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0日，故宮再次以“讓故宮文化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推出《故宮日曆》2019年新版的發佈會。作為一個成功的文創品牌和文化lP，《故宮日曆》廣受各界人士追捧，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傳統文化和故宮文化的成功傳播事例。
新時期《故宮日曆》的推廣和重生，起於2009年。當時看到硬皮紅色的日曆，一派皇家氣象，十分討人喜歡。這一記憶，至今已是十年光景了。
其實要追溯這本日曆的原型，那應該是在八十多年前。1933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故宮曾經推出過五冊《故宮日曆》。第一冊日曆甫一面世，那是風靡士林，萬眾爭求。但當時的印刷裝幀條件簡陋，基本上都是很薄的新聞紙，上印日曆和故宮文物照片，而且都是黑白的，印刷精度也很差。裝訂方式是在裁齊的長方形日曆上端打左右兩圓孔，豎式，以粗繩系之。日曆逐日翻頁，隨翻隨撕；一年到頭，即日曆撕完最後一頁，就是新年元日。1934年即第二年，《故宮日曆》第一頁上豎排印一小篆“故宮日曆”四字居中，右上方有豎兩行，“中華民國二十三年”“西 一九三四年”。左側則記星期、節氣、農曆日等要素內容，連續五年，大致不出這一形制。抗戰軍興，兵荒馬亂之際，再無條件堅持了，無奈只得棄而止之。
時隔73年後的2009年，故宮開始推出新版即翌年2010年日曆。以20世紀三十年代版作為藍本，進行理念與形式上的複製與創新。但恰逢改革盛世，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製造業興起而書籍印刷裝幀工藝已躋身於先進行列。新出《故宮日曆》自然是今非昔比，由簡易的隨用隨棄的日曆懸掛，改成精裝書籍形制。且封面大紅，切合故宮紅牆之色，一冊在手，喜氣洋洋，誠可謂人見人愛。此外，自2011年即初試兩年成功之後，每年的日曆編輯，365張文物圖片選擇，開始皆以生肖主題為貫串：如壬辰2012龍、癸巳2013蛇、甲午2014馬、乙未2015羊、丙申2016猴、丁酉2017雞、戊戌2018狗、明年己亥2019豬……切合每年生肖，包括文物、炊具、食器、飲器、宴飲場面、服飾、傢俱，尤其是書畫名作的排列，可以說是一個專題的故宮文物書畫紙上展和相關藏品目錄。相傳1933年剛推出之時，文化名人梁實秋、俞平伯等皆以此為饋贈，比如俞平伯在日記中曾記載持贈此日曆奉呈老師周作人。在當時，這種做法在京華名流之間已成時尚風氣。即使在今天，老友同門師友相見，也都有持贈《故宮日曆》以為禮敬者。2009年至今十年間，我就收到過故宮文博界同行分年贈送五冊之多。
橫貫八十年又已在新時期作為故宮文化lP而推行了十年之久，但從一見到這一冊日曆的第一眼，我頓時覺得有些異樣感而陡生詫疑。因為眼尖目快，忽然發現《故宮日曆》的“歷”，竟是“歷史”的“歷”，而不是“日曆”的“曆”。在今天，這兩個“歷”“曆”均簡化為“歷”，不分彼此；但在繁體字時代，卻是有嚴格區分的。比如，我們經常參與全國書法展覽的評審，許多投稿作品所書寫的文字內容，是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起句“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許多從簡化字學習中成長起來的中青年書法家，或經過“文革”的中老年書法家，對繁體字已經十分陌生，於是在寫書法時，都寫成“慶歷四年春”而不是“慶曆四年春”。“歷”“曆”混用不分，屬於完全不懂簡化字從繁體字中來的淵源關係，自然屬於“沒學問”而遭嗤笑；在全國書法評審上遭一票否決：“斬立決”。在常理上，我也認可這種淘汰的處理意見：寫錯別字而不否決，自然會貽笑大方。
但一看到這《故宮日歷》的封面後，我惶惑了。博大精深、深不可測的故宮博物院，專家如雲，怎麼也會犯這樣低級錯誤？悄悄問過幾位故宮朋友，說是古來如此，封面文字為民國所集，不是今天新集隸書，是原有封面即是這四個字。但這就更讓我惶惑了。上世紀30年代並沒有強行推廣簡化字，那應該是1949年後60年代的事。那麼這即是說，這樣的錯誤，是在繁體字時代造成的？而不是簡化字推廣普及以後、以“簡”溯“繁”時因為缺乏傳統文化知識和“沒學問”才造成的？
如果是在繁體字時代，那“歷”“曆”之分，本來應該是常識吧？堂堂大故宮，還牽涉俞平伯周作人這些以繁體字寫作的大文豪，怎麼可能犯如此低級的錯誤？我從最初的鄙夷不屑，還有拿著《故宮日歷》莽撞嘲笑竟有如此大大的錯別字而責備故宮丟人現眼，忽然開始覺得事情可能沒這麼簡單。
繁體字時代，不會有我們以今日“簡體”去倒推“繁體”的尷尬和極可能犯的張冠李戴錯誤；又是出於故宮博物院這樣的聚集一流人才的最高文化機構，他們為什麼有意視而不見？即使專家們也都啞聲，社會上也應該會有多少人出來指謬正誤？怎麼能任由錯謬橫行於世？
——這個“謎”還真不好解。
下篇《故宮日歷》的“歷”，是古字。古代並無“曆”，曆是後起字。查許慎《說文解字》，有“歷”字而無“曆”字。證明到東漢時，“曆”字尚未出現。清代鄭珍有《說文新附考》：“歷，乃曆象本字”。知在上古時代：日曆年曆，皆用“歷”而沒有曆字。比如《左傳•昭公十七年》：“鳳鳥氏，歷正也”。意思是鳳鳥氏是掌管曆法的長官。但用的是“歷”而不是曆，因為當時並無曆字。這即是說：經歷、歷史是“歷”；日曆、曆法也是“歷”。是同一個字表達兩種含義，早期就是混用的。
但在東漢、三國到魏晉南北朝，開始出現了“曆”字。比如漢代靈帝時出土的《光和斛》共八十九字，上有“曆”字，原文如下：
“大司農以戊寅詔書：‘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鬥桶、正權概’，特更為諸州作銅鬥、斛、秤、尺，依黃鐘律曆，九章算術，以均長短、輕重、大小、用齊七政，令海內都同。光和二年閏月廿三日，大司農曹祾、丞淳于宮、右倉曹椽朱音、史韓鴻造”。
目前我們知道最早的“曆“字，即出於《光和斛》。但除此一例，未見有它。南北朝時期北魏有《樂安王墓誌》“開基軒符，造業魏曆”；《李使君墓誌》“屬晉曆失御，戎狄亂華”。而南朝梁顧野王《玉篇》中亦收“曆”字，注曰“象星辰分節序四時之逆從也，本作歷”。至宋代徐鉉修《說文》增“曆”字：“厤象也。從日、厤聲“。
以此推斷，“曆”字用法，從無到有，從後漢萌生到南北朝，漸漸走向了前臺，而與“歷”的統攬一切的傳統用法逐漸拉開了距離。突出了“曆”的新起的存在價值。唐代有《開成石經》，則是兩者混用：如其中《尚書》篇有“暦象日月星辰”，是新字法；而《洪範》篇有“五曰歷數”，又是舊字法。新舊交雜，顯然還未定於一尊。
到了北宋初的徐鉉《說文》，“曆”字用法正式進入官頒字書而被固定下來。那麼到了范仲淹《岳陽樓記》時，“慶曆四年春“的“慶曆”，自然不可以寫成“慶歷”了。也即是說，依此標準，我們今天書法評審時的判斷，仍然是恰當的。不用說現在，即使是范仲淹時代，比如說假如他有手稿留存下來，那寫的也一定是“慶曆”。在當時，除了宋刻本工匠手民中還有混用之外，分工越來越清晰：“歷”代表過去、經歷；“曆”代表曆象，日曆，是與度量衡相同的“曆法”之義。兩者已經不混淆了。
在早期，是“歷“包辦一切而無“曆”字，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曆”字新出，唐代仍然混用“歷““曆”；但“曆”已呈新興崛起之勢。宋代以下，則“曆”字獨立，指代和寫法、含義均獨立，而與古老的“歷“字分道揚鑣了。
理清楚這兩個字的來歷，即可以再檢討《故宮日曆》的“歷”字之來由了。它肯定不屬於編者失誤或是沒文化的錯別字現象。宋代以來，“曆”字走向前臺，堂堂正正，毋庸置疑；且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但今天“曆”又為什麼在日曆上再被“歷”取代？這就要考慮到另一些新因素，不然又難以釋疑了。
第一個原因是文化上的。清乾隆皇帝，諱“弘曆”。中國古代典籍文獻的文化承傳中，論傳統文化中最核心的即是避諱文化。皇帝用過的字，決計不能再用，否則是犯大不敬而罹殺身之禍。故檢《四庫全書》，所有典籍中二十幾萬次出現的“曆“字均改為“厯”。梁章鉅更在《南省公餘錄•文字敬避》中提到，遇“曆”字，必須改寫，字中寫作“林“即麻而非“厤“，下寫作“心“而非“日“。而《諱字譜》更有說明：諱“曆“曰“厯”，缺筆作“厤“。如果書明代萬曆年號為“萬厯”，永曆為“永厯”。
《故宮日歷》問世是在推翻清皇朝的民國之後，當然不會去刻意避幾百年以前的乾隆弘曆之諱。但既在故宮，遺老遺少們又長期習慣於避諱，直接犯諱好像也做不出手，處於兩難境地。但我偶然發現，在1934年的《故宮日曆》中，有兩個現象十分引人注目。一是在封面上，篆書“故宮日曆“四字中是“曆“，從“日”，好像沒有避諱。而在右上角“西曆一九三四年”一行中，“歷”卻是避諱字“厯”，顯然，諱或不諱，似乎處於舉棋不定之際。以此看來。用“曆“的本字“歷”來作為封面，似乎又可能是邊界不嚴格，或曰無可無不可了。
第二個原因是書法史上的。我想更有可能的是，《故宮日曆》封面是漢碑隸書集字，如前所述，兩漢碑版時皆為“歷”而無曆字，編輯正在苦惱遍檢不得之際，許是故宮內有學問之“掃地僧”幽幽地指出古“歴“字即“曆”也，沿而用之，有何不可？正所謂一語點醒夢中人，於是一錘定音，卻留下如此一樁千古迷案？
一冊《故宮日曆》，竟有“歷”“曆”“厯”三種寫法，其中還有那麼多的文化故事，而且至今也難定於一尊。“歷”為古字，今已不用，亦已無曆法之含意。“曆”字雖是正宗，但避乾隆皇帝諱，至少有清乾隆以後二百多年未用。《四庫全書》用“厯”字274000多處，亦不見一“曆“。而“厯”字改筆，在漢字學上又找不到依據和來源，且“厤”改“麻”、“止”改“心”，亦顯得生硬難解。諸多紛繁迷亂中，其中卻透著實實在在的大學問。
但回想起當時我初看到《故宮日歷》時的“下車伊始”、馬上譏笑嘲諷別人是錯別字而自嘆高明的尷尬，現在真是要汗流浹背，臉紅得要鑽地縫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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