得失。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物形象也被打上了不同的符合於那個時代的歷史文化烙印，而曹操性格中方方面面的因素也不斷地被髮掘出來，其中尤以“奸”的因素被各個時代不斷重複，不斷深化，最後很必然地被定型為這個符合大眾審美感情的“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一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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