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諸多問題，如低經濟增速對企業穩定效益的不利影響、我國基礎性成本過高、企業稅費綜合水平過高等，作者一一指出這些問題並提出相應建議。與此同時，作者對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進行展望，提出若想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應當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以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作者簡介：劉世錦，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長達 20 年。2005 年 4 月，劉世錦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集體學習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2018年6月，劉世錦加入新一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一、七大“要害問題”
1、在低經濟增長下穩定盈利，歐美企業行，為何中國企業不行？
中國的企業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長模式，這一模式存在一個致命弱點，就是當速度開始下降時，效益隨之下降。
十幾年前我們做過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變，GDP增長速度低於7%時，有40%甚至一半的企業會虧損。
我們的企業在高速增長時才能賺錢，但國外企業卻是另一種情況。美國平均增長速度2% - 3%，日本1% - 2%，歐洲甚至零增長，但大多數企業能穩定盈利。
所以，中國企業一定要適應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現在的增長速度已經是7%以下，以後還會有5% - 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數企業要有穩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轉型。這是從微觀層面上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且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2、五大改革要害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
根據研究，中國的這五大基礎性成本大概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中國人均收入8000美元，美國等發達國家超過4萬- 5萬美元，我們的這些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
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這些成本不僅直接影響到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還影響到民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
必須按照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這方面已經講了許多年了，應當有標誌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
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很高，但各種收費的負擔相當重，這樣算下來，稅費綜合水平就比較高了。
美國特朗普減稅後，國內減稅的呼聲也比較高。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並不大。
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要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徵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
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
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於提供公共產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核電站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領域。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
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就是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
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
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進行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擴大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
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是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
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技術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的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經驗，一定要深度開放和合作，這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
同時，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改革和競爭，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3、中國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絕不能自傲
中國人均GDP剛剛超過9000美元，還沒有到1萬美元，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4萬美元以上，美國是5.8萬，歐洲幾個國家超過8萬美元了。從整個經濟發展角度來看，中國現在仍然是個追趕者。
從1萬美元到4萬美元，都可以從發達國家身上尋找經驗，這裡邊很多東西都是要學習的。這個學習的基礎打牢了，將來創新才能創出新的東西來。
中國現在非常需要一個正確的定位。自信是必要的，但多跨出一步就是自傲，中國遠遠不到自傲的時候，虛心一定會使人進步。
中國的重點大學或者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和研究，可以作為下一步開放的重點。
美國有很多的優勢，它最大的優勢是人才的優勢，集聚了全世界優秀的人才，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白人，而是那麼多的黑人。
中國下一步怎麼能夠有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如果沒有一大堆諾貝爾獎的創新出來，中國要成為創新大國很難，這個距離還是要拉長。
知識的積累，人才的積累，這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已經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則若干年以後，要成為真正的創新大國很難。
建議在中國創新比較活躍的地方，比如說深圳或杭州，搞一個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和研究特區，實行一些特殊政策，在國籍、人才吸引、招生、經費管理等方面實行特殊政策。深圳的南方科大，杭州的西湖大學都可以試試。這樣下一步對外開放，它真正是上水平，上臺階了。
4、創新的要害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解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創新）。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需要推動以下方面的改革。
其一，解決好對增長目標的認識和機制問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的“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其中沒有關於GDP增長的指標。我們以後再也不能被那些不切實際的高增長指標綁架經濟發展。要解決這個問題，在經濟發展的目標上，我們以後更多的還是要關注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經濟的穩定性、經濟的可持續性等方面。
其二，穩定社會、市場和企業家的預期，這一點很重要。
十九大報告中有幾句話值得關注，就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要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市場優勝劣汰。
另外還要注意一句話，就是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我覺得這傳遞了很多信息，我們的社會、市場，特別是企業家都應看到，中國有一個清晰的長遠的發展目標，正在堅定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要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保護產權，包括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
其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降低全社會的土地、能源、通訊、物流、融資成本。
這些在十九大報告中都強調了，特別提到要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等。這裡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也是我們最近討論比較多的、感到很困惑的問題，就是中國現在的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相當多的成本比發達國家都要高。
其四，推動國有經濟佈局調整，結構優化和戰略性重組。
關於這方面，應特別關注十九大報告中的一個提法，就是“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應該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進行再一次的延伸、提升。
其五，更加重視創新環境的建設。
我國在創新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產業應用和市場推廣上，原始創新或源頭創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礎研究和大學教育。補上這一短板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形成有利於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場、鼓勵創造性的學術規範和包容性促進機制。
最後，進一步提高開放的質量和水平。
我們現在還處在追趕期，還需要謙虛謹慎，還需要去學習，有些方面甚至還需要去模仿，當然今後我們的創新會越來越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還要繼續吸引外資，並不是因為缺資金，而是缺資金背後的技術、管理、供應鏈、品牌、營銷渠道等東西。針對這一點，十九大報告指出，凡是在我國境內註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這一點應當在實踐中貫徹落實。
5、中國經濟是否已經觸底？
經濟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當悲觀，擔心中國經濟到底還有沒有底？我的觀點是，不要那麼悲觀，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而且已經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期，這是一個大的判斷。
高投資要觸底，主要是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這三大需求要觸底，或者通俗地說，這三隻靴子就要落地。
目前出口已經回落，基礎設施投資的最高點已經過去。房地產也是如此。美國、英國、韓國、日本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的時候，房地產投資都接近歷史需求峰值。經過我們測算，中國占房地產投資70%的住宅歷史需求峰值是1200萬- 1300萬套，已在2014年達到。此後，房地產投資增速會逐步回落。
2016年一季度，由於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房地產投資開始回升，有人又變得樂觀起來。我們提出，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續，還會往下。
一說觸底，有人就會興奮起來，馬上想到一個詞叫“觸底反彈”。最近有些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上7%，還能持續一些年。
但我們認為大的V型或U型反轉是不可能的。如果採取某種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會上7%，但一年都撐不下來，而且必然會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這裡所說的觸底，確切的含義是指“穩住了”，不再明顯地持續下降，然後平穩進入中速增長平臺。
6、地方政府的角色轉變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解決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問題。GDP掛帥不能再搞了，用什麼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
一個辦法是找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找若干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一個指標體系，或綜合係數。
接下來就是地方競爭的內容，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將會有很大改變，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升級生產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如此等等。
7、讓“老經濟”釋放新動能
如何使“老經濟”釋放出新動能？關鍵是要讓“老經濟”加上新體制、新機制、新技術、新商業模式。
從這個角度看，釋放新動能，大體上應著眼以下幾個領域。
製造業投資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場關注。在社會生產運營成本結構中，能源、電信、運輸、融資等成本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部分成本降不下來，與這些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壟斷直接相關。
比如，在石油天然氣行業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國有煉油企業在內的其他企業受到諸多限制，民營企業進入更為困難；發電企業競價上網進展遲緩，輸電價格不盡合理；
我國有世界上最多的電信用戶和最大的電信運營商，電信運營成本理應最低，但資費高的問題依然突出；
鐵路特別是高鐵建設成就舉世矚目，但其運營和服務水平與其他競爭性運輸行業相比仍有差距；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由來已久，銀行上市公司利潤佔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以上，中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甚至超過美國等金融業發達國家，表明銀行和其他金融行業在市場開放、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因此，可以在基礎產業領域採取一系列實質性的改革舉措，如石油天然氣行業允許地方煉油企業和其他民營企業進入上下游，通過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國內國際原油和成品油市場；在發電、配電環節逐步形成競爭性市場，輸電環節也可通過特許權或經營者競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潛在競爭者；在鐵路系統開展網運分離等引入競爭的探索；組建一兩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改進電信市場的競爭結構；在金融市場推動更多鼓勵支撐實體經濟、提高專業化服務水平的准入和競爭。
基礎產業放寬准入，也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戰場。“混改”可以在兩個層面上理解和展開，一是在國有企業股權結構中引入非國有投資者；二是在國企壟斷的行業中引入非國有企業。前者可稱之為“企業混改”，後者可稱之為“行業混改”。從實際經驗看，後者更易操作並取得成效。這類改革在提高行業效率的同時，也將帶來可觀的投資增量。
近期地區和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分化”，在部分企業盈利回升的同時，另外一些企業（在有些行業是多數企業）日子並不好過。這種態勢反映了經濟接近底部、轉入中速增長的一個規律性變化。當需求相對收縮、供給側競爭加劇，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轉型升級或創新方面率先行動的企業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反應遲緩或不行動者將“被組合”或被淘汰出局。
適應供給側競爭機制面臨多方面挑戰。例如，所謂“落後產能”，是以技術裝備的容量大小，還是以實際市場競爭力狀況作為判別尺度？去產能，是人為減少生產時間，還是使無競爭力生產能力特別是殭屍企業退出市場？兼併重組，是讓優勢企業主導，一加一大於二，還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讓好企業背上差企業？如此等等。
思路和機制對頭，優勢企業將加快成長；不對頭，則可能使去產能成為曠日持久的拉鋸戰，甚至拖垮好的企業或行業。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至少還有20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生產性服務業是增長潛力最大的領域，其中包括研發、金融、物流、信息服務等行業。另一個重要的增長領域是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相關的行業，如醫療衛生、養老、教育培訓、文化娛樂、體育等。
互聯網技術是近年來最引人注目、超出預期的一個領域。通過加深信息密度、減少或消除信息不對稱、線上線下結合優化資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領域的效率，改變了人們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預見，互聯網與流通和消費端的結合只是序幕，與生產領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潛能。
這個領域也表現出典型的“創造性破壞”特徵。在網購快速增長的同時，傳統商業減速或衰落；網約車則受到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抵制；互聯網金融行業魚龍混雜，在看起來創新活躍的同時，不乏傳統欺詐借道互聯網技術的案例。
管理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順應互聯網融合實體經濟大勢的前提下，在發展初期給創新者更多的空間，允許他們試錯、糾錯，同時謹慎處理好“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諸多衝突和矛盾。
比如，鼓勵傳統商業搭互聯網快車，實現業態轉型；通過培訓、拓展渠道等，促進就業結構調整。難度更大的或許是監管者需考慮如何跳出“要麼全放、要麼全管”的行為慣性，通過監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創新，提高對互聯網時代經濟活動新特點的適應性。
二、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由高速向高質量轉變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這個定位非常重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
十九大以後，社會又出現了大幹快上的期待。關鍵是幹什麼、上什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了，不能認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提出攻關期，提出三大攻堅戰，這些事情比簡單地提高速度難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為，做成了也會有更大的成就感。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來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降風險，主要是降低地方債務風險和其他方面的財政金融風險；擠泡沫，包括擠去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動能，重點是提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動能；穩效益需要特別強調，2017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明顯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業，分佈不平衡。應當爭取企業盈利在行業間形成較為平衡和穩定的分佈，這樣也可以為企業降槓桿提供有利條件。
不要人為推高增長速度，把發展的基礎做得實一些，不論對短期防範風險，還是中長期增強動能，都是必要和積極的。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3%就夠了。此後，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6%，或者是5%左右。這個速度實際也是不低的。講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5%左右，實際增長5%~6%，也可稱為高速度。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增速也就4%左右。
匯率也是反映增長數量和質量關係的重要指標。如果人為推高增長速度，但增長質量不行，如效率低、風險大，本幣匯率就會下行，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速減緩，甚至負增長。相反，如果增長質量高，速度低一點，但匯率上升，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長反而要快一些。
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以前曾提出過“速度下臺階，質量上臺階”，指的就是這個意思。發展階段的這種轉變，並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難度降低了，不夠刺激了。事實上，我們當下只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成功地推進這一轉變，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產業結構維度上，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是這一時期最具規律性的變動。服務業是一個品類複雜的集合體。近年來中國服務業比重上升，一些結構特徵值得關注。批發零售是服務業中“最老”的一個行業，近年來依然快速增長，多少與人們的常識背離。一方面得益於網購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如果與發達經濟相比，批發零售乃是短板最大的行業之一。這一行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應當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大的必然結果。
與此相反，中國金融業比重超過發達國家也出人意料。近期中國金融業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8%，高於美英等金融業發達國家。如果不認為金融業在中國具備特殊競爭力，以致在產業素質上超過美英等國，那麼，合理的推論應是中國金融業存在著嚴重的自我循環、泡沫和進入屏障。觀察與數據顯然支持這樣的判斷。金融業下一步在中國的發展，應當是通過改革、開放、創新調整結構，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重。
中國服務業今後發展的重心，是包括研發、設計、信息服務、物流、諮詢等在內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等在內的社會和個人服務業。這兩個重心分別對應了製造業升級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這些行業具有較高的知識密集度；更多的需要面對面服務，對從業者積極性、創造性的要求超過工業化時代；通過資源優化配置，有可能產生較高生產率。服務業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率低的領域，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興起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格局。
與生產性服務業直接相關的是製造業。相當多的生產性服務業，是製造業原有業務通過外包等形式追求專業化分工和規模收益發展起來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製造業的升級水平。製造業的服務化，部分服務業的製造化，都從不同方向揭示了相同的內在關聯，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環境下尤為如此。中國已經成為製造業大國，堅持發展製造業導向不動搖，有條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長期穩定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行業和企業。這樣，與德國相似，中國製造業比重將會高於標準模式，在全球分工體系上獨具優勢。在這一製造業體系中，相當大部分可能表現為知識密集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這正是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實體經濟發展追求的目標。
高質量發展的第二個背景性因素，是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特徵的新信息技術革命加快推進。在常規發展路徑上，先行國家創造的技術、經驗等，可以使中國以追趕者的身份繼續前行。然而，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把中國相當多領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創新前沿，從而展現了更為多元，因而更為複雜、機遇與挑戰相互交錯的圖景。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場景中，如果說互聯網是通道類的基礎設施，大數據是原材料，人工智能則類似於具有加工能力的機器設備。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潛能的拓展，這場技術革命的深遠影響可能是我們當下尚難以估量的。
與以往歷次技術革命中差距過大不同，這次中國與先行者的差距並不大，有些方面已能並駕齊驅，抑或局部領先。中國已經有了一批走在創新前列的企業、技術和商業模式。不僅如此，中國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具備若干顯著優勢，比如市場規模、產業配套等。中國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且消費結構正在升級的市場，諸多原創於國外的技術，在中國轉化為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中國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市場導向的產業集聚則使產業配套優勢具有穩定和持久性。有關的例證是，美國硅谷的創業者也要到深圳華強北尋找配套零部件。
經濟與創新前沿接觸面的擴大，將促成一些新景觀，如終端需求的追趕型與生產技術前沿性並存，消費內容的追趕型與消費手段前沿性並存等。中國的移動支付在國際上領先，但所交易的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並非如此。消費、生產、流通的不平衡，對不同技術和商業模式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新的場景下，中國的創業者、生產者和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當然，技術超前的影響是複雜的，比如，新技術在有助於減少貧困的同時，是否會以另一種方式加大收入分配鴻溝，也是一個有待觀察和評估的問題。
高質量發展的第三個背景性因素是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長。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之中，近兩三年的一個重要結構性變化，是包括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在內的資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據有關統計數據，2015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和上海，而它們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集聚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激勵創新，增加收入，帶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而這些效應正是集聚發生並加快的原因所在。
中國大都市圈加快發展，同樣符合國際範圍顯示的這個階段城市化發展規律。歐洲、美國、日本以及其他經濟體，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資源、產出和創新。以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的經濟密度衡量，中國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還有很大差距。如果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能夠正常推進，將會出現若干3 000萬、5 000萬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
由此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對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用傳統的一二三線城市區分房價水平已不適用，房價水平的差異更多體現在大都市圈以內和之外。在大都市圈以內，一些小城鎮的房價也令人側目，而在大都市圈之外，城市化進程遲緩的一些地區，即使作為當地的一線城市的省會城市房價也上不去。然而，近年來大都市圈房價異乎尋常地上升，更多地要由供給側體制性、政策性因素來解釋，包括城市建設用地的地方政府壟斷，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發展模式；住宅用地比重長期嚴重偏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進入市場；租賃住房特別是長期租住住房供給不足；房地產稅作為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制度建設尚未推開，等等。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進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挑戰。
高質量發展的第四個背景性因素，是全球化進程面臨的衝擊、調整和新的機會。全球化是“二戰”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不僅帶來了增長動力，在邏輯上對所有國家都帶來好處。當市場和要素配置在更大範圍擴展的時候，原來在一國範圍內過的不錯的某些產業競爭力下降，工作崗位轉移到了其他國家，要素和收入出現再分配。人們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習以為常，而那些好處較少得到者或相對受損者不滿的聲音卻響亮起來了。部分西方政客利用機會，力圖把對全球化的不滿轉化為政治資源。美國特朗普上臺和歐洲一些國家反全球化政治勢力抬頭，一度增加了人們對全球化前景的擔憂。
近期形勢變化表明，對全球化進程採取倒退、走回頭路辦法的空間並不大，對反全球化政治勢力不宜高估。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對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和調整，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加強教育培訓、社會保障，提供新的就業創業機會；避免脫實向虛，保持並加強有競爭優勢的實體經濟；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機會公平，如此等等，都應成為調整中的重要議題，進而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發打好基礎。
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在逆全球化之風來襲之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出現重要調整。隨著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優勢的逐步減弱，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份額下降；資本輸出加快，在規模上已經超過引進的外資，中國企業和產業在融入全球分工網絡過程中，通過要素重組，力圖重新定義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中的調整和陣痛也對中國帶來衝擊。除了貿易保護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減稅、重振製造業、新技術突破等，都對中國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形成競爭壓力。當然，如果應對得當，也會成為中國再調整、再平衡、提高競爭力的契機。
高質量發展的第五個背景性因素，是綠色發展由理念到行動，有可能成為與傳統工業化增長模式相競爭並獲勝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減速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在某些領域環境承受能力已經突破底線。
在上述多種背景性因素的交織影響下，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轉入高質量發展將面臨更多、更為複雜的問題和挑戰。這部分地與發展階段性特徵相關，部分地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結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解決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問題相關。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並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深化改革任重道遠，需要從長計議，形成正確的目標、機制、戰略和策略。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目前中國人均收入不到1萬美元，而美國超過5萬美元，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之所以稱其為“基礎性成本”，是因為它們覆蓋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競爭力，也影響到服務業，影響到民生和整個國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從降成本開始，這一關過不了，高質量發展無從談起。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已經講了許多年，應當有標誌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提振全社會推動改革的信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美國特朗普減稅後，國內減稅的呼聲再起。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並不大。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徵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比較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在創新活躍地區，可設立若干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給出較大的自主選擇、試錯空間，目標是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吸收國際上先進做法，最大限度調動人們在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前沿創造力的環境。另一方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准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到21世紀中葉前，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我們在某些領域能夠趕上或領先，但總體上還是處在追趕期。這個定位非常重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我們在發展，別人也在發展，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長加快，老牌發達國家也在尋求新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自滿自傲，仍然需要謙虛謹慎，需要認真學習，需要繼續開放，需要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這樣才能與時俱進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觀察、財經、劉勝軍微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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