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938年1月，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悲壮、最难过的一个元月，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昔日的首都南京被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侵占并肆意蹂躏了三个月之久，国土沦丧、江河色变、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1938年2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改组，钱大钧继宋美龄之后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指挥空军对日作战，这一年的前四个月，中国空军虽然取得了辉煌战果，但自身也损失惨重，空战战局越来越严峻。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我领土进行狂轰滥炸，连医院、学校都不放过，整个中国大地硝烟一片，我同胞罹难无数。《大公报》 曾这样写道：“敌派飞机到我后方各处，对我无防御城市之人民，任意轰炸，破坏文化机关，残杀我医院之病人，我全国上下人士，莫不切齿痛恨。”社会各界义愤填膺，纷纷吁请政府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去轰炸日本本土。军政要员中，有的积极赞成，表示要还以颜色，狠狠教训一下小日本；有的反对，认为中国空军力量本就薄弱，经淞沪、南京、太原之战，已损失严重，不应再作冒险以保存一点实力。
钱大钧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中国空军决定组织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此事最初由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动议策划,在具体进行时,钱大钧接替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因此可以说是钱大钧主要策划与组织实施了我国空军的这次远征行动。
当时中国空军只有2架美制轰炸机航程勉强能够到达日本本土，钱大钧考虑到2架飞机载弹量很有限，全部装炸弹也装不了多少，那就干脆用传单，这样在政治上影响更大。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夜投“纸炸弹”。这次空袭被宋美龄称为“人道远征”。
有人问钱大钧，“为什么不用真炸弹轰炸日本东京，而用纸炸弹？”钱回答说：“真炸弹不如纸弹来的意义重大，加之炸弹太重，挂上炸弹，我们的飞机飞到东京后，无法返航。”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论证，决定将奇袭日本本土的行动计划报经蒋介石批准。
蒋介石
蒋介石汇集各方意见，权衡再三，同意了这一主张：人道正义远征，就是不投炸弹而投纸弹，散发传单。既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召唤日本国民齐起反战；又显示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与伟力；同时还表明中华民族不施报复滥伤无辜的德威。遵照指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部、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联合动作，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要旨是：空袭时间在1938年5月中旬；目标是九州的长崎、佐世保等城市；以浙东的宁波、诸暨为前进基地；选用飞机为美国进口的马丁139WC远程轰炸机；使用“武器”是一百万份宣传单。核准计划书后，进入准备阶段，其中的一项，是编印传单。国共合作后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承接了这一任务，把它交给部下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具体负责起草。
郭沫若
郭沫若马上付诸实施，编写的传单多至数10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厂商者书》等等。定稿后请在华的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紧密配合，还另外署名编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和《一桩真实事》。传单总印数达一百万份之多，写得都很浅显易懂，有劝谕、有告诫、有严厉警告，如《告日本国民书》写到: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作着怎么样的罪恶？
又如《告日本工人书》上写到：
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是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掌握着东洋命运的伟大的力量! 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决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日本本土防空戒备森严，部署了大量战斗机和地面防空部队。而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航程最远的也不足1000公里，又无合适的战斗机给轰炸机进行护航，这样去日本执行空袭任务，等于‘赤手空拳’，几乎就是去送死。当时能做如此远距离飞行的飞机只有“马丁139WC”一种机型，且仅有的两架马丁机都在外国志愿者飞行员手里。
考虑到设备与技术的欠缺，国民政府准备聘请外籍飞行员执行。有个外国上尉飞行员答应了，不料他却以白人性命珍贵为由，开出10万美元的天价！几经权衡，国民政府决定，改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具体会由谁来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呢？蒋介石、何应钦、钱大钧等都在思考着这一合适人选，请您猜一猜，具体是谁呢？欢迎您留言参与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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