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因夫人生病尊妻遗嘱不得已娶了妻妹，而妻子神奇般病愈而使家中出现了两位姐妹花共夫的奇怪现象。与许多一夫多妻的家庭不同，钱大军的小姨子夫人因为是原配夫人病危期间极力撮合而成，因此面对丈夫和妹妹之间，做姐姐的既有丝丝亏欠也有些许不甘，但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做妹妹的虽然是在姐姐病危期间答应了姐姐嫁给姐夫，可在姐姐病好后，想抽身离开也是很不情愿的事，毕竟姐夫是个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如意郎君，加上当时允许一夫多妻现象存在，因而也就将错就错的留在姐姐、姐夫身边做了二房，但对于心爱的姐姐始终有着一丝亏欠。钱大钧则更是觉得两位漂亮夫人简直是上天所赐，对姐妹俩只有感恩的份，因此极力揣摩两位夫人的不同需求，尽量让她们在家里家外各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大夫人性格内向、沉稳厚道、善于理财，于是让她管家理财。二夫人性格外向、聪明活泼，于是一些外事场合往往由二夫人出面周旋。钱大钧极力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出差回来买礼物总是不偏不倚，即使平时做衣服买首饰，两人的钱给的也是一样多，尽量让两位夫人都满意。因此多年来姐妹俩一直和平相处，从来没听说她们之间有过什么是非恩怨。
钱大钧的两位姐妹夫人
中共地下党员段仲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时，与顶头上司钱大钧私交很好。据他回忆，在侍从室的那段时光，他常常去钱家吃饭，每次都和钱大钧及其两位夫人一起就餐。大夫人欧阳藻丽生性比较沉默，话不多，给人一种沉稳厚道的感觉。二夫人欧阳生丽性格开朗，比较活跃，打扮得也年轻入时，平时陪钱大钧参与社交活动也较多。但姐妹俩亲情融融，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体谅。段仲宇一次也没有看到姐妹俩有什么龃龉，或者闹什么争风吃醋。
钱大钧虽说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很受蒋介石器重，然而人无完人，钱大钧最大的缺点是贪财，他在仕途上的几次“栽跟头”，都与贪财有关。周围人曾因为他善于敛财把他的名字前后颠倒给他起个外号叫“钩大钱”。
1933年，钱大钧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主任，他经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由，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动辄万元。仅此一项，钱大钧贪污10余万元。河北各地的杂牌部队将领来保定述职，也必然会有大额“孝敬”。所以钱大钧很快就在北平和保定都置有豪宅。由于钱大钧贪财肥私，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就将“钱大钧”三字倒过来，讽刺他为“钩大钱”。钱大钧贪财如命，有人向蒋介石举报，蒋介石对钱大钧很是不满，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予查办。其后不久，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被枪决，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此举就是杀鸡儆猴，警告钱大钧的。
1936年1月，钱大钧担任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在这个号称军机大臣的位置是个权利很大的肥缺，自然而然会有很多进项机会。果然时隔不到两年的1937年底，钱大钧再度被人告发，再次被免职。不过由于与宋美龄私交很好，于是转到航空委员会任职。
钱大钧担任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经常陪同蒋介石夫妇视察
但是好景不长，1939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激战如火如荼，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钱大钧竟然胆大妄为到了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的地步，他罔顾国家于灾难之中，公然伙同几位高级将领一起私分了宋美龄拨付的一笔本该用于战争的航空特别费。很快有人将此事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派人迅速查实后，将钱大钧依法撤职查办。丢掉官职的钱大钧于是在四川创办了西泉中学，自任校长，搞起了教育。
直到1940年，在何应钦的保荐下，才到运输统制局担任参谋长。1944年因为蒋介石、宋美龄一直倚重和信赖钱大钧，于是再次委任他担任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处长。他重回中枢，再度当上军机大臣。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光复后的上海市长一职炙手可热，各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最终蒋介石还是让钱大钧担任了上海市长，这也许是因为钱大钧过去曾担任过淞沪警备司令的缘故，所以这次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但是这时上海市政府所辖的各局局长都有很深的后台和背景，即便是市长也轻易指挥不动，市政府的实权在秘书长沈士华手里，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是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对此倒也不加过问，他关心的只是怎样能钩更多的钱。蒋介石听到风声，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不足道也！”但不到两年就再次被人告发，据说他在接收上海的敌伪资产时大肆私卖，总价竟达42亿元。蒋介石不得不将其撤职，以平民怨。
钱大钧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召开会议
这回一直赋闲到了1949年2月，在整个战争形势江河日下，蒋介石急需用人之际，才复出担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3月担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5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随着国民党军在大陆的全面失败，钱大钧也只好携二夫人欧阳生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大夫人欧阳藻丽则留在了大陆。
他的晚年很不得志，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基本上都是虚职，不受重用。幸有欧阳生丽陪伴他走过这段落寞的时光，欧阳生丽就像赵一荻对少帅张学良那样，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多年来无微不至地侍奉着钱大钧，直至他于1982年以90岁高龄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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