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金融資本主義，它的世界影響依賴於這些聲稱並促進“全球性”的投行家們。在此，我將分析投行對待“全球性”的方法，與股東價值演進、超級資本主義的暫時性、沒有戰略的戰略相結合，有助於全面理解華爾街的市場製造。他們對自己優秀的能力和金融產品的大肆宣揚，為他們的最新產品培育了狂熱和充滿信心的氣氛，反過來也將它們在全球範圍內擴散。要不受此影響是很難的，這些投行也受到自己在全球膨脹的影響（畢竟，因為他們將自己表達成聰明的和具有市場悟性的）。這種自信，伴隨著“榨取當下”的制度性強制力，一起製造了一種槓桿的文化，他們在加倍下注於他們最新的、最有利可圖的金融工具上。

這種賭注洩露出他們文化環境中存在的相互牴牾的一面：他們意識到，在繁榮轉變成危機之前，指數式槓桿的策略和對交易的固執追逐對攫取鉅額短期利潤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同時也存在著這樣一種信念，相信他們自己的能力會比他們幫助製造的不穩定的行情更聰明更能持久。當我們領會到投行是如何將自己的希望和夢想投射到全球中，他們如何利用全球性來宣傳和傳播自己的產品，就明白了一種現象的原因和機制，那就是投行家們的日常實踐不僅會創造創紀錄的利潤，同時也帶來具有全球性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金融危機，甚至在一些案例中，這種危機都會威脅到華爾街自己的存在。

在某種意義上，我聚焦於美國投行對企業變革、不平等以及美國的社會生活的歷史建構作用和多重影響。在這種脈絡下，投行家的慣習與投行地方性的制度文化佔據了舞臺的中心，它們既和股東革命、巔峰地位、精英網絡、極度不安全感以及努力工作的（被認為是）精英治理文化相匹配，又被這些因素建構。另一方面，也正如我所指出的，這種特定的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金融模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我的分析中包含了全球化，同時闡明瞭投資銀行的強大與脆弱。一方面，華爾街通過從股東革命到全球化的話語權的戰略利用，不懈地推動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正如投資銀行運用自己的權勢向企業巨頭推銷一樣，華爾街也在散佈著股東價值學說，為他們自身的全球金融影響力和技術創新歌功頌德。他們對全球化的利勢，不僅幫助他們賦予並鞏固投資銀行的主導性及合法性，而且有利於廣泛培養購買他們產品的習慣和對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模仿，由此他們的影響範圍得以鞏固。

另一方面，它已經證明了即使對於看似最全球化和最有權勢的行動者，全球化的野心也會內爆並引起內部矛盾。那些幫助華爾街形成和擴展支配性的特有做法（比如全球野心和營銷，以及對交易的不懈追求）也為其不穩定性，甚至是滅亡創造了條件。華爾街的投行也不能免疫於他們天花亂墜的炒作：事實上，它們常常內化並逐漸使自己相信他們兜售的，創造巨大風險的內爆、損失、裁員，甚至是自己的破產，更不用提遍及全球的巨大連鎖反應（我們已經看到華爾街在股東價值和牛市中的矛盾措施是如何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創造了舞臺）。

在開始研究投資銀行的特定全球化和修辭技巧前，我想簡要地以一次當代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即次級信貸崩潰中華爾街所扮演角色，開啟本文。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華爾街全球崩盤不僅總結了金融資本主義的支配性具體而言對美國和世界意味著什麼，而且展示了華爾街通過全球炒作和公司文化製造經濟危機的全過程。

就像投資銀行引發了1980年代的垃圾債券崩盤、儲蓄和信貸危機、1990年代的新興市場垮臺、世紀之交的網絡泡沫破滅和安然公司破產那樣，相同（或者類似）的文化性實踐也在次貸危機中火上澆油，隨之而來的結果自然是，為華爾街最終的、慘痛的崩潰打下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撞毀並復原的華爾街看起來好像是有不斷改造世界的能力。儘管結構性的實踐製造了華爾街的霸權，並且使得這些事件可被人們解釋，或在一定程度上可被人們所預測，卻也凸顯了華爾街的權力（最終也是它的脆弱）取決於持續炒作、全球實力和能力的營銷、從企業到住房的生產性資本重建。

在2007年夏天佔據主流媒體報道的次貸危機，一年後逐漸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引發了創紀錄的房屋贖回權喪失，慘烈的種族、階級、性別和年齡歧視的抬頭，物價猛漲，大規模失業，華爾街自身幾近滅亡以及貫穿多個市場的、從全球股市到信貸供應的經濟危機。雖然華爾街投行並不是唯一導致這次危機的人，但他們的角色是本質性的。據我的受訪者所言，

很少見的是，華爾街投行也直接幫助建立了消費者終端市場。由於投行會從債權人那裡購買抵押貸款並把它們證券化——組合為債券出售給投資者——銀行也為零售貸款公司提供流動資金。一般認為，聯邦抵押貸款機構可以為他們銷售的證券化債券背後的抵押貸款作擔保，而不同的是，華爾街投行購買並給證券打包，將他們變成未經監管、缺乏擔保、貼上“私人標籤”的住房貸款支持債券，這些債券一般是用高盛或貝爾斯登這種尊貴顯赫又專業的名字所擔保的。這就意味著華爾街沒有評估借款人“風險”的動機。

事實上，投行和直接的債券出借人故意歪曲次級貸款，儘可能多地賣給借款人（甚至是那些能夠購買較低評級、“傳統的”優質貸款的借款人）。他們因此從借款人那裡收取更高手續費、未來再融資費（眾所周知，一旦利息飆升，很多都不能支付），以及更高的報酬。這也導致了更高的證券費率，使得華爾街可以向吵嚷著追逐高回報的投資者天花亂墜地宣傳，並且以一個更高的費用賣給他們。投資銀行運用自上而下的壓力迫使抵押貸款公司（其中一些是被投行完全購買了的貸款公司）不斷髮行更多的次級貸款。華爾街設計了不斷繁殖的、擁有一兩年後暴漲的低優惠利率的可調整利率抵押貸款（ARMs）、只還息貸款和無需借款人收入證明的貸款，而所有的這些都使得華爾街可以把這些利率極高的債券作為最熱門的新產品兜售給它的投資者。為了贏得投資者的信任，“信用評級機構被投行收買了，為他們的產品組合祈福，令投資者相信這些是可以放心購買的”。

投行的做法，不僅激發了掠奪性貸款發行貸款的浪潮，並且創造了一個基於投行的債券購買市場。受房價持續上漲、低利率和“再融資”新觀點支持，掠奪性和不健全的貸款可以輕易通過一兩年後更高的房價估值再融資，華爾街的投行也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他們還聲稱，他們的聰明才智終於打破種族和階級的壁壘，而這是傳統的“紅線標示”的銀行家所不能完成的。商業銀行沒辦法像投行一樣利用全球實現證券化，他們簡單、“缺乏新意”的傳統貸款工具箱對此無能為力。這裡再次用到了全球化的話語權：

當然，隨著次貸危機破壞的繼續展開，華爾街關於擴大准入和“機會金融”的實驗已經表明它自身更類似於一個懷著剝削窮人目的的短期利基市場，創建一個泡沫房地產市場以及把未來當作抵押。

與以往的危機和過失相比，華爾街投行往往被自己的聰明才智、炒作、交易狂潮和這一刻的時間性所欺騙。當然同時地，由於投資銀行與頂級富豪、機構和政府建立的關係網絡，它們常常能夠相當快地從這些危機中恢復過來，通常只需要一年半，就像從網絡泡沫到作為主要利潤來源的住房貸款支持證券那樣。在金融危機後不久，華爾街用“創新性的”金融產品包裹搜索和建立新的市場，這樣一來它所遭受的疼痛就被緩衝了。

在關於金融危機的文化分析中，我們有必要理解華爾街投行何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自己“產品”的犧牲品（從併購到全球次貸），這樣做至少可以保證我們自己不會“相信華爾街信誓旦旦的炒作”。儘管臭名昭著的掠奪性貸款和象徵機會平等的次級抵押貸款可能不會矇蔽我們的頭腦，但投資銀行全球化的渠道和預示全球的能力卻可能愚弄我們。不管怎麼說，仔細勘察華爾街的全球化宣稱，能夠揭示特定營銷技術在華爾街慣習制定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的引誘

在我在華爾街為美國銀行家信託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可以被描述為全球化的引誘。資深投資銀行家不斷強調金融資本的無國界流動以及金融越來越全球化，因為華爾街投行家們創造了覆蓋新領域的、複雜精妙的金融產品，還可以像他們進入並主導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一樣創造新的市場。

1996年8月，我和我的同事參加了信孚銀行舉辦的培訓項目，在首席執行官的開場白中，他描述了投資銀行，尤其是信孚銀行，並不是簡單建立在“準全球化”基礎上、擁有大量衛星環繞的單一中心性位置。相反，他們擁有許多“真正綜合性”的場所。“它是流動的！”首席執行官驕傲地說。其他資深高級管理者概括地說明了將“全球化能力”和“本土關係”結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這裡的“全球化”指的是金融技術、產品和來自紐約的資源，這裡的“本土”指的是地理位置、居民、商業習俗、文化上的誤解和設在“發展中市場”的分支機構。這樣的一個前提將全球化（省略全球化坐落的地區）定義為移動技術，將本土（省略了該地區的可達性）定義為地區限制，這種觀點不僅與社會科學的概念問題相似，同時將全球化授權為塑造世界的力量。

在信孚銀行的那段日子裡，我處處都會遇到全球化的話題，上至首席執行官的演講，下至新興的市場發展趨勢的小組討論。每次強調全球化時，我總是忙於統計提到全球化的次數，試圖將其作為投資銀行權力的證據，結果我經常忽視了全球化的語境和偶然性因素。每當我聽到華爾街在全世界擁有的辦公室數量、員工的流動性和貨幣流動的自由、從聖保羅到上海的企業私有化併購交易數量，我擔心華爾街日益增長的權力使世界按照它的想象演變。我理解全球化意味著滲透世界各國市場的能力以及以華爾街的標準規訓這些市場，使世界有利於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我的大多數同事持有和我一樣的華爾街全球化影響的信念，但是我認為全球化是霸權的一種負面的跡象，而我的同事經常把它當作一種榮譽勳章，一個強調自己屬於某一特定公司的理由。作為員工，我們不斷被告知我們多麼全球化，然後我們相信了這點。我們的辦公室不只是辦公室，它們全球的辦公室；我們並不僅僅瞭解市場，我們有進入全球市場的途徑和能夠開發所有市場的能力。

構建全球在場與靈活性

“在華爾街上，全球意味著什麼？”“全球化就等於華爾街，是真的嗎？”許多投行是極度全球化的，因為他們有充分的經營規模和許多國家市場進入渠道。但是，真正全球化投行的差別是在本地特定地點中進行操作交易，即當地股票交易市場中的一個席位，但這些銀行都不具備可操作的人力資源，因此只能使用紐約證券交易所來進行外國債券交易。

你只需要一個辦公室便可自稱全球化。我猜許多投行將它們自己稱作全球化，即使它們在那個國家只有一個空辦公室。雖然這些空置的辦公室裡偶爾有工作人員，但他們擁有最少的資源，他們的運營是週期性的，取決於金融資本的繁榮和蕭條。所有銀行都有“空辦公室綜合徵”。我試圖理解這項意外發現的新情況——所謂的全球化投資銀行與空置的辦公室——全球化意味著你只要有一席之地即可；它可能是一個空的辦公室。全球化最關鍵的因素是“有一席之地”，而“一席之地”則通過辦公室的存在而顯著象徵化。

華爾街實現全球化的方法可以從在場的多個概念層次進行理解：在場與缺席之間的張力，以及在一個地方存在和建構一種在那個地方存在的自信印象。換句話說，投資銀行的全球主要戰略之一是聚焦幾個關鍵市場，同時建構它們確實在場或可以靈活存在於許多其他市場的感覺。因此，

為了執行這一戰略，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在世界各地保留許多空置的辦公室，相應地，他們將物質性的基礎設施、人員和精力投放到少數地點去，如紐約，倫敦和東京。這種方法允許投資銀行在資本投資場所中排他性地集中自身所有資源，同時空置的辦公室可以確保一個切入點，一個微小的立足點和一個特定的全球化形象。這種靈活的安排並不承擔維護全員齊全和可操作性基礎設施的成本，特別是如果銀行在那個區域沒有任何積極業務。鑑於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波動，空的辦公室是一種能夠促進流動性的不固定在場，儘管它轉移了投資銀行業務決策的特殊性和獨特性的視線。嚴格來說，正是全球化的自吹自擂完善了（甚至是偽裝）空置辦事處的存在，這種戰略允許投資銀行製造某些東西在場的印象。它作為華爾街空間實踐的面具，掩蓋了如何和什麼是建構“全球在場”的局部性、不完整性，以及高壓和朝生暮死的工作狀態。”這提示我們需要批判性地看待全球化，它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而是一種希冀、一個戰略和一個勝利主義的意識形態。華爾街一以貫之的對總市場覆蓋率的堅持是空置的辦公室話語與實踐中的一部分，因為它們都是構建靈活的全球影響力的戰略。只有通過強調他們擁有多少辦公室，他們是如何無縫對接地響應客戶的需求，無論是紐約還是馬來西亞，他們才能承擔得起（名副其實）不為在馬來西亞的辦公室招人。

“靈活的全球影響力”之所以是一種有效的策略，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它模糊了實質性的“在場”和表面性在場或缺席之間的界限。正是通過利用真實與虛假之間難以捉摸的差別，投資銀行才能夠保持和吸引更多的業務。這種模糊性往往是他們全球觸及力和潛力牽強附會表現出的必備要求。因此，這些投資銀行對於全球化的預測並不是“採用中性視角觀察世界”，而是為了在要求財務靈活性的世界裡實現特定的目標和地位、建構或推測規模或行為的獨特方式。這種靈活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對彈冠相慶的投行家來說也是如此。投資銀行必須立即回應新的業務要求的假設，直接把負擔放到了投行家的肩膀上，因為對“空置辦公室”的非常維護剛好證明他們缺乏實質性的支持。為了快速、靈活地對短期股市波動的預期作出反應，投資銀行必須成為“流動性公司”，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需要不斷地開設和關閉臨時工居住的辦公室，最終只服從於財務措施的成功。

全球野心和不穩定性

雖然全球化的主導性做法是（特別是在危機時期恢復他們實力時，會更加激進）強調靈活性的在場，保持進入和撤離的通道，這裡還存在與這種實踐策略不同的例子。認真對待多元全球主義的存在，拒絕將所有同質性的華爾街的全球實踐整合到一個統一的全球影響力策略下，儘管華爾街的全球表現通常是通過宣言和公告描述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總或是異常的表面、虛偽，或是精心製作的騙局，這種騙局一旦被揭開，將被視為單純的姿態或徹底的謊言。對於一些投資銀行來說，全球主義是一個會帶來真正後果的、讓他們深信不疑的意識形態和實踐。

華爾街的全球業務做法並不總是那麼有戰略性，他們經常把空置的辦公室和全球化宣言結合起來，用無所不在的花言巧語掩蓋缺席的事實。雖然這些方法一般都被投資銀行熟練掌握，但一些華爾街公司還是不能對他們自己的推銷和標籤免疫：在場和缺席之間的平衡可以倒向一邊，全球化的炒作可能引發實際的野心和過度擴張。這次事件展示了華爾街看似萬無一失的全球影響力戰略的缺陷和內爆，以及成功施行全球化戰略的困難之處。全球宣言不是簡單地謀求霸權的戰術，他們可以成為具有危險結果的實際目標。

我避免採用“後視”的視角檢驗全球化，即簡單審視結果中殘留了什麼，好像原因和動機已然理所當然的情況下所承受的一系列效果或影響。我反駁批評者“相信全球化炒作”的傾向，這種傾向違背了他們將全球化作為一系列事件建構出來的概念來理解的努力。在這方面，我已經證明了華爾街的全球部署是戰略性的，並且基於各種宣言和表演。在需要持續變革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全球化往往需要更多營銷能力和潛力，而非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固定位置。與此同時，後期資本主義的理想是不斷變化的。對投行來說，全球化已經變成了實現自身“真正”全球化的願景，而這一願景最終敗給了過度擴張的物質束縛和金融資本無縫流動的全球化神話的急劇斷裂。

這種“全球化”的意識，激發多個機構擴張這些市場和產品，助長了華爾街的霸權性，在實踐中孕育了信心，並且削弱了投行自身力量或潛在的救援可能。投行對其全球霸主地位和風險分散技術的深信不疑，妨礙了他們預測危機特性或崩潰程度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我的受訪者相信他們機構龐大的規模和全球化的實力不會放任他們失敗；換句話說，他們將“全球”看作一種補貼、一種對抗自身槓桿實踐的保險政策。事實上，恰恰是華爾街疊蓋並建構的全球互聯網絡，既產生了危機，又確保了救援：世界越是深地被捲入到華爾街（從美國投資者到整個政府），華爾街就越有力量將全球當作人質。如此一來，全球化就像他們文化中的權宜之計一樣，允許投資銀行既預見金融蕭條（促使他們在繁榮時期瘋狂地銷售），又繼續他們的冒險實踐，直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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