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正在河南西峽一高上學，那年，爸爸落實政策，被組織上安排在我念書的那個學校任校長，媽媽和妹妹自然也結束了在山溝裡的艱苦生活，隨著爸爸一起住進了高級中學教師家屬院。
那些年，媽媽身體多病，經常住院治療，又不得痊癒，犯起病來經常是難捱的苦痛。搬到中學後環境好了一點，爸爸和媽媽商量，讓媽去瀋陽大醫院看看。說起來令人難以想象和理解，媽媽竟然一個人拖著一個病身子去了趟瀋陽，現在想起來或許是因為家裡困難，多去一個人就多一份開銷吧。雖然是去看病，但媽心中確是無比的高興，感覺到了莫大的偏得，這一家人自打69年冬離開生活了將近20年的瀋陽，鑽進小山溝溝，一晃就是五年，媽媽是第一個能回一趟瀋陽的人，這是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媽媽走時是我送上的火車，已經成了農村孩子的我，在車廂中的喇叭裡第一次聽到了舉辦運動會時才播放的《團結友誼進行曲》，感覺到了渾身的熱血似乎都在沸騰，那是從未有過的興奮與激動。
大約一週左右，媽媽回來了，精神狀態很好，到醫大看了病不說，還回到原來住的大院看到了一些老鄰居，當然也給我們帶回了一些好吃的東西。媽媽帶回的東西中最貴重的是一塊兒滌卡布料。聽媽媽說，當時瀋陽剛開始流行滌卡，她在商場裡看到人們擁擠著在搶購鐵灰色的滌卡，於是動了心，覺得這是正經東西，猶豫再三，狠了狠心買了一塊兒。
媽媽給我們兄妹幾人分完東西后，唯獨剩下了那塊兒尺幅為兩米五的滌卡。打開來，大家像看稀罕物件一樣你摸摸，我拽拽，算是開了一回眼界。深灰色的滌卡泛著亮亮的光澤，整塊布料像緞子一樣，看不到一點皺褶，上手摸著是滑滑的感覺，拿在手裡又是沈甸甸的。年輕時穿過料子褲和毛嗶嘰服的爸爸，說這滌卡有點像料子的感覺。自然，欣賞之餘，那塊兒滌卡布料被媽媽收在了箱子中，沒有說給誰，當然也沒有誰好意思說想要。
之後的那一段時間，我的內心開始了不平靜，癢癢的，時不時的就想著媽箱子裡的那塊兒滌卡布料。那時，我應該也是到了青春期，學校有六七個“五•七”戰士子女，其中還有幾個女生，不在一個班，有的不是一個年級，也都認識，卻又沒有什麼接觸，彼此見面時不免有些年輕人的那種怦然心動，也就催生了臉面上的虛榮和自尊。於是壯著膽子央求媽媽，想要那塊兒滌卡布料做一套衣裳。(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我不敢和爸爸說，因為爸爸在家裡總是一臉的威嚴，我們兄妹都怕他。可不知為什麼，爸爸在單位卻總是面帶微笑。文化大革命時我去爸爸單位玩，看到滿走廊大字報，有一張是“革命職工”給爸爸寫的，還畫了個滿臉像開了朵菊花般爸爸的頭像漫畫，下面黑黑的寫著“笑面虎”三個大字。我能和媽媽說是因為我小時身體不好，一週歲時得肺炎差點沒夭折了，在家裡媽最疼愛我。我想要這塊布料也還有自己的道理，那時大哥在煤礦工作，二哥去青年點了，平時幹活沒有機會穿這麼好的衣裳；而爸爸儘管在學校是一校之長，但還保持著前幾年在農村走“五•七”插隊時的樸素作風，梳著整齊的背頭，卻把自己裝扮得土土的，上身穿著灰斜紋布對襟衣裳，一條家做藍布褲子，腳上永遠是一雙黑麵圓口布鞋，你就是給他做了這套衣裳他也不會穿的。思來想去，只有自己還在上學，最有可能也最有機會穿這樣的衣裳。
最終，媽媽答應了我，或許也是感覺到既然買回來了，孩子要做衣裳就做了吧，放著也是放著，時間長就該過時了。媽把想法也和爸說了，爸未置可否，這對我而言，就是很開恩了。
星期天一早，我帶上那塊兒滌卡布料和媽媽給的手工錢，在供銷社門前的汽車站坐長途汽車去了赤峰縣城。當時的赤峰縣城規模不大，自北向南數，從頭道街到六道街，三道街十字路口拐角處那三層的百貨大樓算是最高的建築了。我在那附近找到了一家鋪面還算可以的成衣店，一位中年男師傅接待了我。說明來意，遞上布料，那位識貨的師傅反覆看著，不僅嘖嘖稱讚：“這是滌卡呀，最流行的，赤峰買不到。”並問我做什麼款式的。我說：“四個兜的”。那年月滿街人們穿的都是灰的、藍的、草綠的四個兜幹部服，既大眾又樸素，再者我也想不出別的樣式。師傅聽後說：“哎呀，這麼好的布料不做中山裝太可惜了，也白瞎了我這裡的手藝。”嘴裡說著，已經從杆上掛著的一排成衣中找出了一套成品中山裝，一定讓我穿上試試。穿上新衣，照著鏡子，我才真正體會“人是衣裳馬是鞍”的含義。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中山裝，簡直都有點不敢認自己了。猶豫之中，也是在師傅的勸說中我下了決心：做中山裝。
半個月後，我取回了屬於我自己的那套鐵灰色滌卡中山裝。試衣裳時，我感覺到了那套服裝的魅力，筆挺筆挺的服裝，套上筆挺筆挺的自己，好似筆挺筆挺的新人，心裡那個愜意、渾身那個美勁就甭提了。媽媽也是喜形於色，看得出是滿心的歡喜；大老遠搶購來的布料，把兒子抬得那麼光彩照人，能不高興麼。但好歸好，我終還是沒有敢在爸爸面前試這套中山裝，而是放了起來，一放又是半個多月。
終於有一天吃過早飯，等爸爸上班走後，我鼓足勇氣穿上了那套嶄新筆挺的中山裝。家屬院距學校大門只隔了一條砂石路，進大門到我們班的教室也不過100米遠；可不知怎的，穿著新中山裝的我竟象是做了賊、偷了東西一樣，是那樣的不自然，那樣的心虛，又是那樣的鬼鬼祟祟，那樣的惶惶恐恐，低著頭，掩耳盜鈴般生怕被人們看到。我不知怎樣溜進了教室，只覺得滿教室同學們“嗡”的一聲，都轉向了我，議論著，私語著，用異樣眼神審視著，我只感覺到臉上火辣辣的。第一節課間休息我竟沒敢走出教室。可在第二節課下課做課間操時，當我站在操場上的隊伍中，卻再次感覺到了人們眼光的異樣。我環顧了一圈，看到了一些同學近乎嘲笑的神態，看到了幾位老師驚異的眼神，也看到了爸爸那冷冰冰剜心一樣的目光。是呀，別說全校那400多名農村學生，就是那幾十名教師，也還沒有一人穿上滌卡中山裝的。那一刻，我真的成了學校中的西洋景，感覺給爸爸臉上抹了黑，有個地縫都想鑽進去。
中午放學回到家裡，爸爸黑著臉狠狠衝我說了一句：“把衣裳脫下來！”媽媽似乎也感覺到了什麼，站在那裡一聲沒敢吭。我含著滿眼委屈的淚花，一聲不響地脫下了那套才穿上半天就給我引來那麼多不是、引發爸爸憤怒的滌卡中山裝。媽媽一聲不響地把衣裳整整齊齊的疊好，又像放那塊布料一樣，把它收在了木箱中。直至74年我去青年點，直至77年招工我到縣委宣傳部工作，直至78年爸媽帶著妹妹回到瀋陽，那套嶄新的滌卡中山裝竟然塵封於媽媽的木箱中，一放就是五年。
爸媽回沈後，我和哥哥留在了赤峰。記不得是幾月份了，我又翻出了那套滌卡中山裝，儘管那時我已經是縣委宣傳部的幹事了，儘管那時穿中山裝已經不算新鮮了，儘管那時滌卡也已經流行了，我仍是心有餘悸。左思右想之後，我拎著那套中山裝又找到了當年那家成衣店，讓我興奮的是，我一眼就認出了接待我的仍然是那位給我做衣裳的師傅；可做衣裳的人如行雲流水，數也數不清，他哪裡還會認得我，還是那自己的裁縫活，讓他想起了這套傑作，同時露出了驚訝和迷茫的神色，不知我過了五年之後拿著這套嶄新如初的衣裳想要做什麼。
“師傅，我想請您把這件中山裝改一下。”我不好意思的說道。“為什麼要改，小了 麼？”師傅反問。我說：“不是的，我是不喜歡下面這兩個吊兜，求您把它改成幹部服那樣的兜。”師傅聽了眼睛都大了：“中山裝都是這樣的，改了就不是中山裝了。再說，這中山裝你穿起來多瀟灑呀，改了不洋不土的，滿世界也找不到這樣款式的衣裳呀！”看師傅這樣的執拗，是怕我壞了他的手藝和名聲，於是我近乎是央求他：“求您了，改了我還能穿幾年，不改我只好放在那裡，不更可惜麼？您該怎麼收錢就怎麼收錢。”在我誠懇的請求下，師傅現出了無奈，做出了讓步，終還是答應了我的請求。
取衣裳時，師傅說了一句：“你這樣的年輕人很少見呀，我做了無數的衣裳，第一次做出這件土洋結合的，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件。”看著那件上面那兩個明兜原封未動，下面那兩個吊兜已經被縫紉師傅轉移到裡面的“新款”中山裝，我心裡像打翻了醋瓶子，暗暗地說：“師傅你說的沒有錯，但你哪裡知道和理解我的苦楚呢？”
（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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