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作為社會的活躍細胞和重要基礎，基層的治理水平尤其是法治建設水平的高低，攸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直接影響著國家法治化進程。
這些年來，基層治理有長足進步，但不能諱言，諸多頑疾猶在，譬如，粗暴執法、公權私用、有法不依等不一而足，發達的互聯網生態則全方位地將這種衝突展示在社會面前。央視網《見識》欄目刊發《基層治理觀察》系列文章，多角度透視基層治理難題，推動建構更加法治化、制度化的基層生態。
今天為您刊發第二篇文章：《公權何以淪為私器》。
公權何以淪為私器——“基層治理觀察”之二
吳思先生在《潛規則》中摘錄過這樣一個歷史現象。
清代的四川有一種流行甚廣的陋規，名曰“賊開花”。官府接到失竊案件，通行做法就是，衙役們將失主鄰居抓起來，指控那些家裡無官、沒有後臺的富戶窩藏賊寇，有錢人為了免受班房之苦，往往都是交錢了事，沒錢的則舉債贖人，惡吏們勒索足了錢財才肯放人。
從法律程序上說，還真不好挑出毛病來，因為懷疑、問詢、扣押都是衙役們的權力，可明眼人都知道，這是以調查之名行索賄之實。
吳思先生給這種權力取了一個名字：合法傷害權。意指某些掌握權力的人能夠利用自己的管轄權，在他可以做主的範圍裡，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給其治下的民眾以傷害。
歷史表面上看很遙遠，但有時距離我們其實很近。諸位還記得前不久發生在湖南株洲的事嗎？一女教師因罰站遲到的學生而被帶入派出所，接受“調查”數小時。帶走女教師的不是別人，正是被罰學生的父親，株洲縣淥口派出所副所長趙某。
你看多厲害！你罰我女兒，我就關你禁閉。看你下次還敢不敢！
當然，這個事很快有了結果，在輿論的密集關注下，株洲縣紀委監委介入調查，決定給予趙某記大過處分，免去副所長職務，並調離公安系統。
但如果不是媒體的高度聚焦，這個事結果如何還真不好說。
趙副所長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從前些年的“我爸是李剛”，到今年走紅的“嚴書記的女兒”，再到莆田一學生家長自爆家族“權力譜”，公權力在有些人手中成了謀私的工具，一副“我的權力我做主”的架勢。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人民賦予他的權力，應該權為民所用。但自古至今，這些大道理翻來覆去地講，說了幾千年，到了今天，依然是個問題，尤其在基層。
這背後的成因很複雜，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但很關鍵的一條就是群眾的博弈能力很弱。
還是以株洲教師被“調查”的事為例，一個副所長就可以繞過正當程序直接把人就“抓”了，老師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在社交媒體上吐槽一下。因為媒體的報道才推動此事迅速得以解決，但我們都知道，這種偶然性可遇不可求。這是不正常的。
因此，除了以法治的手段對官員行使權力給予更加嚴密有效的規範之外，基層治理亟需完善公眾的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群眾監督的法治通道，降低群眾維權的成本，豐富弱勢群體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手段，增強弱勢群體的談判能力，才能對“有權就任性”的行為給予有效的制約，讓權力迴歸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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