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和訊特此以大型專題《信•未來》致敬改革開放40週年。通過“轉型、開放、智變、升級、未來”五大板塊，著重探討科技、資本、模式創新對經濟業態的影響。同期力邀各界KOL共述歷史、感悟變化、分享經驗，明辨機遇與挑戰，高瞻遠矚新時代。
近日，農業農村部印發《關於實施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推進行動的通知》，被業界看作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進一步落實。自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以來，鄉村特色小鎮、三農金融、農村物流等項目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值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業的發展。
溫鐵軍指出，鄉村振興是我們靠著自己的主權繼續推進貨幣化和資本化的重要領域，但是目前金融“下不了鄉、進不了林子”，原因在於農業資源沒有像做資本市場這樣做分級。他建議，可以通過國家財政投入的槓桿，撬動農民把資源性資產入股，形成村集體的資產管理公司，讓金融下鄉，並對外招商引資。
溫鐵軍，現任職於福建農業大學，是農村改革開放的親歷者。1968年，因插隊他從北京來到農村，一干就是11年，緊接著在基層農村調研又搞了11年，22年的親身經歷，讓他更懂農村，也更愛農村。
踏出農村，每天穿梭正在高樓林立、鋼筋混凝土的大北京，任職於國務院的研究室、中央的研究室、農村農業部的研究室，他仍然喜歡到處走走看看，因為他感覺只有實地調查過的才是真實的。他很早就提出了“三農”問題，對農村、農業、農民要高度重視，後來演變到了林毅夫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他卻向和訊網說，“你們就寫我這一個頭銜（任職福建農業大學）就好了，因為福州跟我記憶中的地方很像，汙染很少，很綠色。”
80年代靠內需、90年代靠外需、新世紀靠投資
“回顧整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80年代幾乎都是典型的內需拉動增長，90年代外需拉動，進入新世紀投資拉動。”溫鐵軍告訴和訊網。
1980年，溫鐵軍29歲，在農村做調研工作，親身體驗過80年代的充滿活力、充滿幹勁的農村，也最能完整呈現80年代的內需拉動增長。
他回憶著，臉上洋溢地笑容把我們拉回到80年代：彼時，中國開始將整個重心轉向民生經濟，對外開放沿海經濟，所有的戰略決策統一做多，加大資本投入，迎來了80年代的高增長。
80年代的農村，並非是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稻田，還有小型的農產品加工廠，設備製造廠…農民也一個一個變成了離土不離鄉的小型經濟從業者，呈現百業興旺的繁榮景象。溫鐵軍解釋道，當時農民比城裡人富，他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快於城市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農村工業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54%，城鄉差別迅速縮小。
遼東、膠東、蘇南、浙北，都是如此，溫鐵軍細數著，帶著發自心底的笑容。短短几年時間內，完成農村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形成2700萬家鄉鎮企業，創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帶動農民人均現金純收入增長速度快於城市，迅速彌平城鄉差距。
回過神，他總結道，80年代的內需拉動，除了當時的做多政策體系之外，很大程度上受益於農村工業化的發展。
後來，4000萬知青都回城了，1990年工業化高速成長時期的中國，突然遭遇到外資撤資，並且外國對中國進行封鎖，再出口變得困難。
1991年蘇聯解體，溫鐵軍在美國看到紐約街頭，美國人奔走相告，都說中國只不過是竹木，鐵木（蘇聯）已經被搞垮了，中國崩潰論氾濫。溫鐵軍背起包裹，毅然決然隻身自費前往蘇聯考察，還差點受到處分。
經過各項考察，發現蘇聯倒臺是因為它始終停留在實體經濟階段，推行的是換貨貿易，換貨貿易用國際價格三分之一計價，於是它的總量就是國際西方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沒有進入貨幣經濟。
接受教訓後，1992年我國開始完全放棄票證，徹底改用貨幣作為商品交易的中介，同期中國開始增發貨幣，開始了逆週期調節，趕出了西方封鎖。同年，中國開放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進行房地產改革。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一次性調減了57%，人民幣大貶值刺激了出口。中國在做重大的政策調整的同時，世界格局也在改變：蘇聯解體後，美國帶著對全球的統治力，把GATT（關稅貿易協定）納入WTO，把農業的自由貿易和金融自由貿易一併納入WTO。
後來，農村鄉鎮企業因為沒有優惠全都垮掉了，整個中農工建四大行不良率40%以上。
“三農”開支和農村人口出現倒掛
2005年，溫鐵軍從農業部調到體改辦，成為雜誌社總編，在內刊的每一期都有刊登他的調查研究。終於，這一努力沒有白費，中央逐漸意識到“三農”問題，在隨後召開的“三農”座談會上，溫鐵軍被點名彙報形勢嚴峻的“三農”問題。
接下來，林毅夫提出啟動新農村建設，原來從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現在進行反哺。接著就是城鎮化的提法，中國是要加快城市化，但城市化是靠城鎮化來實現的。
從林毅夫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概念，中國開始了用新農村建設緩解戰略性的投資。2005年以後有一個重大的宏觀性變化，即2005年以前，“三農”責任在縣級，中央和省兩級財政承擔了鄉村社會的兩項大開支，一基本建設，二社會開支。農民的醫保在縣一級建立醫保專戶，國家給80%，每個村給20%，農民自己大部分是不交錢的。而城裡的居民自己交醫保賬戶，國家才給你補貼。農民的低保國家承擔，農民的養老國家承擔，農民的基本保障包括教育、醫療全都是國家財政承擔的；鄉村的基本建設開支，中央省兩級承擔的。
2005年以後，國家投資財政用於農村的開支陡然增加，農民人口占比不到50%，但是國家財政鋪在“三農”的開支在60%以上。
總之，這些年對於新農村建設的投資已經成了中國最大項開支，所以實際上城鄉差別再平衡，就從財政承擔公平投資的角度來說已經實現了。三大差別：區域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我們已經基本上平衡了兩大差別。
溫鐵軍指出，從世界範圍內看，鄉村振興是東亞社會維持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世界上沒有統一的農民模式，原因在於我們是原住民國家，亞洲是唯一剩下的原住民大陸，世界上的殖民化大陸美洲、澳洲、非洲，世界上的宗主國大陸歐洲，世界上的原住民大陸亞洲，三種類型完全不同。
當我們講鄉村振興戰略的時候，習總書記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析：中國的小農經濟、兼業經營將是長期現象，中國的小農經濟進入現代化是個大問題，只有通過加強集體經濟建設，通過綜合性合作社的發展，才能讓小農經濟進入現代化。
土地私有化、私人競爭出的規模經濟去參加全球競爭，是一個不可能的規律，因為世界上的大農場根本不是市場競爭產生的，是殖民化的產品，是不承認原住民的權利產生的。我們根本不可能把美國這種殖民地模式搬到中國來。
為什麼金融下不了鄉？進不了林？
現在農業進城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西方大城市中都是農業，屋頂菜園、陽臺菜園等等，不像我們一概排斥，北方缺水地區也搞單一草皮，大量使用化學農藥除草劑，搞的結果是嚴重汙染，是一種野蠻的幹法，他斥責道。
很多人為了短期內高產，不顧代價地使用化學品，產生的結果就是食品嚴重不安全，還導致農村農業供給側改革一產過剩。
生產過剩是中國在21世紀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國對應制定了三大戰略：第一是“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吸納我們的生產能力變成人民幣的對外，用人民幣完成結算，逐漸使人民幣和實體經濟吻合在一起，變成國際貨幣。
第二大戰略是內部的亞區域整合，像環渤海經濟區等整合會極大地吸納國內的生產能力。
第三大戰略就是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是我們靠著自己的主權繼續推進貨幣化和資本化的重要領域，因為一般的投資品的回報率在4%～5%左右，而南方山區林木一年的正常回報率在8%到10%，外加木材資源的日益短缺，大大高於一般的金融投資品。
但是為什麼金融下不了鄉，為什麼金融進不了林子？
溫鐵軍對此做了大量研究，後來發現其根本原因在於林子沒有像做資本市場這樣做分級。當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時候，我們要求以地緣為邊界的範圍內所形成的資源性資產全部量化作股到戶，這就意味著每一戶擁有了穩定的資產性收益。而集體就是資產運營公司，同時是跟農戶之間界定價格的一級市場的做市商，這個協商定價相當於一級市場的股份制公司作股，不可能直接上市進二級市場。
他舉例道，“一個村範圍內，如果以第一產業的農業來定價，形成的價格相對比較低，但是這個村還沒有進入二三產業之前的資產盤子，所以通過把集體資產變成資產管理公司，讓它變成一級資產做市商，使農戶變成股東，這個過程意味著把資源性資產在村域範圍內做了一次一級市場定價。一級市場的時候金融進不來，但財政可以，當國家鄉村振興戰略主要的內涵是要讓所有自然村都得到基本建設投資的時候，現在大致300萬自然村，將得到國家財政或者國債的投資形成的基本建設，成為鄉村的資產盤子。所以往村裡修路、架電、修水基本建設形成的資產，應該是國家財政折成公股放在村集體的股份制盤子裡邊，允許每戶農民按戶佔有，並且分享它的收入，但是不得由農戶轉讓，這是一級市場。”
“村集體有了一個龐大國家財政投入所形成的公有資產的盤子，但是農民把它們承包到戶的無論是山場，還是林子，他們作股進來，就意味著村集體有了資產，公有制資產是國家投入形成的，農民可以分享，外部投資人可以分享，這是二級市場。”
“分層後，通過國家財政投入的槓桿，撬動農民把他們的資源性資產入股，形成村集體的資產管理公司時，意味著村集體管理公司成為了做市商，接著對外可以招商引資了。”溫鐵軍梳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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