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摘自詩人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熟悉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人都知道，“胡康河谷”是一個多麼令人恐怖的區域，緬語意為“魔鬼居住的地方”，這裡山險林密、瘴癘橫行、河流縱橫、雨季氾濫，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區也被稱為“野人山”，中國遠征軍有5萬多將士的遺骨，永遠散落在了那片人跡罕至的地方，以累累白骨築起了一道中國遠征軍的“無字碑”。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這兩句詩出自詩人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詩中，這首詩曾被譽為中國現代詩史上直面戰爭與死亡和生命與永恆的里程碑式代表作品。
穆旦從軍照
穆旦是那段跨出國境異邦抗戰的親歷者，也是他以自己和戰友鮮血和生命寫就的詩篇，因此也就格外地震撼人的心靈，但也正是那段不堪回首的遠征經歷，讓他的後半生經歷了肉體、精神和靈魂上的磨難。
2018年是詩人穆旦誕辰100週年，即便是詩歌愛好者，又有多少人知道穆旦的存在，原本應該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佔有一席之的穆旦，不但被政治所遮蔽，而且也被歲月所塵封，如今我們像挖掘出土文物一樣，需要重新認識穆旦其人和他詩歌的價值，還歷史本來之面貌，讓一個真實而立體的穆旦呈現在世人的面前，究竟是“功與過”還是“罪與罰”，任由當代的讀者去進行評價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穆旦是其將“查”姓拆開作為筆名的，浙江海寧人，“查氏家族”是當地望族，其先祖查慎行（1650—1727）是清初著名詩人，康熙四十二年中進士，曾擔任過康熙皇帝的文學侍從，當年“查氏家族”有“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之譽，海寧“查氏宗祠”裡就有康熙皇帝親筆題封：“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1918年2月4日，穆旦出生於天津市北馬路恆德里3號，其父查燮和只是法院普通職員，母親李玉書乃家庭婦女，穆旦姊妹三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1923年9月，穆旦入天津北馬路城隍廟小學讀書，也許是遺傳了“查氏家族”喜讀書的基因，穆旦很早就顯露出過人的聰慧和才華，他在小學二年級就有作文《不能那樣說》發表在由劉清揚、鄧穎超等人主辦的《天津婦女日報·兒童花園》上。
1929年，穆旦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名校——南開中學，其在讀高中二年級時就開始發表詩歌等文學作品，其筆名穆旦就是這一時期首次使用。
1935年，穆旦在《南開高中生》第三期發表了詩歌《哀國難》，還在《南開高中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上發表了《一個老木匠》，充分顯示了其寫詩的才華，他還在國文老師的指導下寫了一篇論文——《六十篇文學評鑑》。
1935年9月，穆旦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地學系，翌年4月又轉入清華外國文學系攻讀英國文學專業，並由此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當時外國文學系主任為吳宓教授，吳宓按照其母校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模式，創辦外國文學系，以造就“博雅之士”為培養目標，在其悉心經營之下，清華外文系很快就成為國內大學中第一流系科，穆旦當年的同班同學中就有王左良、許國璋、李賦寧、周珏良、李博高等人。
青年時期的穆旦
“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為了保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塗炭和毀滅，也為了讓中國高等教育文脈得以延續，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北京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組織師生西遷，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合併組建了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穆旦隨清華大學護校隊抵達長沙，當時文學院被安排在南嶽山中，租借“聖經學院”為校舍，這裡聚集了吳宓、葉公超、柳無忌、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金嶽霖、錢穆、錢鍾書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和教授。
英國詩人及文論家威廉· 燕卜蓀還給文學院的學生講授現代英國詩歌及莎士比亞等作品，由於戰時缺少教材，燕卜蓀硬是通過記憶，用手搖打字機完整記錄下來，讓師生們倍感震撼，穆旦由此開始接觸英國現代詩歌，當年11月，穆旦在南嶽創作了詩歌《野獸》。
1938年初，“武漢會戰”開始，長沙也將成為中日軍隊決戰的戰場，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又奉命西遷雲南昆明，西遷師生分兩條路線出發，一路乘火車經京廣鐵路至廣州轉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經滇越鐵路抵達昆明；另一路由三校體檢合格的200多名男同學和11名教師組成，在聞一多、黃珏生、曾昭掄等教授帶領下，開始了“世界教育史上的長征”，大家每天步行60至80裡，跨越湖南、貴州、雲南三省，行程3000多里，歷時68天抵達昆明。
穆旦就是這“長征”隊伍中的一員，在如此嚴酷的行軍環境下，穆旦手持一本《英漢辭典》，背熟一頁撕掉一頁，直到把這部辭典背熟扔掉，並寫下了組詩《三千里步行》，以記錄這段不尋常的經歷。
1938年4月5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開學，由於缺乏校舍，文學院和法商學院暫時在昆明西南蒙自原法國銀行和法國領事館安營紮寨，並在那裡暫住了一個學期。
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原本由胡適出任，但胡適臨危受命出任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就由馮友蘭出任文學院院長，而陳序經出任法商學院院長。
1939年夏，西南聯大文、法學院由蒙自遷至昆明，這一時期，穆旦結識了剛到文學院任教的詩人馮至，馮至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此前任教於同濟大學，被西南聯大聘為德語教授，穆旦還選修了劉洋榮教授的俄語課程，為其以後翻譯俄羅斯詩歌打下了基礎。
1940年，愛好文學的穆旦參加了聯大的文學社團——“冬青文藝社”，並與董庶、巫寧坤、蕭珊、楊苡等同學結為知心朋友，陸續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和論文等，這一年穆旦大學畢業並被留校擔任外文系助教。
1941年1月6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一事件給國共兩黨的合作蒙上陰影，也導致昆明政治氣候陰雲密佈，穆旦不斷地給《文聚》雜誌寫稿，相繼發表了《告訴》、《讚美》、《黃昏》等詩歌。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山本五十六的策劃之下，由南雲忠一率遠征艦隊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致使太平洋艦隊主力幾乎全部被摧毀，由此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
而與此同時，由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指揮的南方軍集群，兵分數路先後進攻並佔領了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關島、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所羅門群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
1941年12月23日，中國和英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並於26日訂立了“中英軍事同盟”，重慶國民政府同時組建了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支援英軍對日作戰。
中國遠征軍由杜聿明第五軍、甘麗初第六軍和張軫第六十六軍編組而成，共計9個師10萬餘人，以此確保滇緬公路暢通和安全，因為當時滇緬公路是國際社會輸送援華物資唯一的通道。
由於中國與美國、英國等同盟國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與同盟國軍事往來日趨增多，因此就需要大批軍事翻譯人員，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從內遷各大學外文系三四年級男學生中徵召翻譯人員，穆旦就是在此背景下，於1942年2月應招入伍，但穆旦此時的身份是教師，原本不在徵召範圍之內，是他自己主動報名參軍入伍的。
1942年3月8日，日軍第55師團和第33師團佔領了緬甸首都仰光之後，然後兵分三路向中緬邊境進犯，企圖切斷滇緬公路，封鎖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集結在中緬邊境地區的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開赴緬甸對日作戰，穆旦被分配至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總部擔任中校翻譯官，主要為史迪威和杜聿明擔任翻譯 。
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
中國遠征軍初期入緬作戰時，戴安瀾所屬第200師的“同古保衛戰”和孫立人所屬新編第三十八師的“仁安羌大捷”，不但打擊了日軍狂妄驕橫的囂張氣焰，而且大長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這一時期，穆旦創作了《春》、《詩八篇》、《出發》等作品。
但隨著“曼德勒會戰”的失利以及“密支那”“臘戌”等地的失守，怒江兩岸已經被日軍完全控制，中國遠征軍的退路已經被完全切斷，在這萬般無奈的情勢之下，穆旦跟隨杜聿明第五軍軍部撤退，於當年5月進入緬甸北部的“胡康河谷”，在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生與死的磨難之後，於7月到達英屬印度利多。
中國軍隊渡河攻擊日軍
穆旦在印度修整三個月後，於1943年初回到昆明，馮至的詩集《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詩集《十年詩草》對穆旦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他在這一時期，先後創作了《自然的夢》、《幻想的乘客》、《祈神二章》、《詩》、《贈別》、《裂紋》、《寄》、《活下去》等詩歌作品。
1945年1月，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探險隊》，又相繼創作了《線上》、《被圍者》、《春天的蜜蜂》、《海戀》、《旗》等一系列詩歌作品。
抗戰勝利後不久，穆旦創作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第一次將“胡康河谷”的經歷，以詩的形式展現出來，並以此祭奠犧牲在“胡康河谷”的中國遠征軍將士，這其中也包括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
1945年，聞一多整理、編選和出版了一本中國現代詩人新詩選集——《現代詩鈔》，此詩集共收錄當時著名現代詩人177首詩，收錄了草創體、七月派、現代派、學院派、抗戰派和新月派等六個流派詩人的詩，收入詩歌數量10首以上的詩人共有4人，徐志摩詩12首，艾青和穆旦的詩各11首，陳夢家的詩10首，而其他詩人的詩都是個位數，說明了穆旦在中國現代詩人中的位置和影響力。
1947年5月，穆旦在瀋陽創辦了《新報》，並自費出版了自己的詩集《穆旦詩集》，同年七月，北平的《文學雜誌》刊載了穆旦的詩《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同時刊載了穆旦同學王左良撰寫的評論《一箇中國新詩人》，王左良這篇評論穆旦的文章，1946年曾發表在倫敦的《LETTERS》。
1948年5月，穆旦在“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救濟署”和“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1949年8月，穆旦遠赴美國自費留學，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攻讀英國文學，同時他還選修了俄語和俄國文學，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聚集了一批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這其中就包括李政道、楊振寧、鄒謹、盧懿莊、周珏良、周與良等人。
1949年12月23日，穆旦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傑克維爾與在研究生院讀植物病理學博士的周與良結為伉儷，周與良是穆旦南開校友和西南聯大同窗周珏良的妹妹，穆旦在周珏良家中初次見到周與良時，周與良是燕京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
穆旦與周與良在美國
周與良（1923—2002）安徽建德人，出身於名門望族，其曾祖父周馥是晚清重臣，曾協助李鴻章辦洋務運動達30年之久，官至山東巡撫、兩廣總督等職。其父周叔弢是著名實業家、古籍收藏家、文物鑑賞家，解放以後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
周與良是輔仁大學學士、燕京大學碩士和芝加哥大學植物病理學和哲學雙料博士，她於1953年回國後在南開大學創建了微生物學科，是一位傑出的女科學家。
1951年，穆旦獲得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在印度德里大學擔任教務長的堂哥查良釗邀請穆旦和周與良前往任教，而臺灣大學也向他們夫婦發出邀請涵，但是都被穆旦夫婦婉言謝絕。
1952年，美國詩人赫伯特·克里克默爾編輯了《世界名詩選》，其中中國人只收錄了穆旦和何其芳的詩，表明了穆旦在國際詩壇上的位置。
1953年1月，穆旦夫婦踏上歸國旅途，從香港經廣州抵達上海，穆旦的同學兼好友蕭珊前往迎接並與巴金設宴款待穆旦夫婦。
1953年5月，穆旦夫婦被分配至天津南開大學工作，穆旦出任外國文學系副教授，周與良出任生物系副教授。
中年時期的穆旦
穆旦除了教學之外，還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譯蘇聯文學作品上，這主要是因為五十年代中蘇友好關係的影響，為了教學的需要，他翻譯和出版了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怎樣分析文學作品》、《文學的發展過程》等文學理論著作。
穆旦主要選譯了普希金的《波爾塔瓦》、《青銅騎士》、《加甫頌》及《普希金抒情詩集》，這些文學作品的出版，豐富了五十年代讀者對俄國文學作品的需求。
穆旦在回國之後，始終與老同學蕭珊保持通信聯繫，並經常探討文學方面的一些問題，蕭珊還贈送給穆旦一套英文版《拜倫全集》。
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穆旦成為重點審查對象，原本在一年前的“外文系事件”中，穆旦的所作所為就遭到一些人的嫉恨，這次更是藉機“修理”他，他要經常寫思想彙報，檢討反省他過去的經歷，尤其是他加入中國遠征軍那段抗日經歷，由於忌憚穆旦岳父周叔弢是天津市副市長的緣故，南開大學對穆旦並沒有過度深究。
穆旦夫婦與周叔弢合影
1957年5月，穆旦受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影響，在《詩刊》發表了《葬歌》，與此同時還應《人民日報》編輯部之約，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九十九家爭鳴記》。
1957年6月，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在全國展開，穆旦發表的《葬歌》和《九十九家爭鳴記》被定為向党進攻的大毒草而受到公開的批判。
1958年底，穆旦參加中國遠征軍的歷史也被深度追究，可謂是罪上加罪，他被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歷史反革命罪”的罪名，被判處“接受機關管制，監督勞動三年”，從此穆旦被逐出南開課堂，在校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監督勞動，其詩歌、翻譯作品、研究論文皆被禁止公開發表。
穆旦為了國家和民族不被日本奴役，毅然主動請纓參加中國遠征軍，奔赴異邦英勇抗戰，並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劫難，能夠僥倖走出“胡康河谷”，重新回到人間實屬不易，卻不曾想因這段經歷，竟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劇，直到穆旦去世，這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都沒有摘掉。
1962年，穆旦開始偷偷翻譯英國著名詩人拜倫的《唐璜》，《唐璜》是拜倫的代表作，這是一部長篇詩體小說，通過主人公唐璜在西班牙、希臘、土耳其、俄國和英國等不同國家的生活經歷，表現了十九世紀初葉歐洲的現實生活，整部作品約16000行，直到1965年才基本翻譯完成。
文革開始之後，穆旦的家被查抄並被掃地出門，全家六口人被安排在一間17平方米的陋室居住，穆旦還被押往天津郊區大蘇莊農場強制勞動，每週只准回家一次。
1968年，穆旦岳父周叔弢也被革職查辦，並被打入冷宮，享受了文革中該享有的一切“待遇”。當年底，妻子周與良也被抓走並隔離審查，並定性為“美國特務”，不久，穆旦與周與良一起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區勞動改造。
1971年，周與良回到天津，穆旦也於第二年結束勞改生活回到天津，繼續完成《唐璜》的翻譯、校對和註釋，忐忑不安地將《唐璜》的翻譯手稿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但卻是石沉大海。
穆旦與妻子周與良
1976年1月的一個深夜，穆旦騎自行車時被人故意撞倒，造成股骨和脛骨骨折，由於耽誤了治療，造成嚴重的後遺症，以致走路坡腳，需要藉助柺杖，在家靜養的穆旦，在時隔二十年之後又開始筆耕不輟。
1976年冬天，“四人幫”已經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國內形勢有所好轉，穆旦對其心血之作《唐璜》不放心，託人向人民文學出版社打聽消息，才知道由於自己的身份問題而不能出版，但穆旦知道自己的譯稿還在，就已經甚感欣慰了。
1977年2月，穆旦翻譯完成了普希金《歐根·奧涅金》，穆旦對其傾注了全部的精力，由於過度勞累，年近花甲的穆旦病倒了，由於手術過程中心臟病發作，穆旦再也沒有從手術室中走出，於1977年2月26日去世，一代傑出現代詩人和翻譯家，倒在了撥亂反正之初，他沒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晚年時期的穆旦
1977年夏天，周與良在女兒和外甥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圖書館查找丈夫穆旦的著作，竟然一冊也沒有找到，這也絲毫不奇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許多作家都猶如“文物”一般，等待著被挖掘出土，何況穆旦還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1978年，在穆旦去世一年之後，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查良錚無罪，但南開大學黨委卻遲遲沒有動靜，對查良錚副教授的問題沒有任何說法。
最早刊出穆旦消息的是香港《新晚報》，1979年2月27日《新晚報》刊載了杜運燮撰寫的《憶穆旦》一文，杜運燮是穆旦西南聯大校友，也是“九葉詩人”之一，其最著名的詩是《滇緬公路》，是杜運燮讓消失了20多年的穆旦，又重新回到詩歌愛好者的視野之中。
1980年2月，《詩刊》以“穆旦遺作選”為題，發表了穆旦的詩歌，當年7月，讓穆旦始終掛念於心的《唐璜》，終於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儘管這一年南開大學黨委撤銷了對查良錚的處分決定，但仍然不予公開平反。
穆旦譯著《唐璜》
1981年，穆旦夫婦的同學和好友李政道回國訪問，提出要見一見當年芝加哥大學同學周與良，被周與良斷然拒絕並留話，“對良錚沒有一個說法，我誰也不見。”此事驚動了中央高層，南開大學黨委迫於壓力，承諾為查良錚公開平反，周與良這才去見了老同學李政道先生。
1981年11月27日，在穆旦離開人世的第四個年頭，南開大學終於為穆旦副教授平反昭雪了，並在天津水上公園烈士紀念館舉行了追悼大會，穆旦在南開大學的同事，也是西南聯大時期的校友騰維藻教授，以南開大學校長身份親自敬獻了花圈。
1985年5月28日，穆旦的骨灰被家人遷葬於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一同被葬入墓穴的還有一本《唐璜》，墓碑上銘刻：詩人穆旦之墓。
2003年5月1日，剛過80歲的周與良教授在美國病逝，其骨灰被子女帶回北京，與穆旦合葬在一起，她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才將自己一直珍藏的《唐璜》的翻譯手稿交給女兒查瑗保管。
2007年是穆旦逝世30週年，南開大學文學院提議在文學院“範孫樓”旁的庭院內，為穆旦副教授建立石雕塑，“勒石造像，以為永念”，雕像基座的背面，鐫刻著穆旦去世前不久寫的組詩《冬》中的最後一句：
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
我願意感情的激流溢於心田
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
這幾句詩也可以看作是穆旦的墓誌銘，因為這也是他一生坎坷、磨難遭遇的凝練與總結。
南開校園內穆旦雕像
2018年清明節，南開大學在“範孫樓”東側的穆旦花園，舉辦了穆旦誕辰100週年紀念活動，原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向參加紀念活動的人分享了自己對詩人穆旦的崇高敬意，他深情地告白：“我們紀念穆旦先生什麼呢？我想應該是紀念他特別深厚的愛國情懷，紀念他博大的仁愛之心，紀念他對於文學、對於純真美的執著追求。”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3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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