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遊無處不堪尋。
無尋處，惟有少年心。
——宋人詞錄
一、記憶總在那裡
對農村學校，我是很有些記憶的。這不單因為我是農民子弟，在農村的學校上過學，還因為我在農村小學當過教師，在農村的學校教過學。
一九六六年冬月，我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到賢公社莊鎮大隊槐園生產隊（即現今的到賢鎮莊鎮村槐園堡子），父母都是農民。莊鎮這地方，自我童年記事時起直至今日一直都是農村。不過，正如其名稱所昭示的那樣，在歷史上，它的確曾經是個集鎮，不但貿易興盛，而且文化發達，明朝洪武年間即躋身於“富平八鎮”之列。其時的莊鎮，門鋪林立，商賈雲集，車馬駝隊來往出入，川流不息。後來，由於戰爭、匪亂、天災等緣故，這地方遂日漸衰落。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時候，莊鎮已經非常蕭條，並於這蕭條中最終成為了中國大地上最普通的農村。到我五六歲的時候，那熱鬧的集鎮是早已成了遙遠的歷史，而舊時陳跡，所剩亦寥寥無幾，除了一個藥鋪之外，就是戲樓和莊鎮學校了。
一九七四年春季，我滿七週歲時，正式開始上學，在我們莊鎮學校讀小學一年級。在這之前，我讀過三四個月的學前班，這學前班就設在我們莊鎮學校西邊那個戲樓的戲臺子上。我們莊鎮學校當時是個七年制學校，讀完七年級即初二後，一九八一年八月底，我轉學到了我縣重點高中美原中學當時所附設的重點初中班。在這個重點初中班讀了一年初三後，一九八二年六月參加中考，九月上了陝西省蒲城師範學校。至此，我在農村學校的學生生涯即告結束。
一九八五年七月蒲師畢業後，我曾在我們到賢鄉紀賢村的紀賢小學教過一年。紀賢村在我家南邊六七里處，位於我們到賢鄉東南端，當時屬於荒僻之地，不但是兩鄉交界處，南鄰我們富平縣的施家鄉，而且是兩縣交界處，出了我所任教的紀賢小學的大門往東再走七八百米，就進入蒲城縣境了。
今夜，身處這中南大都市武漢，室外是難耐的酷熱，室內是舒適的空調。端了水杯，站在陽臺上，望著窗外絢麗璀璨的萬家燈火，聽見不遠處雄楚大道高架橋上車輛穿梭駛過時傳來的隱隱約約的轟鳴聲，這就想起了陝西富平老家，想起了三四十年前在農村學校的那些歲月，而一幕幕昔日的情景則如電影般在眼前在腦際緩緩流過。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
記憶，不會消失；記憶，它總在那裡。
二、紅小班
在正式上小學之前的一九七三年上半年裡，我讀過三四個月的學前班。這學前班，當時人們稱為“紅小班”。
“紅小班”這名稱現在聽起來很是特別，但在當時卻屬平常，老師、同學和村民都這樣叫，我本人當時亦從未對這名稱發生過興趣和思考。只是到了後來，到了二十多年後的九十年代末期時，幼兒園開始在各鄉鎮逐漸出現，我的女兒亦已經在我們富平縣美原鎮街道東街任冬玲女士剛創辦不久的“萌芽幼兒園”裡上了小班，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原來，我當年讀過的那三四個月的“紅小班”，就是一種學前班，就是一種幼兒園。至於這“紅小”二字，想來應該就是“紅小兵”的意思吧？一九七三年那個時候，中學生裡依然有紅衛兵。他們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紅衛兵，而我們年齡小，應該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紅小兵了！
紅小班是我們莊鎮大隊舉辦的，設在我們莊鎮學校西邊那個戲樓的戲臺子上。戲樓北邊二三百米處是大隊部，它們中間是一片空地。這空地，就是我們紅小班下課後同學們玩耍的地方，亦是我們的操場。記憶中，我們在這空地上做過遊戲，坐著唱過歌，還曾轉著圈地走路和跑步。
戲樓是舊時的建築。它的戲臺子高出地面很多，臺子上的四個圓柱亦很是粗壯。戲樓頂部的四角各自向上翹起，若飛鳥展翅，建築學上稱之為“飛簷”。
我們的紅小班沒有教室，戲樓就是我們的教室；沒有椅子，每次上學時我們就各自從家裡帶個小板凳來坐在戲臺子上聽老師講課。桌子是一直都不曾有過的。老師講課時亦是沒有固定的黑板，而是自己提了一塊木製小黑板，在那上面寫字。這塊小黑板，我們上學時老師提來，我們放學時老師就提走了。
每次上學，除了揹著書包和拿著小板凳外，每個人還會提著一瓶子水，為的是在課間休息時喝。這些瓶子形狀各異，有葡萄糖瓶子，有長頸瓶子，有罐頭瓶子，還有的同學竟然把家裡裝醋的老瓶子亦提了來。那老瓶子足有一尺半高，很粗，直徑現在想起來足有十五公分。這些瓶子的頸部，都有個繩子或布條套著，便於提攜。瓶子裡的水中，放了甜甘草、薄荷片、糖精、白砂糖等等，為的是給那本來無味的水增添些讓孩童感到快樂的味道。當然，亦有瓶子裡什麼都沒放，只是裝了寡淡無味的白開水的。
在這眾多裝著水的瓶子中，有兩個瓶子很特別。一個瓶子的水裡，泡著竹葉。淺綠色的水中，竹葉飄著動著，那樣子如畫般煞是好看，讓我一直記到今日。另一個瓶子很小，其主人來自新疆，他外婆家在我們莊鎮大隊的集西小隊，他也就在我們這紅小班上學了。有一回，這位同學把他瓶子裡的水給我喝。一口下去，只覺得鼻子裡有些嗆，又感到有一股強氣流沿著鼻樑向上直衝腦門，讓人忍不住想打噴嚏。在張嘴閉眼仰頭右手亂揮而準備迎接噴嚏的難受中，我急忙問他瓶子裡裝的那是啥東西。只聽得這位來自新疆的同學哈哈大笑，告訴我說這是汽水。就這樣，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汽水”，並親身感受到了它的厲害。
我們上課的內容主要是識字和識數，亦有簡單的加法。另外，在這紅小班裡，我們還學過兩首歌，一首是《東方紅》，另一首是《我是公社小社員》。
我們紅小班的老師有過兩位，都是我們莊鎮大隊仁義小隊的姑娘，一位叫張來民，另一位叫張麗霞。張來民老師只教過我們很短的時間，記得見過兩三次面後就再沒有見過。張麗霞老師是個高個子，背有點駝，性格開朗，愛跟學生開玩笑。有一回，放學了，我們下了戲臺子後面出口處的臺階，準備四散各回各家時，她拍了拍我的後腦勺，說：“孫軍立，你這後靠咋這大的些？我都想把這給削哈一豁子！咋樣？”說完這話，也不管我的反應，她就將右手掌伸開至筆直而作刀狀，並緩緩抬起胳膊使手掌高過我的頭，然後只聽得她嘴裡很誇張地喊了聲“咔嚓！”，那右手掌幾乎同時就在我頭上的空中忽地砍了下來，而手掌的側稜則剛好輕輕地落在了我的後腦勺上！
“孫軍立”是我在讀初三之前一直使用的名字。在那個六七歲的年紀，又適逢那樣特殊的年代，我當時根本無法意會到張老師她這是在和我開玩笑，更無法意會到這玩笑當中其實還含有一種成人對孩童喜愛的意味。當時，聽了張老師的話，我只是感到非常害怕，以致於在此後直至紅小班結束的那段時間裡，我總擔心真的有那麼一天，高個子的張麗霞老師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拿一把刀把我的後腦勺給削了去。
三、莊鎮七年制學校
紅小班所在的戲樓的東邊就是我們莊鎮學校，它們中間隔了一道長長的土牆，土牆那邊自南向北依次是戲樓、空地和大隊部，土牆這邊就是莊鎮學校了。一九七四年春季，我開始在莊鎮學校讀小學一年級。
莊鎮學校的前身是莊鎮完小。莊鎮完小是我們到賢地區最早的完全小學，於一九四二年由我們莊鎮士紳楊汝振先生創辦。楊汝振先生就是我們槐園堡子人。上世紀初葉，我們這個當時戶不足卅、人僅百餘的槐園堡子，出了兩位名震三秦的人物，一位是陝西靖國軍傑出將領、陸軍中將張義安將軍，另一位是被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先生稱頌為“當世人才”、“伏處奇士”的楊健齋先生。莊鎮學校的創辦人楊汝振先生，即為楊健齋先生的後人。
一九四九年後，王林民、呂國棟兩位先生曾先後在我們莊鎮學校任過校長。一九六九年，在當時“上初中不出大隊”的形勢下，莊鎮完小附設了初中班，校名亦相應地改為“莊鎮七年制學校”。自一九七四年春季起，直至一九八一年七月，我的小學五年半和初中前兩年的時光，即在這裡度過。那時的小學，學制本是五年，但在我們於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讀完五年級時，國家為了將春季生轉為秋季生，就將我們的小學學習時間延長了半年。這樣調整之後，本來的一九七九年春季開始上初中，就變成了實際上的一九七九年秋季開始上初中了。
學校的門朝南開，兩扇紅色大門上方寫著“莊鎮七年制學校”七個大字。進了校門，左右兩邊各有幾間房子，那是教師們的辦公室。如果不打算去左右兩邊，而沿著面前南北走向的拱形磚砌小道一直前行百米左右，就到學校的會議室了。會議室是民國時的建築，其頂部式樣，在建築學上叫做“重簷廡殿頂”。這會議室，不但是教師們開會的地方，而且是校長的辦公室兼寢室。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祁文俊和蓋志學兩位校長當年在會議室前的拱形磚砌小道上走路的樣子。高個子大背頭直鼻樑的祁文俊校長走路時，左腕上的手錶會隨著手臂的擺動而在陽光下閃耀。有一回吃過早飯到了學校時，我看見他站在那條拱形磚砌小道上，左手拿著手錶，右手給手錶上了幾下發條後，又把手錶戴回了左腕。
蓋校長是我們到賢公社蓋村大隊人，而祁校長，好幾回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都看見他騎了自行車向北駛去。聽大人說，他的家在北邊薛鎮公社一個叫“詹李”的地方。
因為是七年制學校，而那個年代農村的孩子又多，每家每戶有三四個孩子的情況相當普遍，所以，我們學校的規模算是比較大的。記憶中，每個年級的學生人數都在五十名左右。放學時，三四百名學生首先在學校會議室前那拱形磚砌小道兩邊的場地上集合並排好隊，然後唱著歌曲《學習雷鋒好榜樣》整齊而有序地走出校門。
學校的教室記得大概共有八九個。二年級時，我們在位於學校東北角的那個教室上課。教室窗上沒有玻璃，而是糊著白紙。剛糊上去時，自然是好看，感覺教室裡亦亮堂了許多，但深秋的風一吹，白紙就裂開，甚至被吹落。冬天的北風，很是強勁。坐在教室裡寫字時，窗外的風呼呼地吹著，窗上被吹裂的白紙在寒風中瑟瑟顫抖，而發出單調的音樂。
那些年西北農村的冬天，遠比現在冷。當時，我的右手小拇指關節處每到冬天就長凍瘡，先是腫癢，繼而裂開，最後潰爛。寫字時，小拇指因為要彎曲，凍瘡裡的肉就翻了出來。我們的教室裡最初並無木製桌椅，而是用青石板當課桌，凳子則用磚砌成。冬天裡，坐在這種凳子上，屁股感覺很是冰冷；趴在這種課桌上寫字，只覺得冰冷直刺到胳膊的骨頭裡。這種桌凳我們使用了一年後，就被升級改造成了紙漿桌凳。所謂“紙漿桌凳”，就是在這種桌凳的表面，加了一層大約兩公分厚的紙漿。按設計者的意思，這樣一來，我們冬天在教室裡上課時，就不會感覺太冷了。
大概是在六年級即初一時，教室裡有了電燈，前後各一個大燈泡。第一次看到教室裡亮起電燈時，我們真是興奮激動得不得了。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我依然能清楚地記得當時同學們那一張張好奇而歡樂的笑臉。在電燈之前，我們早自習時用的是煤油燈。煤油燈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製作很簡單，一個用過的墨水瓶裡裝些煤油，一塊鐵片上鑽個小孔，再找點棉花或布條做成燈芯穿過鐵片上的小孔就行了。冬天清晨五點二十分，我準時起床，匆匆抹把臉，就背了書包上學去。鄰居家的草房房簷上，垂著一尺長的冰溜子。那個時分的農村萬籟俱寂，月亮尚掛在西邊的天空，而向大地灑下清冷的光。縮頭縮腦地在寒冷中走上十來分鐘，就到了我們的教室。取了自己的煤油燈點亮，即開始早讀。教室裡，煤油燈一盞盞地亮著，農村孩子的讀書聲琅琅入耳，而那瀰漫於周遭的濃烈的煤油味，則陣陣撲鼻。幾十分鐘的早讀結束後，出了教室準備列隊出操時，在熹微的晨光中，我發現有的同學的鼻孔被煤油燈燻成了黑色。
我們那時的課程都按國家規定開設。小學階段，除了語文和數學（算術）外，還有體音美課程，後來考入初中，到了六年級，就沒了體音美，而多了政治、英語、生物、史地和生理衛生，七年級時又多了物理。我們的體育課相當簡單，就是走走隊形、做做體操和打乒乓球。印象中，籃球和足球從來沒有碰過。教我們音樂課的是王恆文老師，他是我們莊鎮大隊渭北小隊人。音樂課的內容就是學唱歌曲，《學習雷鋒好榜樣》、《紅星歌》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就是王老師教我們的。我們唱歌時，他就拉手風琴給我們伴奏。
我們小學時的美術課是陳萬錄老師教的。陳老師給我們上美術課時，先是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個茶缸，然後就讓我們照著畫。黑板上的茶缸甚是逼真，我亦用心畫了，但始終畫得不像。陳老師是我們莊鎮大隊集東小隊人，六十年代中後期高中畢業，屬於共和國曆史上那著名的“老三屆”群體。他多才多藝，愛好書法、繪畫和醫學，特長中文。我們小學五年級和初中時的語文課就是陳老師教的。那些本來抽象難懂的中文語法問題，尤其是句子成分的劃分和各種助詞的用法，經過陳老師形象生動的講解，立刻就變得簡單容易了！
記得初中一年級時，數學教材上出現了表達“輸入”和“輸出”觀念的橢圓圖示。當時，張軍戰老師（我們莊鎮大隊仁義小隊人）教我們數學。指著那兩個用箭頭連起來的豎立著的橢圓，張老師說這“輸入”和“輸出”就是計算機的基本思想。在一九七九年那個時候，“計算機”這三個字給人們的感覺是非常遙遠、非常神秘！當時，我雖然不知道這計算機到底是什麼機器，但從張老師說話時的語氣和神態中，我猜測這機器一定很了不起。聽了張老師的話，我感到數學竟然如此有用，竟然都能跟計算機聯繫上，看來非得努力把它學好不可！
我們那時的政治課教材名為《社會發展簡史》，書中左手這邊一頁上，有幅《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的插圖，黑白的。這插圖，當時可真是讓我浮想聯翩而激動不已，恨不得自己亦加入到那攻佔的行列中去。比之政治課的單調和說教，生物課就很是有趣，不過因為它不屬中考科目，當時就沒用心學，只囫圇吞棗般記得“界門綱目科屬種”和“動物植物微生物”這樣的說法。現在想起來，生物教材的那封面實在是自然清新而意境悠遠：主體部分是青青的草地，草地中間稍微偏右上處印了“生物”兩個大字，大字下面，是拼音“SHENGWU”和“全一冊”字樣；封面左上角有一隻老鷹正在空中展翅低頭，似乎要抓取地面上的獵物，右上角是鮮紅的太陽在熠熠閃光，而左下角最是引人，那裡，有隻小白兔在靜靜地吃草。
那個年代，英語教師非常缺乏。我在莊鎮學校時的英語老師有過兩位。先是我們槐園堡子的閆潤老師給我們教了一學期，後來的三個學期就一直是王麥玲老師給我們教。王麥玲老師的家在我們莊鎮大隊西邊的東仁大隊。她的英語課教得很好，知識水平讓人佩服，對待教學認真負責。記憶中，大清早，她騎著自行車來莊鎮學校給我們上完一節英語課後，就匆忙騎車離開了。聽說，她這是又要到其他學校去給學生上英語課。
當時，陝西人民廣播電臺開辦了中學英語教學節目，每天播放三次，早六點、晚十一點和中午各一次。藉助於家裡的有線廣播，我曾經跟著這節目的晚上那次學過一陣子。單詞revolution和句子That’s all for today就是那時跟著這節目學的。
我們學校當時還有圖書室，就設在學校的東南角。在這裡，我借閱過十幾本書，其中至今印象最深的書目有《松花村來的小姑娘》、《戰鬥的青春》、《連心鎖》和《野火春風斗古城》。
四、莊鎮七年制學校再憶
我在莊鎮學校上學的那幾年，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歷史性鉅變的那幾年。“批林批孔”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唐山大地震、毛澤東主席逝世、、“文革”結束、高考恢復、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等一系列歷史性大事件，都在不斷地衝擊著並且雖然逐漸但卻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
小學一年級時，我們的班主任是王雪萍老師。王老師不是我們莊鎮本地人，而是我們鄰村東仁大隊的姑娘。她當時十八九歲的樣子，黑而大的眼，圓圓的臉，總是笑笑的，非常漂亮。記憶中，王老師每天的衣服都不一樣，並且都很好看。因為這個緣故，周圍人就給她起了個綽號“三換衣”，嘲諷她衣服換得太勤（現在想來，這綽號裡面其實有著強烈的羨慕嫉妒成分，其始作俑者應該是女性）。我上了二年級後，就再沒見過她。後來聽說她結婚了，嫁到我們莊鎮西北方向二十幾裡外一個叫“果坊”的地方去了。
漂亮不是過錯，愛美更顯情趣，可是在那個年代，卻得了那樣的嘲諷，真是不能不令人唏噓復嘆息、嘆息復唏噓！
王雪萍老師的辦公室在學校會議室後面那排教室的東端，辦公室裡的北牆上，貼了一幅關於方誌敏烈士的宣傳畫：方誌敏烈士身著大衣站在汽車引擎蓋上，嚴肅威武，氣宇軒昂，車下週圍的群眾都在關切地望著他，而車頭附近，有幾個國民黨士兵端著步槍，縮頭縮腦，驚恐萬狀地看著方誌敏烈士。那畫的名字我現在還記得，叫做《大義凜然》。
《大義凜然》這畫洋溢著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很有時代特色。那些年，我們學校外牆上的標語口號和教室裡牆上的文字宣傳，亦都有著強烈的時代色彩。“開門辦學”、“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興無滅資”之類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我們教室前面的牆上，兩句毛主席語錄非常醒目：“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學校的操場上播放過很多革命電影，記憶中有《決裂》、《突破烏江》、《金沙江畔》、《渡江偵察記》和《火車司機的兒子》。這最後一個，記得是部朝鮮片子，說的好像是朝鮮少年跟美軍鬥爭的故事。
當時的社會氛圍，讓人的行為變得怪異。我的小學同學中，就有人瞞著家長拿了自家的一隻雞蛋賣給學校西邊的那個國營供銷社，得到七分錢，然後用其中的六分錢買了十八個水果糖自己吃，而把餘下的那一分錢交給老師，說是在來學校的路上撿的。於是，這位同學受到了老師的表揚，老師說他這行為是“拾金不昧”，說他是活雷鋒，號召我們向他學習。
既然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那當然就得堅決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調和行為。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學校發生了一起戀愛事件，很是轟動。事情很簡單，七年級有位楊姓男生，因為愛慕本班江姓女生，就給這女生寫了情書，而女生看到情書後，不知所措，嚇得直哭，就把情書交給了班主任李老師。事情的處理結果是，楊姓男生在全班同學面前做檢查，並在全校被通報批評。因為這事，學生們都嘲笑、諷刺、挖苦楊姓男生。
按當時的評判標準，楊姓男生的這行為屬於思想品德有嚴重問題，即所謂“品德不好”。那個年代，每學年都評選“三好學生”，而所謂“三好”，就是“品德好、學習好、身體好”。三者當中，“德”居首位。要求“品德好”當然沒錯，但究竟什麼才是“品德好”則值得深思。既不瞭解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又隨意地公開學生的隱私，教育方法簡單粗暴而不自知，將寫情書這種不但意味著青春的覺醒而且多多少少意味著生命的勇敢的行為與“品德不好”混為一談，這在那個年代的農村學校裡很是普遍。
我當年在整個小學階段，儘管經常在考試中考得第一名，但除了在小學的前兩年當過班長和“三好學生”之外，後來從三年級開始直至小學畢業都再也沒有當過班幹部和“三好學生”，原因就在於我得罪了某女教師H（以下將其稱為“H女”）。有一回，這位H女在課堂上把一道數學題給我們講錯了，我當時發現她的錯誤後就立即說了出來。經我這麼一說，同學們亦發現她的確講錯了，於是都開始笑話她。那時我還是八九歲的孩童，心裡只想著知識的對和錯，而不懂“面子”和“虛榮”之於國人的極端重要。這樣，我就把這位H女得罪了，她為此而大發雷霆，還專門跑到我家裡向我父母抱怨。那些年，我父親為了養家餬口，販賣了一點旱菸葉子，結果被定為“投機倒把”，並因此而上了批鬥會，在眾人面前被批鬥。因為這事，我當時經常遭受同學的嘲笑、諷刺和挖苦。嘲笑、諷刺和挖苦的次數多了，自然就會打架，而打架的結果就是被H女批評。聽了我的陳述後，H女說別人罵我父親固然不對，可是我跟別人打架那就更不對，並說我跟別人打架“這是錯上加錯！”。聽了她這話，我自然是不服，心想這到底是誰的“錯”跟誰的“錯”在相加？為什麼你不看事情的前因後果？這樣想著，我就頂撞了她。這一頂撞，就又把這位H女得罪了…………最終，“不尊敬老師，不團結同學”的帽子扣了下來！在那個年代，“不尊敬老師，不團結同學”的定性非常嚴重，屬於“品德不好”，尤其是其中的“不團結同學”這一點，足以將一個學生全盤而徹底地否定一萬次。自這事以後，直至整個小學階段結束，由於該H女的蓄意操縱和報復壓制，班幹部和“三好學生”即與我徹底絕緣！我小學畢業升初中時，儘管我學習成績一貫優異並經常考得第一名，但H女卻還是再一次利用她手中的那點權力報復壓制我！在H女教我們的那幾年裡，我異常鬱悶，並因此而變得不合群。
因為這段經歷，後來在蒲城師範學了教育學和心理學課程後，我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論述品德和性格的區分，批判了將性格和品德混為一談的錯誤惡劣做法。兒童時代的心理創傷對一個人的性格和人生觀、價值觀都有哪些影響，這個問題應該有學者做專門研究。
至於H女，我不但從未恨過她，反而還同情過她。這H女，在我離開莊鎮學校之後的某年，因為與學校裡的某男性公辦教師通姦，被其身為軍人而遠道歸來的未婚夫狠揍了一頓。狠揍完畢之後，餘怒未消的軍人用左手採住躺在地上撒潑打滾的H女的衣領，如拖那啥般地拖著H女行進在莊鎮學校前面那條土路上，間或亦會掄圓右臂，以右手的掌和背交替連續地狠抽H女一陣耳光並伴隨著怒罵，而被拖行在土路上的H女，則於哭天喊地和腿腳亂蹬當中，披頭散髮，蓬頭垢面，求饒辯解語無倫次，鼻涕眼淚交織流淌。當時，教師、學生、村民、路人等圍觀者甚眾。因為在我們莊鎮村乃至整個到賢地面甚至包括整個到賢在內的方圓幾十裡都已經壞了名聲而變得讓身心正常的年輕小夥子避之唯恐不及，H女後來不得不靠了別人介紹撮合而以大齡遠嫁他鄉某中年喪妻男。當村民們繪聲繪色地給我講述這事時，我已經師範畢業並參加工作多年了。當時聽了H女的這樁舊聞，想著她在眾人圍觀之下被男人連續狠抽耳光的情景，我絲毫都高興不起來，反倒是對她起了些許同情。
明人歸有光在其千古名篇《項脊軒志》中說：“餘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我在莊鎮學校上學期間的情況，即可以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作精準概括。一方面，我一直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並且在考試中經常考得第一名（在莊鎮學校的七年半共十五個學期中，除二年級時的一個學期和六年級時的一個學期我得過第二名之外，其他學期，我的學習成績均為第一名），師生們都知道我，亦有多位老師很喜歡我，在莊鎮學校那個小範圍裡，我成了“名人”，是為“多可喜”；另一方面，父親的被批鬥，同學的嘲笑、諷刺和挖苦，H女的報復和壓制，讓一個八九歲的農村孩童陷入了長期經年的鬱悶和不合群當中，是為“多可悲”。“名人”而“鬱悶和不合群”，讓我成了“另類名人”！這，不能不說夠“多可喜，亦多可悲”的了。
現在想來，除了考試經常考得第一名屬於“可喜”之外，那些“可悲”之外的“可喜”尚有不少。冬天的早上，課間休息時間裡，為了驅寒，我們玩“鬥雞”遊戲，就是一隻腳獨立，另一隻腳用手扳成三角狀，膝蓋朝外，用膝蓋去撞擊對方。無論輸贏，最後我們都很快樂。有時下課後，我們會從書包裡拿出饅頭，蘸些事先已攪拌了食鹽的幹辣椒麵，然後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那美妙的口感和它帶給人的快樂，時至今日，依然讓我懷念。小學五年級時，我的一篇作文《“三毛”變“三好”》，整整寫了十一頁。在那個年代的農村學校，學生們普遍害怕作文，普遍不會作文，普遍苦於作文時無話可說，而我竟然一篇作文寫了三千多字，而且文通句順，情節生動，這在當時可真是讓老師吃驚而在全校都轟動了！為此，教我們語文的陳萬錄老師將我這篇作文作為範文在全班進行了宣讀，並給了我熱烈的表揚和熱情的鼓勵！蓋志學校長聽聞此事後，最初不太相信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能寫出這樣一篇作文，而懷疑我是不是抄襲別人的。他專門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裡詢問，並拿我作文中的成語現場考我。這些，都屬於“多可喜”。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我剛剛小學畢業而考入六年級即初一。有天傍晚放學之前，新任班主任張軍戰老師（兼教我們數學，系我們莊鎮大隊仁義小隊人）給我們全班五十四名學生講話，號召我們努力學習。講著講著，張老師突然說：“你們都對孫軍立同學意見大得很，說他這不好那不好，可是，我想問你們，你們誰能做到像他那麼刻苦、勤奮？你們誰能像他那樣學習好？誰能？”說完這些話後，張老師還左右轉頭而將全班同學掃視了兩遍。
在莊鎮學校的七年半時間裡，我聽過來自所有老師的無數的話，這些話當中自然很不乏讓人欣喜快樂並倍受鼓舞的誇獎和讚美。不過，唯有張軍戰老師的這些話，讓我感動至深，並記憶至今。這，應當屬於“多可喜”中之“大喜”了！
在課堂學習之外，我開始了自學。當時，上海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共十七冊，是專門給廣大青年們備考大學用的。這套叢書內容豐富，通俗易懂，非常適合自學，深受廣大青年歡迎，在全國各地新華書店一經上架，即立刻被搶購一空。其時情狀，謂之“洛陽紙貴”，亦遠遠不夠。聽說了這套書後，儘管當時才正上六年級即初一，離考大學的時間還很早，但我還是忍不住而給遠在青海西寧部隊工作的我叔父寫了封信，表示這套書在富平地面根本買不到，表示我非常想有這樣一套書，並懇請他在西寧那邊給我買一套。當時，我爺爺在我叔父處已經待了一段時間而準備回陝。我叔父給我把這套書買下後，就讓我爺爺從西寧順帶捎了回來。我自學時使用的就是這套書。當時，這套書可真是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覺得天外有天，覺得這世界真是太大了！
因為學習成績一直優異並且在考試中經常考得第一名，有時就難免出現得意樣。那時只有十來歲，還沒學會隱藏驕傲和自豪，而整個社會氛圍對任何展示和張揚個性的行為都是堅決否定。為此，老師批評我“驕傲自滿”。不過，我在感謝老師的善意和關切的同時，心裡卻很清楚，老師的批評只對了一半，因為我雖然的確有過“驕傲”的表現，但心中卻從未“自滿”。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季，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高考已經恢復四年，我們莊鎮大隊的楊國壽（我們槐園堡子人）和劉秀梅（我班同學劉福喜他姐，頻陽小隊人）兩位青年已經分別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和西北農學院，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受到了眾人的無限羨慕，“考試改變命運”已成了全社會的共識，我亦認定只有努力學習方能改變命運。我的父親，這位在當地遭受批鬥、備嘗欺侮的中國農民，亦因為我的專心向學和勤奮刻苦，而早已經開始期待著我能夠通過考試而脫離農村了。
為了我摯愛的親人，為了親人期待的眼神，我不能自滿。
五、轉學到美原中學重點初中班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莊鎮七年制學校讀完了七年級即初二。同年八月底，我轉學到了我們富平縣重點高中美原中學當時所附設的重點初中班讀初三。
按照“七年制學校”的本義，其中的初中階段，學制只有兩年，即六年級和七年級。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初中全面恢復了“文革”前的三年制。我在莊鎮七年制學校讀完七年級後，根據當時的規定，接下來的八年級即初三應當去我們到賢公社的新合初中上。這新合初中在我家西北方向四五里處，並不遠。不過，家裡最終還是把我轉到了我家北邊十五里外的美原中學。在我轉學這事上，我母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的外婆家在美原鎮街道的寶塔巷。母親的學生時代就是在美原鎮街道里的學校度過的，先是西寺初小，繼之東完高小，最後於一九六二年在美原中學讀完初中並畢業。那時的美原中學尚無高中班，而只有初中班，並且每班三十名左右的學生中，女生只有六七名。母親的外婆家在美原鎮北邊的雷古坊（中張堡），一九四九年前是個大地主。她的大舅叫張鏡白，一九四九年前是國民黨少將。張將軍小名“典亞”，與我縣薛鎮的國民黨少將褚靜亞被時人合稱為“富北二亞”。一個“大地主”，一個“國民黨少將”，這兩樣，在當時那個特殊年代給我外婆家帶來了無盡災難，我母親遂成為當時所謂“黑五類”。儘管她的中考成績已經遠遠超過了高中錄取線，儘管她實際上已經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高中（當時還沒有“重點高中”這說法），但卻因為屬於“黑五類”而被認定為當時所謂“控制生”，她最終就沒有能夠獲准讀高中（如果她獲准讀高中，則會去富平的迤山中學或蒲城的堯山中學上學，因為那時美原鎮及其附近沒有高中）。
學生時代的這個挫折，既讓我母親耿耿於懷，亦使她特別重視子女的教育。在我上紅小班之前，大概四五歲的時候，她就給我買了本《看圖識字》，並給我講解。這《看圖識字》讓我認識了二十幾個字，其中就有“電影”和“打獵”這四個字。我的知道《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和《青春之歌》這些書名，即源於我讀小學時她給我的講述。當時，我家還有過一本蘇聯小說《海鷗》，封面邊角捲起，最後若干頁缺如，相當破舊了。在我母親的鼓勵下，我曾翻閱過這書，因為沒看懂，後來就沒再看。記得這書封面中間偏下處有“海鷗”兩個紅字，而這紅字的上方則是一位蘇聯女性站在小樹林旁，她穿著冬衣，裹著頭巾，雙唇緊閉，目光炯炯，讓人肅然起敬。
美原中學是我們富平縣當時的六所高中之一，亦是當時全縣僅有的兩所重點高中之一（另一所重點高中是迤山中學）。自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直至八十年代末，美原中學一直都處於鼎盛輝煌時期，教學質量聲名遠播，高考成績威震全縣。同時，作為一所重點高中，它當時所附設的重點初中班在我們富平縣亦是頗有美名，廣受讚譽，堪稱我們富平教育界一顆耀眼奪目的星。於是，為了我能夠受到高質量的教育，我母親就想把我轉到美原中學的這個重點初中班。對我母親的這想法，我父親最初是未置可否。在我父親看來，只要肯努力肯吃苦，不管在什麼地方都能學好。我母親則認為，一個是重點高中美原中學的重點初中班，一個是剛成立才一年並且當時只設了初中三年級一個年級的新合初中，這兩者根本無法被相提並論，等量齊觀，其間差別簡直有如雲泥，判若天壤。看到我母親主意如此堅定且態度如此堅決，我父親最終同意並開始支持我母親的想法。當然，我的外婆家在美原鎮街道，如果我在美原上學，我就可以吃住在我外婆家，而不用像我的其他在新合初中上學的同學那樣既要從家裡背饃又要住宿舍，這一點，亦是我父母當時考慮到的因素。
既然決定了要給我轉學，則按照我們中華文化的千年傳統，就得趕緊找人幫忙才是。我母親當時找的是美原中學的王忙壽和劉雙民兩位老師。這兩位老師跟我外婆家有點遠親關係。儘管這關係實際上已經很遠了，但兩位老師卻還是不嫌其遠而熱情接待並大力幫忙。時至今日，三十八年過去了，我母親跟我提起這事時，對王劉兩位老師依然是讚不絕口！
當時，王劉兩位老師對我母親說了這重點班的大概情況，說這重點班共兩班娃，非常厲害，說學校給這兩個班配的班主任都是前年剛從師範畢業的小夥子，一個叫祁吉壽，一個叫惠西勝，人都很硬扎。最後，王劉兩位老師說，既然咱這娃愛學習，那就沒問題，叫娃來，只是估計得考個試，這是重點班，想進的人你也知道，多得很很！這話讓我母親非常高興，因為她對我的學習情況瞭如指掌，知道我從來都不怕考試。
一九八一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記得那天好像是個星期天，我外公將我領到美原中學的大門外面。看著我進了西邊的那個側門，他就回去了。進了學校後，我當時的感覺就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驚訝而好奇，好奇而驚訝！沿著校門直通學校會議室的那條南北小道向前走了一段後，因為不知道重點班的教室在哪裡，我就喊了前面的一位女生準備問問。女生個子不高，步履匆匆，精幹利索。當時，我是這樣問的：“誒，前頭這一娃，你知道那重點初中班在啊達哩麼？”聽了我的問話後，她就指著右前方說：“看，那就是！會議室東邊那兩教室！西邊這是（二）班，東邊那是（一）班！”
就這樣，我生平第一次見到了惠西勝老師。惠老師是我們（二）班的班主任，教我們兩個班的數學。惠老師當時把我安排到（二）班教室裡南邊那列座位中間靠近過道的一個座位上，我的前面座位上坐的是陳紅衛同學。紅衛同學的母親在西寺小學旁邊的那個國營藥店工作，他就住在這藥店裡。藥店離我外婆家所在的寶塔巷很近，放學回家時我倆就同路。
幾天後，我在（二）班教室裡參加了一場考試。記得當時參加考試者有三十名左右，都是慕名而來想進重點班的學生。考的內容是語文、數學和英語，題目都在一張試卷上。考完後，因為一直都不知道結果，慢慢地就把這事給忘了。
那幾天裡，我亦第一次見到了祁吉壽老師。祁老師是（一）班的班主任，教我們兩個班的語文。當時，祁老師穿了件黃綠色上衣，瘦臉短髭，樣子很是威嚴。同樣是在那幾天裡，我還偶然間得知，那天下午我進了美原中學後，在那條南北小道上給我指路的那位精幹利索的女生是我們（二）班的，名叫王高川。知道她是我班同學後，我瞬間感到羞愧，因為我忽然想起那天我喊她時稱她為“前頭這一娃”，覺得我如此喊她實在是禮貌不夠，而有些來自鄉野的粗魯。
六、在美原中學重點初中班
美原中學重點初中班是一種特別的辦學模式，既空前，亦絕後。這重點班總共招過兩期（七八級和七九級），我所進的屬於第二期。這第二期最初只招收美原和雷古坊兩地的優秀學生，招了總共六七十名。後來，隨著其美名遠播，不但美雷兩地原先招生意向之外的學生想方設法地進來，不但本縣其他地方（如老廟、薛鎮、底店、梅家坪、到賢）的學生紛紛慕名而來，而且富平縣以外的地方（如蒲城、銅川、咸陽、臨潼），亦有學生輾轉託人而胳膊接腿、腿接胳膊地來此求學了。初三畢業時，我們那兩個重點班的學生已經達到了一百零九名。
雖然我只在這重點班念過一年的初三，但是對當時的情況卻記憶深刻並感受良多。那是典型的寓教於樂、寓學於樂，是真正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近些年來，什麼樣的教育才是素質教育這個問題，一直在被談論著。現在想來，我們當年那兩個重點班所實行的，就是標準的素質教育；這素質，首先是學習素質，是應試素質，其次亦絕不忽視其他素質。
重點班的學習很緊張，教室裡總洋溢著拼搏的氣息。除了吃飯、上廁所和晚上睡覺，其餘時間全都在學習。早上起床，儘管我自己覺得都起得夠早了，但從寶塔巷我外婆家一路疾走到了教室後，發現還是有多位同學已經先我而到了。記得有一次，我下了狠心專門上了鬧鐘，清晨五點鐘之前起床完畢，五點鐘準時從我外婆家出發，一路小跑地到了教室外面。本以為第一個到教室的應該是我，結果進去後發現郭呆馬和王天盈兩位同學早已經到了，正在那裡出聲地讀英語。
惠西勝老師給我們的數學活頁作業堪稱當時一道特別亮麗的風景。通常的情形是，惠老師早上先給我們講新知識點。他的板書總是從黑板的左上角開始，一節課下來，黑板就寫滿了。早上放學後我們匆忙吃過飯再次趕到教室時，惠老師就已經把他刻版油印的活頁作業發到了我們每個人的座位上，而我們就開始做這活頁作業，並在限定的時間裡做完後上交給惠老師。然後，惠老師就對我們的作業進行認真細緻的批改，次日早上再把批改了的活頁作業發還給我們，並根據在批改作業過程中所掌握的情況，而有主有次地、有詳有簡地講解這作業上的題目。這種方式一直循環往復地進行。一學期下來，將經過惠老師批改和講解過的活頁作業裝訂成冊，就成了一份實用而珍貴的數學學習資料。
學習離不開競爭，而既為重點班，競爭自然異常激烈。第一學期期中考試，我全級排名第七。班主任惠西勝老師將成績名次公佈後，我感到非常羞愧和難過。早上放學後，我心情沉重地穿過美原鎮街道回到寶塔巷我外婆家。我外婆她老人家把飯端到我面前，我難過得吃不下。當時，我心想著自己在原先的莊鎮七年制學校裡都是經常得第一名的人，現在竟然考得這樣差，這以後還怎麼見人？這次考試排名，是我進入美原中學重點初中班後的第一次考試排名，加之名次落差很大，從原先在莊鎮七年制學校裡的經常考得第一名，突然變成了現在的這第七名，所以這事從那時起就深深地刻在了腦子裡，讓我一直都不曾忘記。
緊張和拼搏的同時，我們亦有自己的快樂。冬天下雪了，教室外面地上是厚厚的雪，而教室裡面，惠西勝老師正在教我們學唱歌曲《腳印》：“潔白的雪花飛滿天，白雪覆蓋著我的校園。漫步走在這小路上，腳印留下一串串………”。數學教師而教學生唱歌，又是在冬雪之時唱著描述雪花飛舞的歌，現在想來，那場景是何等樂觀而浪漫！那是一九八一年的冬季，當時國人尚普遍不知暖氣為何物，教室裡更是沒有任何取暖裝置，而西北農村的冬天又非常寒冷，但在這樂觀和浪漫中，我們卻都忘記了寒冷，而恢復了慣常的鬥志昂揚！至今，我還記得惠老師當時左手拿著歌詞、右手打拍子的樣子。
有一回，正上晚自習時停電了，祁吉壽老師就把我們兩個班的學生召集在（一）班教室裡，讓我們坐在一起，而他則在教室前面的講桌上點了根蠟燭，捧著一本書，給我們講起了其中的《王安石三難蘇學士》這故事來。燭光裡，祁老師神采飛揚，妙語連珠，我們聽得專心致志，如痴如醉。當時，聽祁老師讀了“海鱉曾欺井內蛙，大鵬張翅繞天涯”這兩句開篇詩後，我就想象著大鵬在天邊展翅翱翔的樣子，並覺得這第二句真是太有氣勢了！講故事過程中，遇到估計我們不太懂的詞語，祁老師就給我們做簡要的解釋，解釋完後有時還會在燭光下朝著坐在昏暗裡的我們頷首微笑。自這晚之後，只要想到“三言二拍”，我就會憶起這個燭光之夜，憶起祁老師當時的神采和妙語，憶起他的微笑。祁老師的微笑，是富有感染力的。這微笑，散發著善良和親切，洋溢著進取和達觀。
讓學生大量閱讀，乃是祁吉壽老師語文教學的一大突出特色。在教材上的文章之外，祁老師給我們介紹了大量的名篇華章，並將這些美文專門刻版油印出來發給我們。“黃藥眠”這名字我就是自祁老師處知道的。祁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介紹美文時，提到了這名字。那時的課堂上，師生雙方說的都是本地方言，而我們富平方言則讀“藥”為yue。當時聽了祁老師提說這名字，因為根本不知道這人是誰，我就以為“yue mian”對應的兩個字是“藥棉”，心想這名字還真是叫得奇怪，“藥棉”不就是我們大隊的赤腳醫生給小孩屁股上打針時用的那棉球麼！及至幾天後讀祁老師印發給我們的美文時，才知道了黃老先生名字的正確寫法，並立刻意識到了自己的無知。祁老師當時還給我們介紹過一本書，名為《文筆精華》，上下兩冊，彙集了世界各國文學名著裡的精美段落。聽了祁老師介紹後，我就趕緊跑到美原鎮街道十字口東北角那個“新華書店”裡把這書買下了。這種讓學生大量閱讀的教學方法，在當時實在可謂先鋒，堪稱前衛！這種教學方法，不但增強了學生的寫作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那些名篇華章裡所包含的信息幾乎覆蓋了語文知識的方方面面，所以，這種教學方法，對學生語文水平的全面提高，亦功莫大焉！
緊張的學習中不乏快樂，快樂之外依然是緊張的學習。這種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的背後，是惠祁兩位老師對我們的嚴格要求和嚴加管束。在那一年裡，我見過祁吉壽老師厲聲斥責學生時的樣子，那樣子真的讓學生害怕。我本人亦曾被惠西勝老師嚴厲批評過。有一次做平面解析幾何題，本應先畫個座標圖，然後再用文字表述，但我當時卻沒畫任何圖，就直接地寫開了：“如圖，A點的座標是……”。為此，惠西勝老師嚴厲地批評了我！古語有謂：“雷霆手段，菩薩心腸。”每每憶起惠祁兩位老師當年對我們的嚴格和嚴厲，我都會由衷地佩服而且感動！
說起惠祁兩位班主任老師的嚴格和嚴厲，我想到了王林民校長的嚴肅。在進美原中學讀書之前，我就聽說他五十年代曾在我們莊鎮學校當過校長。進美原中學之後，在整個初三那一年裡，我都沒有聽過他給我們講話。作為一校之長，想必非常忙碌吧。我只是在校園裡遠遠地看見過他幾回。記憶中，他老人家是個光頭，上衣的風紀扣緊緊地扣著，整個人不苟言笑，很嚴肅。
在惠祁兩位老師之外，其他任課教師亦都敬業勤奮。馮望儒老師的物理課講得認真細緻、一絲不苟。教英語的那位女老師漂亮負責，不過遺憾的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姓名。張立俠老師在指導我們複習政治課時，為了幫助我們記憶，專門編了口訣讓我們背誦。那口訣很是押韻，尤其是用我們富平方言背誦的時候，不但押韻，而且讀起來琅琅上口。至今，我還記得其中這樣的兩句：“一八九八，戊戌變法。”
教師的敬業勤奮和學生的刻苦努力終於換來了驚人的碩果。在一九八二年那年的中考中，我們那兩個重點班取得了壓倒性的輝煌戰績，並因此而譽滿全縣。那時，絕大多數學校每年只有那麼一兩名學生的成績達到中專（此處“中專”一詞取其廣義，含“中師”）線，甚至有的學校還會抹光頭，達到中專線的學生連一名都沒有，而我們那兩個重點初中班，那年中考成績達到中專線的人數竟然高達二十九名，其中，中師上線人數佔到全富平縣中師上線人數的四分之一。這只是中專上線情況，至於重點高中上線人數，那就更多了。在那個年代，中專的錄取分數線高於重點高中。那年中考，我們兩個重點班的數學成績竟然有好幾個滿分，這在當時可真是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轟動，人們為此而紛紛談論著。我亦很榮幸地躋身於這幾個數學滿分者之列。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我和惠西勝老師在微信上聊起我們兩個重點班當年的中考情況。儘管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但當師生倆談到當年的數學中考成績時，我敬愛的惠老師依然難掩興奮之情！
在緊張的學習之餘，同學們沒有忘記對美的追求。中考前夕，興起了改名潮。在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偉大的馬克思曾經有言：“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衡諸心理學原理，改名行為正反映了改名者對美的追求，表明改名者正在按美的規律進行自我塑造。經過改名，許多大方、清新、有詩意、有氣勢的名字出現了，如“喬拴牛”改成了“喬力”，“楊小寧”變成了“楊瓊”，“傅亞玲”新名“傅嵐”，而“呆馬”，則開始“翔宇”了。郭呆馬老同學的這新名字給我印象很深，它實在是太有氣勢了！我當時沒趕這個潮流，因為在一年前剛轉入我們這重點班時，我就已經改過了，由原先一直使用的“孫軍立”，改成了現在這個名字。我的改名，是經過家長同意了的。
七、告別美原中學重點初中班
中考之後，我們就各回各家等待成績。一天傍晚，我舅騎著自行車匆匆忙忙來到我家，說我的成績上了中專線，讓我儘快去填志願。當時，我舅對我父母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姐姐，哥哥，我給你倆說奧！中學說叫我給娃通知一哈，說娃考上了，能走箇中技！人家叫娃趕緊去填志願哩！今黑來我先把娃帶上去，明早麼，哥哥，你就趕緊上來把娃領哈到中學去填志願！”
我舅所謂“中學”，指的就是美原中學，美原鎮街道里的居民對美原中學都這樣叫。我舅所謂“中技”，指的其實是中專。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人都不太懂“中專”和“中技”的區別，誤將它們統稱為“中技”，但事實上，它們兩者之間乃有著嚴格區別。“中專”是“中等專業學校”的簡稱，而“中技”則是“中等技術學校”的簡稱。按照當時的規定，“中專”畢業後是國家幹部，而“中技”畢業後則是技術工人。就“中專”本身而言，它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者係指所有中等專業學校，包括中等師範學校在內，而狹義者則不包括中等師範學校。這個“不包括”，根源於師範專業的特殊性。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特別專門的說明，人們提到“中專”時，指的就是狹義中專，亦即航空、水利、儀表、紡織、氣象、石油等中等專業學校，而不包括中等師範學校。當時的官方文件中經常出現的“中專、中師”這種表述，即反映了“中專”的這種廣狹差異。我舅所謂“中技”，指的就是狹義中專。與此相應的一個事實則是，我參加中考那年，一九八二年，中專（狹義）的錄取分數線高於中師的錄取分數線。
我舅當晚就騎車載著我回到了美原鎮街道寶塔巷我外婆家。我一夜激動，未能成眠。第二天一大早，我父親騎著自行車到了我外婆家後，就領著我到了美原中學，見到了惠西勝老師。
惠老師的辦公室在美原中學最西南那排教師辦公室的大概中間位置，門朝南開。進去後，只見門口左手這邊，有張桌子倚靠在南窗下面，而遠處的北窗下面，亦是張桌子。惠老師坐在門口這張桌子旁，面朝東。他手裡拿著我們兩個班的中考成績表，看了看，對我父親說了我的成績情況，說我的成績能走箇中專，並說我的數學還得了滿分。當時，我父親坐在惠老師對面，我站著，就站在門口離惠老師那張桌子很近的位置上。說完我的成績情況後，惠老師就把那成績表放到了他右手邊的桌面上，而繼續跟我父親談話。我當時很想知道我在全級的名次，但是既不敢直接問惠老師，更不敢向惠老師把那成績表要來自己看。於是，在惠老師跟我父親談話的過程中，我就踮起腳尖向前傾著身子，脖子伸長地瞄了瞄桌面上平鋪著的那張成績表。只見那表左邊有一欄是學生姓名，按照考試成績從高到低排列。我對自己平時的考試排名情況本來就有大致瞭解，而人對自己的姓名又分外敏感，所以，將排名最前的那幾個姓名掃視了一下之後，我就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姓名：我是第五名，前面有四個人，第四名是王天盈同學，前三名則是郭呆馬、任再萍和何廣舉同學。
惠老師跟我父親談話的內容就是力勸我父親讓我直接上重點高中而不要讓我上中專。在他們談話中間，惠老師稱我父親為“文楨他爸”。惠老師的這稱呼很特別，給我印象很深，因為我一貫稱我父親為“達”而不是“爸”，覺得這“爸”是城裡人才有的稱呼。惠老師最終沒有能夠說服我父親。記得我父親當時笑笑地對惠老師說：“將來那事，誰能知道麼，不好說。”說最後這三個字時，我父親是邊說邊笑笑地眯眼搖頭。
報考志願是我親筆填寫上去的。當時，惠老師給了我一張“陝西省1982年中等專業學校招生報考登記表”，讓我到北窗下的那張桌子處去填寫，並說那裡有凳子可以坐，讓我就趴在那桌子上寫。記得當時桌子上還有張報紙，上面有很多中專學校的名稱，學校名稱後面是招生名額。現在想來，那應該是陝西招生報吧。按照那個“報考登記表”上的規定，每人可以填報五個志願。我根據那張陝西招生報上的學校信息，填寫了五個志願。這五個志願按其先後順序依次是西安航空工業學校、陝西省水利學校、西安儀表工業學校、陝西咸陽紡織工業學校和陝西省氣象學校。現在看來，當時填的這都是些啥學校嘛，男孩子填這紡織學校幹什麼？但當時不懂，就那樣填了。五個志願當中，沒有任何師範學校。在當時那種中專（狹義）錄取分數線高於中師錄取分數線的背景下，以我的那個上中專（狹義）學校綽綽有餘的成績，我是絕對不會自我菲薄而去填報任何師範學校的。
填完志願後，就跟惠老師告別了。出了美原中學，父子倆先是去了寶塔巷我外婆家。幾個大人坐著說了些話，我父親就載著我回家。一九八二年那年的七月八月，富平北部地區下了幾十天的連陰雨。回家途中，多處可見倒塌的房屋和土牆，公路兩旁的樹亦有歪斜的。騎車到美原鎮八聯村沐東堡（老同學郭呆馬他堡子）西邊那條南北土路上時，雨又開始下了起來，路面變得泥濘。父親貓腰奮力地蹬著，不說一句話。我聽見車子鏈條嘎吱嘎吱作響，就趕緊跳下後座步行。父親發覺後，稍帶慍怒地命令我坐上去。我於是又坐了上去。那天父子倆亦沒打傘，就那樣地在雨中淋了一路。
在此後的很多年裡，尤其是在我為人夫為人父之後的很多年裡，我都會經常地想起當年父子倆這雨中歸家的一幕，想起當時四十一歲而正年富力強的父親命令我坐上自行車後座時的慍怒。不過，我肯定他那天在內心裡其實是非常高興的。三個孩子當中，終於有一個可以離開農村而吃上“商品糧”了，而且從此以後，亦不用給這個孩子操心蓋房娶媳婦的事了！在一九八二年時的中國，一個無權無勢並因所謂“投機倒把”而遭受過眾人批鬥的最底層農民，突遇這種空前大喜，他怎能不倍感高興？！這世界上有一群人，只要苦難稍微有所減輕，即立刻感到得了人生至高的快樂，這群人的名字叫“中國農民”。
錄取通知書來了，但卻不是我所填報的那五個中專（狹義）學校中的任何一個學校，而是陝西省蒲城師範學校。儘管那時中師的錄取分數線高於重點高中，但卻低於中專（狹義）學校。比之中專（狹義）學校，中師屬於次一等的學校。當時，拿著蒲城師範的錄取通知書，我哭了。失望、難受、委屈、悲傷、無奈、憤怒、憎恨、茫然、焦慮、痛苦、暴躁等消極惡劣情緒都集中於那一刻爆發了！一個十五歲的農村少年，在那一刻，切身感受到了意志被無情違背和無情踐踏後的無力、無助和無望！！！……我的最後依然不得已而去了蒲城師範，說到底，是因為我家當時的貧窮。現在有一句網絡語叫做“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事實上，被貧窮所限制的，又豈止人的想象力！況且，那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農村！
在那個年代，初中應屆畢業參加中考而考上中專中師，其榮耀轟動程度遠遠勝過今日高中應屆畢業參加高考而考上“985大學”和“211大學”，絕對屬於個人和家庭的特大喜事。在當時的整個中國農村，凡中考考上中專中師者，其家長當中，往往會有人因此而整天喜笑顏開，亦有人從此變得言語囂張而不可一世，甚至還會有人為此而大宴賓客，隆重慶祝，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吃國家飯的學校。不過，我的家長卻沒有過此類行為。最初，因為我陷入極端消極惡劣情緒當中而堅決不願意去上蒲城師範，他們不得不整天地為我擔心憂慮，擔憂我因此而患上精神病成為瘋子或者因此而喝藥自殺。後來，看到我經過他們和各位親戚長輩的輪番勸說而情緒有所好轉並勉勉強強地願意去上蒲城師範了，他們終於開始不再如此前那樣擔心憂慮了，但依然為我感到難過，同時亦對整個事情感到無可奈何。在這種擔憂難過無奈的緊張和苦悶當中，他們根本沒有心思興高采烈，更沒有心情（當然亦沒有錢）設宴慶祝。我的中考成績上箇中專（狹義）學校綽綽有餘，但卻被錄取到了次一等的蒲城師範，這在我父母看來，無疑屬於我人生路上的磕絆坎坷。他們覺得，如果他們亦像其他家長那樣整天喜笑顏開或言語囂張或設宴慶祝，那就不但有違他們自身的做人風格，不但有悖常理和常情，而且有些掉價和不值。
命運，就這樣在我十五歲時即與我開了一個難以謂之善意的玩笑，就這樣在我尚處於少年時即無情地捉弄了我！不過，這玩笑和捉弄，亦使得我從短暫的消極惡劣情緒中走出來後，就立刻下定了決心：今生今世，非考他個博士不可！
赴蒲師報到之前，我需要轉團關係。當時，祁吉壽老師兼任著美原中學的團委書記。那天，我跟我父親到了美原中學會議室最東端那間房子裡，那是祁老師的辦公室。將我的團關係材料裝入牛皮紙信封並封好後，本來坐著的祁老師站了起來。只見他左手捏著信封的一角，右手從桌上握起一支小毛筆，然後就在信封上寫了一行字。寫完後把那些字看了看，就將信封給了我。
從祁老師辦公室出來後，我父親推著自行車，我跟著，父子倆就朝美原中學的校門處走去。出了校門，到了美原中學前面那條南北路上時，我父親叮嚀我把團關係材料拿好。聽到我應諾後，他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事情似地對我說：“你看到你祁先生剛才寫字的那樣子了麼？那就叫懸肘，知道不？”他的語氣裡充滿了讚賞和欽佩。
我父親對於寫字寫得好的人，一貫是讚佩有加。不過，中國農民的樸實和內斂，使得他總把這讚賞和欽佩埋在心裡，而不善於當著被讚佩者的面表達。
我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中旬的一個早上去蒲城師範報到的。當時，從我們莊鎮村到蒲城縣城的長途車費是六角錢。為了省錢，我父親就用自行車載著我，沿著我們莊鎮村南邊村口的西禹公路，駛向東邊的蒲城縣城。坐在自行車後座上舉目北望，只見遠處的金粟山萬斛山沐浴著燦爛的朝陽巍巍靜立，美原鎮街道法源寺塔的塔頂在初秋蔚藍的天空下若隱若現。再見了，我的重點初中班！在你那裡，沒有教師對學生的報復和壓制，我亦從未遭受過任何同學的欺侮；自你那裡，我收穫了優異的中考成績，並憑著這優異成績衝出了農村。再見了，敬愛的惠老師祁老師！再見了，親愛的同學們！
八、紀賢小學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自蒲城師範畢業並開始參加工作，時年十八歲。按當時的規定，凡師範學校畢業者，必須任教滿三年方有資格報考大學。在一九八八年考上大學之前，我做過三年教師。這其中有一年，是在農村學校度過的。這個農村學校，就是位於我們到賢鄉紀賢村的紀賢小學。
紀賢村在我們到賢鄉的東南端，在我家南邊六七里處，南鄰我縣施家鄉，東接蒲城縣的曹家溝村，當年實屬荒遠偏僻之地。其北邊與我們莊鎮村接壤處，有個橢圓形大土堆，那便是秦朝大將美應侯王翦的墓冢。秦滅六國，王功居最。清初富平籍關中鴻儒、康熙年間翰林院檢討李因篤老先生曾為此賦詩而贊曰：“秦皇談笑取群雄，一代宗臣首戰功。”那年八月底，我騎自行車載著鋪蓋卷赴紀賢小學報到而經過這個省級重點保護文物旁邊時，還曾專門下車察看參觀。當時，看著眼前破損的石碑，想起墓冢主人那曾經的威武輝煌，再望望四周的寥落人煙，我在感嘆白衣蒼狗、渤澥桑田的同時，更覺得此地荒僻不堪。
這裡的村民系山東移民後裔，民風保守淳樸。自北向南，共三個村民小組，紀賢小學就處於這三個小組的中間位置。校門朝南開，前面是塊空地，而空地前面是個壕溝。進了校門，左右兩邊各有個月亮門。月亮門外是花壇，門裡有三四間房子，那是校長和教師們的辦公室。站在校門口向北看去，遠處是操場，而近處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則坐落著幾個教室。全校有五個年級，學生人數在一百三十名左右。學校工作人員配備很簡單，一個校長，五個教員。這種簡單對於紀賢小學這樣的完全小學來說，可謂不高不低而恰如其分。
校長緱景華先生是個高個子，四十多歲，愛說愛笑，心底善良，屬於性情中人。其他四位同事中，除一位將近四十歲之外，另外三位都在三十歲左右。我當時二十歲，年齡最小，是六個人當中唯一的單身。六人當中，尚玉明、劉秀琴和張清智三位同事均是紀賢村本地人，而我、緱校長和另一位同事張品俠老師都是外地人。緱校長的家在我們到賢鄉的西城村，張品俠老師的家則在我們莊鎮村。張品俠老師當年曾在莊鎮七年制學校教過我物理，與我有師生之誼，現在又成了同事，可謂老熟人了。那一年，她剛從蒲城師範學校的民師班畢業而由此前的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和我一起被調到這紀賢小學來。
學校很簡陋，沒有灶房。三位本地教師在他們自己家裡吃飯，而緱校長、張品俠老師和我三位外地教師就吃“派飯”，即由村民輪流著給我們管飯。每天上午放學，我們三人就去村民家裡用餐。當時，張老師的兒子還沒到入學年齡，得由大人帶著，所以吃飯時張老師就攜了孩子一起吃。至於該輪到哪家管飯，村上自有安排，不用我們操心。飯菜的質量普遍屬於上乘，乾淨衛生，美味可口。用餐過程中，男主人會陪著我們邊吃邊聊，談古論今，而女主人則忙前忙後，或者親自上菜添飯，或者使喚孩子給我們端茶遞水。用餐完畢之後再稍坐片刻，緱校長就會領著我和張老師離開。回學校的路上，巷道里時有熱情的村民向我們打招呼，而緱校長則代表我們給予熱情的回應。出了村子，到了大路上，緱校長會給我和張老師講我們到賢教育界的趣聞軼事，講這紀賢村當地的風土人情。放眼四望，只見藍天高遠，田野遼闊，偶有鳥鳴拂過耳畔，卻更顯出鄉村的靜謐。遠處的路上，有三三兩兩的學生正慢悠悠地朝學校走去。在這樣的說說笑笑中，我們就回到了學校。
晚餐不去村民家裡吃，而由學生給我們送來。下午放學後不久，當日輪值管飯的村民就會安排自家孩子把飯菜送到學校。接過學生手裡的馬頭籠子，掀開籠蓋，只見籠子裡面是用包袱裹著的六七個碩大溫軟的白麵饅頭，外加一碟油潑辣子和一碟家常菜。有時，遇到特別厚道熱情的村民，還會摘了家中庭院樹上的果子讓孩子一併帶給我們。學校東邊那個花壇離緱校長的辦公室最近，我們就各人從自己的辦公室裡搬來椅子，聚坐在這個花壇低矮的護欄旁用餐，而護欄的檯面就成了餐桌。我們吃著說著，間或亦會與送飯菜來的學生開個玩笑，以免學生總是呆呆地站在旁邊感到緊張。用餐完畢，往往就到了傍晚時分。站起身來，遠望學校西牆外的天際，只見夕陽餘暉，霞光萬里，而西牆牆頭邊上的樹葉，則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婆娑多姿。此情此景，讓人生出無限的遐思。
那年冬天，學校給每位教師發了一大架子車塊煤，讓我們用來取暖。我的那堆塊煤就堆放在我辦公室前的南牆下面，黑亮亮明耀耀的。那個年代，農村學校的教師辦公室裡普遍都沒有床，而是盤了炕。紀賢小學的那炕在當地叫“爐子炕”，可以通過在炕下的爐子中燒煤把炕燒熱而取暖。我試著用那爐子燒了一次煤，結果弄得整個屋子裡煙霧瀰漫，我被嗆得咳嗽不停，眼淚直流。發現爐子竟然這麼難用，我於是就放棄了，此後再也沒用過。這樣，整個冬季，我就一直睡著冰炕。當時，因為忙於考大學，教學之餘，心思都撲在學習上，所以亦根本沒覺得那冰炕有多冷。門外那些黑亮明耀的塊煤，就一直靜靜地堆在那南牆下面。時間一長，我就把這堆塊煤的事全然忘記了。
很多年後一個冬日的晚上，在西北政法學院的研究生寢室裡，我跟同學飲酒聊天。我們各自談著自己的經歷，天南海北地侃著。就在這侃談中間，我突然地就想起了紀賢小學，想起了它的大門，想起了我的那間辦公室；最後，我終於想起了辦公室前面南牆下的那堆塊煤！心裡一算，這離開紀賢小學已經八年了。整整八年過去了，我竟然都從來未曾想起過我的那堆塊煤！
當時，坐在研究生寢室裡，嘴裡跟同學說著話，心裡卻在默默地想著我的那堆塊煤。那堆黑亮明耀的塊煤還在那裡嗎？估計，早都不在了吧？對，應該不在了，畢竟都八年了嘛！當年在紀賢小學時，教學之餘心裡總想著考大學，把其他的許多事都忽視了。如果當時能想到那堆黑亮明耀的塊煤，我定會在離開紀賢時，將它們贈送給家在當地的那三位善良淳樸的同事。
在紀賢小學的那年，我擔任五年級的班主任，語數和體音美這五門課程都是我給學生教。緱校長說我是正兒八經的師範生，是年輕人，就該把這畢業班給接下來。班裡共有三十一名學生，都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天真可愛。有的學生名字叫得相當不錯，讓人感到其父母很有文化修養。記得有個學生名字叫“韓振庭”，還有個學生名字叫“許水龍”。這兩個名字，一個動賓，一個偏正，都相當不錯。算起來，這兩個學生現在應該是四十三四歲的中年人了，他們過得都還好吧？
學生們畢業前夕師生合影時，我覺得在全校六位教師中，我年齡最小，就自覺地坐在了教師那排座位的最邊上。緱校長看見後，說：“誒小夥子，你都是班主任哩麼，咋給躲到邊邊上去了？躲啥哩？來來來，跟緱老師坐到一搭！”他一邊說著這話，一邊就拉著我的右胳膊讓我跟他坐在了最中間。
緱校長就是這樣，提到他本人時，不常說“我”，而說“緱老師”或“你緱老師”。除了這個特點外，他還愛讚美別人。當時，在村民家裡吃派飯時，他多次對我和張老師談起一位叫向杏麗的教師，說這位向老師此前曾在紀賢小學教過，對工作認真負責，待人接物亦很好。後來，我知道了這位向杏麗老師原來是我老同學向美麗她姐。美麗老同學跟我在美原中學重點初中班和蒲城師範同過學。幾年前，微信聊天時，我對美麗老同學說：“對你姐，我是從未見過其人，但卻久聞其美名啊！”
緱校長還對我讚美過到賢鄉教育組的溫世秀老師。有一回，我下課後出了教室，看見緱校長正在學校門口對一位推著自行車將要離開的中年男子講話。中年男子沒緱校長個子高，年齡看起來比緱校長大些，厚唇，戴了副深度近視鏡，寡言少語的樣子。這中年男子離開後，緱校長對我說他是鄉教育組的溫世秀老師，並說溫老師愛好書法，毛筆字寫得特別好！
在紀賢小學的那段時光，總讓我難以忘懷，每每憶起，即倍感溫馨。在那裡，村民淳樸敦厚，學生天真可愛，同事和睦親善；天高地遠，風光自然。只是，我當時強烈地想上大學，並因自己還不是大學生而感到萬分憂愁苦悶。俄國詩人普希金有一句詩是“在那無望的憂愁的折磨中”，而我當時的心境僅用這一句描述是不夠的，還應當再加上類似的一句：“在那荒涼的貧瘠的困擾中。”當時，我心裡經常回響著聞一多先生的兩句詩：“誰稀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考上大學離開紀賢小學後，我偶爾亦會聽到那裡的消息。有一年，聽說張品俠老師在我離開後不久亦離開了，調到富平縣城裡一個學校任教了。又有一年，聽說緱景華校長亦離開那裡了，並且已經轉成公辦教師，當了大半輩子的民辦教師終於熬出頭了。當時聽了這消息，我由衷地為緱校長感到高興，並想著其他那三位家在紀賢村當地的同事是否亦跟緱校長一樣由民辦轉成公辦了。民辦教師曾為中國的鄉村教育事業做出過絕對不可磨滅、絕對不可忽視的貢獻，而這貢獻裡又往往飽含了太多的委屈、悲傷和辛酸。他們的貢獻應當得到濃墨重彩的宣傳，他們那個群體應當得到熱情的頌揚和真誠的紀念。
前幾天跟老同學向美麗微信聊天時，得知緱景華校長已經駕鶴西歸了。美麗老同學的孃家在到賢鎮街道里，緊鄰著緱校長的西城村。聽她說了這消息時，我再次想起了高個子的緱校長總是笑笑的樣子，想起了紀賢小學的大門和教室，想起了當年在紀賢的那段時光。
九、天邊歸雁披殘霞
二零一三年暑假期間，我回了一次陝西富平老家。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在我家自留地旁邊的大路上走了走，閒著沒事，就尋思著去紀賢小學看看。騎了我弟的摩托，跨過我們莊鎮村南邊村口的西禹公路後南行，很快就到了王翦墓冢那裡。沒停車，只是減速慢行而遠遠地望了望墓冢，就繼續南行。幾分鐘後，到了紀賢小學。
呈現於眼前的，是破舊的圍牆和斑駁的校門。校門上的金屬，已經生鏽。推開虛掩的校門，滿目凋敝衰敗。那幾個教室都還在，不過周圍卻長滿了半人高的荒草，牆皮亦嚴重脫落。遠處的操場，看樣子早已經被廢棄不用，只有一群鵝在西牆那裡嘎嘎地叫著。整個視野裡，看不見一個人影。我故意咳嗽了兩聲，只聽得東邊那月亮門裡面傳來響動，隨後就有位看起來八十多歲的老人彎腰蹣跚而出，並問我找誰哩。知道了我的來意後，他就邀我去他房子喝茶。他之所謂“房子”，即為月亮門裡面第一間房子，這是當年緱景華校長的辦公室。我進去看了看。房內昏暗凌亂，早已沒了當年模樣，而又有菸草、茶葉和著泥土的黴味陣陣刺鼻。我沒喝茶，只與老人簡單地聊了幾句就出來了。據他講，紀賢小學早就被撤了，都撤了五六年了。“為啥撤了？還能為啥？沒娃了麼！”他說。
返回我村途中，跟紀賢村永和堡的一位村民聊了聊。村民說，學校裡的那位老人，因為跟家人鬧了矛盾，沒地方住，就住在了那裡，怪可憐的。
那天自紀賢小學回到我弟家後，就跟他說起這農村學校的變遷。我弟是鄉醫，村衛生所就設在他家，他那裡總是有村民來來往往。那天在他處，談起農村學校時，有村民告訴我說，我們莊鎮學校早都變成小學了，並且估計離被撤亦不遠了。據村民說，越來越多的學生都去到賢鎮街道里的學校上學了，甚至有些富裕家庭，把娃都弄到富平縣城裡上學去了。聽了這話，想起當年七年制時它的盛況，再看看目前它的這個難以為繼樣，今昔對比，真是讓人不勝唏噓，而感嘆這世事變化的巨大和無常。
我弟家的西邊就是我們莊鎮學校。那天傍晚，站在我弟家後院裡的果樹旁向西望去，只見莊鎮學校沐浴在落日的餘暉裡。當時，天際是如血的殘陽，周圍是靜謐的村莊。
前幾天與我母親通話時，跟往常一樣，我問她的身體狀況，問富平的天氣咋樣，問她最近有沒有再寫古體詩。母子倆還說了些本村本地的事。說起我們莊鎮學校時，她說早都撤了，門都關了，沒學生娃了。
自多位老同學的微圈裡得知，我的母校美原中學，這些年來學生流失亦非常嚴重，學校規模每況愈下，早已不復當年的盛大和輝煌了。
農村學校正在消失，此乃時代潮流，順之應之，即稱明智。不過，我的關於農村學校的記憶卻從來都未曾消失。記憶，它總在那裡。這記憶中，有冬晨朗讀，有兒時學伴，有鬱悶經年而笑顏冷卻，有刻苦忘我而志氣沖天；這記憶中，有老師的嚴格嚴厲，有同事的和睦親善，有村民的淳樸敦厚，有田園的靜謐自然；這記憶中，有孩子的倔強和堅韌，有父母的企盼和呼喚；這記憶中，有平民子弟“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畏，有農村少年當風而立、冒雨前行的勇敢！
走筆至此，剛過凌晨兩點。室外的酷熱已經消退，起身踱至陽臺拉開窗戶玻璃，頓覺清風習習，涼爽撲面。遙望窗外上方都市的夜空，只見皓月懸天，蒼穹高遠。深邃廣袤的夜空總是引人遐想。在這遐想的亦真亦幻當中，我彷彿聽見那記憶中的歌聲正自遠方隱隱傳來而縈繞於耳畔———
“盼望踏上思念路，飛縱千里山。天邊歸雁披殘霞，鄉關在何方？………”
記憶，不會消失；記憶，它總在那裡。
作者簡介：孫文楨，男，1966年12月出生，陝西富平人；法學博士，法學教授、研究生導師，兼職律師；現供職於武漢工程大學，從事民商法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在法學教研和法律實務之餘，愛好文學、英語和音樂。
閱讀更多 渭南文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