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在武漢創辦華中局（1949年12月改名中南局）機關報。5月，剛剛進駐北京香山雙清別墅的毛澤東，揮毫題寫《長江日報》報名。5月23日，武漢解放僅7天后，《長江日報》創刊號出現在三鎮街頭。
來自五湖四海的報人，在百廢待興之際，以空前的速度創立了這份報紙，為《長江日報》注入了堅持黨報姓黨，堅持貼近人民，與城市共奮進的基因。回首70個春秋，這份報紙承載了多少人的青春、才華、奮鬥、理想，也記錄了多少人的傳奇人生！一大批報人以此為事業起點，成為影響全國乃至全球的外交家、詩人、作家、翻譯家……
薄薄一張紙無法呈現這群星閃耀的華章，僅選擇以下9位名報人以表紀念。
今日的長江報人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開啟下一個70年的傳奇。
熊復（1915年—1995年） 1950年至195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兼長江日報社社長，後任中宣部秘書長、中聯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紅旗》雜誌總編輯。
熊復
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決定讓中原日報社的部分成員從鄭州南下武漢辦報。5月，張鐵夫率十幾人乘火車前往武漢，時任中原局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原日報社社長的熊復則在《中原日報》停刊後，率全體報人遷來武漢。
作為《長江日報》的創刊人之一，熊覆在擔任社長期間仍筆耕不輟，以至於後人回憶起來，都覺得他的生活除了讀就是寫。熊複寫作時極其專注，妻子叫他吃飯都得大聲拍桌子，才能引起他的注意。有時，熊復要趕寫第二天見報的社論，可當晚又有社會活動必須出席演出現場，他就在民眾樂園大舞臺裡寫，寫好一頁交給秘書拿一頁回報社打印。戲院裡絲竹亂耳，人聲鼎沸，熊復還能凝神定氣，靠的全是解放前在重慶《新華日報》的歷練。他曾說，那時候為了與特務周旋，常在茶館裡寫文章，習慣了之後，再亂再吵也能集中思想。
調離《長江日報》後，熊復的筆依然沒有停下來。1978年至1988年，他調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為這本知名理論刊物付出了心血和智慧。在此期間，他一直與許多讀者保持著通信聯繫，解答各種問題。晚年時，熊復整理了自己50多年積累下來的文稿、講話稿，最終形成五卷本的文集，體量達300萬字之巨。
陳楚（1917年—1996年） 1949年5月至1951年任長江日報社總編輯，1952年至1953年任長江日報社社長、總編輯，後任首任中國駐日大使、常駐聯合國代表、國務院副秘書長。
陳楚：聯合國發聲慷慨激昂
陳楚
1949年2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從東北日報社抽調一部分同志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到武漢辦報。作為當時的東北日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陳楚在4月下旬抵達天津，與廖井丹等商量“到武漢辦報叫什麼名字？”最初想叫《中南日報》或《華中日報》，後來又考慮不以行政區劃命名。陳楚提議：“乾脆叫‘長江日報’吧！因為武漢面臨長江，地處長江中游，有著革命歷史傳統，抗日戰爭期間，由周恩來、董必武領導的中共長江局就在武漢。”不久後，毛澤東同意了“長江日報”這一名字，並題寫報名。
創刊之初辦報艱辛，經常值完夜班已近天亮，陳楚和同事們幽默地引用話劇《日出》中陳白露的話調侃自己：“太陽昇起來了，……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幾年後，陳楚的舞臺從新聞轉向了外交。1971年，在經過了20餘年的努力後，中國終於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1月2日派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會議，陳楚就是團中代表之一。1977年至1980年，他成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第二任大使，其間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始終慷慨激昂，不卑不亢。1979年2月，面對越南當局在中越邊境的武裝挑釁，陳楚致信聯合國安理會主席，信中寫道：“目前中越邊境出現的局勢，完全是越南當局一手造成的。”3月，他向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和本月份安理會主席哈里曼遞交了新華社聲明，聲明中寫道：“中國政府重申，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容許別人侵犯我國領土。”
陳笑雨（1917年—1966年） 筆名“司馬龍”，曾任新華社中南分社副社長。
陳笑雨
張鐵夫（1922年—2006年） 曾任《長江日報》副總編輯，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
張鐵夫
郭小川（1919年—1976年） 筆名“丁雲”，曾任中南局宣傳處長，著名詩人。
郭小川
馬鐵丁：“雜文三人組”全國家喻戶曉
賀敬之曾說：“要研究和認識新中國成立後的雜文，應該從馬鐵丁開始。”而“馬鐵丁”其實是三個人，1950年，陳笑雨、張鐵夫、郭小川等人集體在《長江日報》上開設《思想雜談》專欄，每期幾百字，不擺架子、不教訓人，只是與讀者談談心。陳笑雨、郭小川側重於文化、教育、藝術等問題，張鐵夫則與大家聊農業等。短短兩三年時間，“馬鐵丁”在《長江日報》及其他報刊上刊發了500多篇雜文，在全國幾乎家喻戶曉。這些文章後來集結成冊出版，總印數達到270餘萬冊，被賀敬之稱為“新中國出版事業中首批出現的‘洛陽紙貴’現象”。
隨著工作變動，三人有了不同的人生。其中，郭小川因為在詩歌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早在抗戰初期，郭小川就創作了許多充滿革命激情的詩篇，被人們親切地稱為“戰士詩人”。解放後他又創作了《致青年公民》組詩、《望星空》《甘蔗林——青紗帳》《團泊窪的秋天》等富於時代氣息的作品。他認為“我們處在一個意氣風發、精神振奮的前所未有的時代”，他的作品中有“一種雄渾而壯麗的氣勢，一種高昂的調子。”他還從古代辭賦中借鑑聯辭結采的特點，結合現代漢語規律，創造了“新辭賦體”，被譽為“革新能手”。郭小川一生三起三落，命運跌宕起伏，竟在1976年死於一次火災。時至今日，人們仍在時時紀念這位詩人。
峻青（1923年—） 1949年參與《長江日報》創刊，《長江日報》首批編輯、記者，後任上海作協副主席。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黎明的河邊》《海燕》《最後的報告》等。
峻青：一生寫下400萬字“紅色經典”
峻青
峻青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膠東大眾報記者、新華社前線分社隨軍記者。1949年，他隨軍南下武漢，參與了《長江日報》創刊。
在一篇回憶《長江日報》創刊的文章裡，峻青寫道：1949年5月16日，我們隨著解放大軍的先頭部隊之後進入這還響著零亂槍聲的武漢，到5月23日《長江日報》面世，僅一個星期時間。在這麼短短的時間內，創辦起一張大報，那簡直像是在作戰一樣。
身為《長江日報》的一名編輯、記者，峻青為這份報紙的誕生而感到自豪。他說：“這時，我衣袋裡有一隻在抗日戰爭中從日本侵略軍手中繳獲來的蝴蝶牌口琴。於是，我站在奧略樓最高一層，拿出口琴，面對那滔滔大江和三鎮武漢，吹起了《解放軍進行曲》。”
峻青是一名一手拿槍、一手握筆的戰士。上世紀50年代，他以《黎明的河邊》《黨員登記表》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說力作登上中國當代文壇；上世紀60年代，他回到故鄉膠東，寫下了以膠東大地和膠東人民為描寫對象的散文《秋色賦》等。1976年後，峻青迎來了他創作的又一個豐收期，長篇小說《海嘯》把他的“英雄文學”推向了極致；而上世紀80年代的《雄關賦》《滄海賦》等一批散文作品也頗有影響。
峻青所寫的400萬字作品堪稱為“紅色經典”，因其洋溢的革命樂觀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精神，成為了一代人的珍貴記憶。
綠原（1922年—2009年） 1949年《長江日報》創刊初期，任《長江日報》文藝組組長，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七月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另以劉半九的筆名翻譯德國古典文藝理論和作品，榮膺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金環獎”。
綠原：中國生命力最強的詩人
綠原
抗戰勝利前後，綠原因其所寫的抗戰愛國詩篇，在年輕讀者中廣為傳頌，成為“七月詩派”後期的重要代表之一。1947年綠原回到家鄉武漢，次年加入中共地下黨。
那時綠原寫的詩，大都是發表在曾卓和另一個友人編的《大剛報》副刊《大江》上。《到羅馬去》《一個什麼在誕生》《晴》等，雖然沒有直接寫到當時的鬥爭，但卻含蓄地、象徵性地表達了對勝利和解放的信心。
1949年5月23日，第一期《長江日報》出版，中共武漢市委調綠原等原武漢地下黨員到長江日報社工作，由綠原擔任文藝組組長。1953年，綠原離開武漢，前往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
幾年後，因蒙受不白之冤，綠原被迫銷聲匿跡達20多年。然而在艱難的歲月裡，他沒有失去信念，也沒有停止思考、閱讀、寫作。當陰霾散去之後，綠原一篇又一篇優秀的詩作呈現在了讀者面前。1980年，他寫了《獻給我的保護人》，讀者們欣喜地又看到了綠原這個名字。此後，綠原堅持通過詩歌表達時代的聲音，為祖國、為人民嘔心瀝血地歌唱，被譽為“中國生命力最強的詩人”。
1983年，綠原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他邊工作、邊寫作、邊翻譯，他以劉半九的筆名翻譯德國古典文藝理論和作品《浮士德》《叔本華散文集》《黑格爾小傳》等，榮獲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金環獎”（1998）、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1998）。
為了紀念這位跨越了中國現代、當代兩個文學史階段的詩人，獨具特色的翻譯家和編輯家，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綠原譯文集》。
梁斌（1914年—1996年） 1952年出任《新武漢報》（當時的武漢市委機關報）社長、黨組書記，以《紅旗譜》等長篇小說聞名中外。
梁斌：鉅著《紅旗譜》聞名中外
梁斌
1933年，19歲的梁斌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開始寫雜文、散文。1937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8年，梁斌隨軍南下，任湖北襄樊地委宣傳部長。1952年，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梁斌擔任《新武漢報》社社長。
當時的《新武漢報》有300多人，除了13位黨員，還有很多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在一次報社大會上，梁斌發出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驚人”的號召：採編人員要下基層，只有到群眾中去，跟群眾滾在一起，才能寫出好新聞。很快，報紙文風煥然一新，採訪報道、文藝作品更貼近生活。
1953年6月，離開《新武漢報》的梁斌正式開筆寫作小說《紅旗譜》。夏天，武漢黏稠的空氣令人燥熱，梁斌寫作的地方沒有避暑降溫的設施，他就把兩腳泡在涼水裡堅持創作。
因為真實地反映了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後到“九·一八”事變時期北方社會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展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偉大曆程，1958年《紅旗譜》一出版便震動了中國文壇。這部120萬字的三部曲長篇小說被譽為反映中國農民生活和鬥爭的史詩式作品，茅盾稱其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後，這部鉅著先後被改編為話劇、電影等，影響了無數觀眾。
曾卓（1922年—2002年） 1947年任《大剛報》副刊主編，1952年任長江日報社副社長。著名詩人，曾任武漢市文聯副主席，武漢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曾卓：詩作形象被贊中國詩人脊樑
曾卓
進入《大剛報》主編副刊《大江》時，曾卓只有25歲，剛從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但他已是小有名氣的詩人，當時有人稱讚：“《大江》是武漢的一點光。”
在文學上，曾卓早早就嶄露了頭角，14歲就在《時代日報》上發表詩作，17歲時在《大公報》上發表作品《門》，被贊為“少年雪萊”，18歲與鄒荻帆、綠原等人組成了“詩墾地社”。幼年時目睹母親被遺棄，少年時又逢戰爭顛沛流離，年過三十還遭到屈辱與艱難。但在人們的記憶中，曾卓始終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真誠善良”，尋找著一切機會寫作、發聲。他的詩作《懸崖邊的樹》被譽為“受盡折磨而又壯心不減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寫照，在全國廣為傳誦。《老水手的歌》沒有喧譁、沒有裝腔作勢、沒有矯揉造作，只是樸實地唱出他心中的歌。作為湖北詩壇標杆性人物，其詩作形象在新時期初期被認為是代表著中國的良知和中國詩人的脊樑。
直到現在，人們仍在懷念著曾卓。一個月前，曾卓詩歌館在全國50餘位詩人的見證下開館。詩人們回憶著，最後一次在病房見到曾卓時，他還拿出了一首《沒有我不肯坐的火車》，“他真是用生命寫詩的人，直至最後一刻。”
本版統籌：長江日報記者歐陽春豔 萬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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