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鈞因夫人生病尊妻遺囑不得已娶了妻妹，而妻子神奇般病癒而使家中出現了兩位姐妹花共夫的奇怪現象。與許多一夫多妻的家庭不同，錢大軍的小姨子夫人因為是原配夫人病危期間極力撮合而成，因此面對丈夫和妹妹之間，做姐姐的既有絲絲虧欠也有些許不甘，但也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做妹妹的雖然是在姐姐病危期間答應了姐姐嫁給姐夫，可在姐姐病好後，想抽身離開也是很不情願的事，畢竟姐夫是個千里挑一萬里挑一的如意郎君，加上當時允許一夫多妻現象存在，因而也就將錯就錯的留在姐姐、姐夫身邊做了二房，但對於心愛的姐姐始終有著一絲虧欠。錢大鈞則更是覺得兩位漂亮夫人簡直是上天所賜，對姐妹倆只有感恩的份，因此極力揣摩兩位夫人的不同需求，儘量讓她們在家裡家外各盡所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大夫人性格內向、沉穩厚道、善於理財，於是讓她管家理財。二夫人性格外向、聰明活潑，於是一些外事場合往往由二夫人出面周旋。錢大鈞極力在二者之間尋找平衡，出差回來買禮物總是不偏不倚，即使平時做衣服買首飾，兩人的錢給的也是一樣多，儘量讓兩位夫人都滿意。因此多年來姐妹倆一直和平相處，從來沒聽說她們之間有過什麼是非恩怨。
錢大鈞的兩位姐妹夫人
中共地下黨員段仲宇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時，與頂頭上司錢大鈞私交很好。據他回憶，在侍從室的那段時光，他常常去錢家吃飯，每次都和錢大鈞及其兩位夫人一起就餐。大夫人歐陽藻麗生性比較沉默，話不多，給人一種沉穩厚道的感覺。二夫人歐陽生麗性格開朗，比較活躍，打扮得也年輕入時，平時陪錢大鈞參與社交活動也較多。但姐妹倆親情融融，和睦相處，互相尊重體諒。段仲宇一次也沒有看到姐妹倆有什麼齟齬，或者鬧什麼爭風吃醋。
錢大鈞雖說是蔣介石的八大金剛之一，很受蔣介石器重，然而人無完人，錢大鈞最大的缺點是貪財，他在仕途上的幾次“栽跟頭”，都與貪財有關。周圍人曾因為他善於斂財把他的名字前後顛倒給他起個外號叫“鉤大錢”。
1933年，錢大鈞調任保定行營主任兼保定編練處主任，他經常以饋送河北各將領為由，在行營開支特別費，每次動輒萬元。僅此一項，錢大鈞貪汙10餘萬元。河北各地的雜牌部隊將領來保定述職，也必然會有大額“孝敬”。所以錢大鈞很快就在北平和保定都置有豪宅。由於錢大鈞貪財肥私，保定行營的一些人就將“錢大鈞”三字倒過來，諷刺他為“鉤大錢”。錢大鈞貪財如命，有人向蔣介石舉報，蔣介石對錢大鈞很是不滿，下令將其撤職查辦，後經何應欽說情，才免予查辦。其後不久，錢大鈞的胞兄錢體聲因貪汙瀆職被槍決，很多人都認為蔣介石此舉就是殺雞儆猴，警告錢大鈞的。
1936年1月，錢大鈞擔任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在這個號稱軍機大臣的位置是個權利很大的肥缺，自然而然會有很多進項機會。果然時隔不到兩年的1937年底，錢大鈞再度被人告發，再次被免職。不過由於與宋美齡私交很好，於是轉到航空委員會任職。
錢大鈞擔任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經常陪同蔣介石夫婦視察
但是好景不長，1939年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日雙方激戰如火如荼，時任航空委員會主任的錢大鈞竟然膽大妄為到了無法無天、令人髮指的地步，他罔顧國家於災難之中，公然夥同幾位高級將領一起私分了宋美齡撥付的一筆本該用於戰爭的航空特別費。很快有人將此事向蔣介石告了密，蔣介石派人迅速查實後，將錢大鈞依法撤職查辦。丟掉官職的錢大鈞於是在四川創辦了西泉中學，自任校長，搞起了教育。
直到1940年，在何應欽的保薦下，才到運輸統制局擔任參謀長。1944年因為蔣介石、宋美齡一直倚重和信賴錢大鈞，於是再次委任他擔任軍委會侍從室第一處處長。他重回中樞，再度當上軍機大臣。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光復後的上海市長一職炙手可熱，各派系之間競爭極為激烈，最終蔣介石還是讓錢大鈞擔任了上海市長，這也許是因為錢大鈞過去曾擔任過淞滬警備司令的緣故，所以這次還兼任淞滬警備總司令。但是這時上海市政府所轄的各局局長都有很深的後臺和背景，即便是市長也輕易指揮不動，市政府的實權在秘書長沈士華手裡，淞滬警備總司令部則是由副總司令李及蘭主持，錢大鈞對此倒也不加過問，他關心的只是怎樣能鉤更多的錢。蔣介石聽到風聲，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說：“錢大鈞一貫貪汙成性，不足道也！”但不到兩年就再次被人告發，據說他在接收上海的敵偽資產時大肆私賣，總價竟達42億元。蔣介石不得不將其撤職，以平民怨。
錢大鈞在擔任上海市長時召開會議
這回一直賦閒到了1949年2月，在整個戰爭形勢江河日下，蔣介石急需用人之際，才復出擔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3月擔任川康滇黔四省聯合“剿匪”總指揮部副總指揮，5月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隨著國民黨軍在大陸的全面失敗，錢大鈞也只好攜二夫人歐陽生麗隨蔣介石敗退臺灣。大夫人歐陽藻麗則留在了大陸。
他的晚年很不得志，任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戰略顧問等，基本上都是虛職，不受重用。幸有歐陽生麗陪伴他走過這段落寞的時光，歐陽生麗就像趙一荻對少帥張學良那樣，一往情深始終不渝，多年來無微不至地侍奉著錢大鈞，直至他於1982年以90歲高齡在臺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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