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井茶在明代中期，已聲名鵲起。明代弘治年間，禮部尚書徐寬的《謝朱懋恭同年寄龍井茶》詩云：“諫議書來印不斜，但驚入手是春芽。惜無一斛虎丘水，煮盡二斤龍井茶。顧渚品高知已退，建溪名重恐難加。飲餘為此留詩在，風味依然在齒牙。”這是我讀到的關於龍井茶的最早茶詩。元代的虞集，雖然也有《次鄧文原游龍井》詩：“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但是，他們“三咽不忍漱”的還是“黃金芽”，此時還沒有龍井茶的確切命名。其後，徐渭有詩：“杭客矜龍井，蘇州伐虎丘。”龍井茶在明代慢慢嶄露頭角，併成為天下至美，直到今日。
明末文震亨《長物志》說：“品之最優者，以沉香、岕茶為首。第焚煮有法，必貞夫韻士，乃能究心耳。”岕茶到了清中晚期，幾乎銷聲匿跡了，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與江南文人的疏遠以及西湖龍井、碧螺春的崛起有關。
許次紓《茶疏》說：“天下名山，必產靈草，江南地暖，故獨宜茶。大江以北，則稱六安。”明代，六安茶之所以能成為貢茶，是因嘉靖三十六年（1577年），武夷茶大面積枯死，茶園荒廢，造成無茶可貢帶來的機遇。清人董天工在《貢茶有感》詩中，總結感慨武夷茶的衰敗緣由，詩云：“壑源難比擬，北苑敢矜誇。貢自高興始，端明千古汙。”端明即是蔡襄，董天工的言外之意，是講明代武夷山茶農貢額、稅負過重，造成了武夷茶樹因過採而大面積死亡，蔡端明首創小龍團取悅皇帝，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六安茶，在唐代有“廬州六安”之稱，其地位的迅速飆升，是在明末被納為貢茶之後改變的。康熙名臣張英在《聰訓齋語》說：“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岕茶之妙。此三種茶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岕茶為名士，武夷為高士，六安為野士，皆可為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張英是清代重臣張廷玉的父親，他很清楚六安茶多為中葉種茶樹，比江南的茶要味厚性烈，所以他認為六安茶適宜身強力壯的青少年飲用，這也是《紅樓夢》中賈母不飲六安茶的重要原因。明清推崇六安茶的藥用，其消融積滯，蠲除沉荷，通利腸胃，是相對於茶多酚、咖啡鹼含量較低的江南小葉種茶類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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