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國難當頭，卻大師輩出。
這個時代，很像我國古代戰國春秋時期，雖然是亂世，卻百家爭鳴，堪稱思想盛宴。
優秀的人總是相互吸引，但同樣優秀的人，也會在某件事上互相看不慣。
諸如梁秋實與郁達夫，諸如魯迅與林語堂。
一、都是才子，惺惺相惜
魯迅和林語堂有孽緣，最開始感情很好，相互欣賞，可相處下來卻發現，彼此的世界觀相差太大太大，魯迅看不上林語堂的獨善其身，而林語堂也不贊成魯迅的死而後已。
當然，這種看不上和不贊成，與梁秋實對郁達夫不一樣。梁秋實是打心眼裡看不上郁達夫的世界觀，而魯迅和林語堂，並沒有到敵對的地步，彼此欣賞，只是承認自己不會選擇這樣的人生。
真正優秀的人總是懂得，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人生的自由，看不慣可以，但是絕不插手干涉。道不同，不相為謀便是了。
魯迅和林語堂的緣分，始於一本名字叫做《語絲》的雜誌。他們都是這本雜誌的主要作者，當時的林語堂是北京大學英語系的教授，而魯迅則隸屬於教育部，在北大兼職上課。
優秀的人總是惺惺相惜的。
《語絲》主要做雜文、散文，語言風格活潑犀利，唯有真正有特色的人才能獲得一片叫好聲。無疑，林語堂與魯迅，都屬於語言風格自成一派的大師。
但兩個人的友誼並沒有持續太久，並非因為撕破了臉，而是世界觀從本質上就不同。
林語堂主張“快樂無罪”，即哪怕在最苦難的環境裡，也要學會享樂，學會面對自己的內心。但這種享樂主義在當時國難當頭的狀況下，很容易表現出某種不問世事的自私。這也是為什麼魯迅會說：“我反對的，常常是林語堂提倡的。”
二、國難當頭該如何？
國難當頭，該如何自處？魯迅認為，當竭盡全力，為國奉獻。可林語堂卻認為，在惡劣的環境下，才更需要一片園林，讓人們來喘喘氣，淺唱低吟。
林語堂不是不知道國難當頭，也不是不愛國。
他的文筆下呈現出來的，都是生活細節般的美好，瑣碎卻溫暖，和大格局格格不入，卻又真實得讓人難以反駁。
林語堂認為，如果人人都叫喊著報國，瞠目結舌，累得呼哧喘氣，別說報國了，可能連自己的生活都過不好。這也是他為什麼會寫這樣的文章。
魯迅則認為，舍小我而要大我，突破愚昧無知才能有民族凝聚力。
“難道國勢阽危，就可不吃飯撒尿嗎？難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噴人始見得出來志士仁人之面目嗎？恐怕人不是這樣的一個動物吧。人之神經總是一張一弛，不許撒尿，膀胱終必爆裂，不許抽菸，肝氣終要鬱結，不許諷刺，神經總要麻木，難道以鬱結的臟腑及麻木的神經，抗日尚抗得來嗎？”這是林語堂的文章。
而魯迅卻認為，現在的中國不需要這樣的擔憂，需要的是 “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麼雅”。
乍一看，這兩人的觀點似乎很不相同，可本質卻都是一樣的。兩個人用自己不同的人生觀和行動，來實現自己報國的願望。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能夠惺惺相惜。
三、道不同，不相為謀
世界觀不同的人，不能強行融合在一起。
魯迅看不慣林語堂，看不慣他的風花雪月。他足夠犀利，眼裡容不得沙子，卻是真正愛國的人。林語堂明白這件事，他用雅來包容，卻也堅定主張自己的觀點不退縮。
就這樣，兩人在熱烈的友誼以後，進行了激烈的文字辯駁，可兩人誰也無法說服誰。後來林語堂全家去了美國，兩人便再也沒有來往。
但即便如此，林語堂對魯迅的評價卻格外高。
1936年，魯迅因為肺結核去世，一個月後，林語堂寫下《悼魯迅》一文，文中滿是讚美和懷念。
他說，魯迅和他曾經相交過兩次，疏離過兩次。但即便是疏離，他與魯迅之間也沒有間隙。他們觀點的不同，沒有私人的怨氣所在，只是因為觀點不一，沒有是非對錯。
他還說，魯迅和他來往，他非常高興，魯迅和他疏遠，他也沒有絲毫怨言，因為這個人，的的確確值得人尊敬。
晚年的林語堂，數次申請回到祖國，可惜都被拒絕。無奈之下，他轉而選擇去臺北，在那個地方修建了一座他心中的花園別墅，面朝內地，思念終生。
這是大師的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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