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遷徙的考證
(北京周文化、撰文周魁溪)
據史料記載，公元1368年，在歷經二十餘年的戰亂之後，農民起義領袖朱元璋終於一統天下，志得意滿的登上雕龍寶座，做了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
但經過長期的戰亂，新建立的大明王朝，所面對的是一幅遍地瘡痍、凋敝不堪的景象。尤其是在中原地區，由於長期的黃河氾濫、自然災害和頻繁的戰爭，至自古中原兵家必爭之地，屍橫遍野，土地荒蕪，經濟遭到的破壞尤為嚴重，成為人煙稀少之地。
赴河北臨漳縣張村集周家祠堂研究大遷徙人員
左起周根（張村人）周凱滿（延津人）周太福（張村人）周魁溪（延津人）
而在中原一帶兵荒馬亂之時，未經戰亂、未遭戰亂破壞的山西晉南一帶山區，卻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呈現出另外一番人丁興旺、經濟發達的景象。中原一帶的老百姓聽說山西富庶，又較安定，便紛紛避戰亂逃往此處。如此一來，與中原一帶的人煙稀少相比，山西東南一帶便是人滿為患了。
河北省臨漳縣張村集周氏族譜有400多年曆史
河北省臨漳縣張村集周家祠堂，是河北省臨漳縣縣文物保護單位，管理員周根先生，（23世），周太福先生（18世），周振龍先生（17世）聽說我們是周家人替人尋祖，很熱情接待了我們。聊起了他們是在洪武元年由山西大槐樹下遷徙至此，因為元朝末期，朱元璋的大將常遇春老家在此，在河北一帶和元兵征戰頻繁，元兵反覆殺戮百姓，致使大片土地屍橫遍野，土地荒蕪，明朝建國以後，從山西洪同大槐樹下遷民至此地（當時稱之為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高陵社南張村）。
周山先祖（1世）與其妻阿孔於明洪武三年（1370年）遷此後繁衍生根。並在以後，由七世祖周邦毓（皇封周孝子）於明萬曆37年(1609年)，手寫臨漳周氏家譜，歷代相傳。長35公分寬40公分，高30公分厚，保存了400多年的家譜，記載了臨漳周氏的發展繁衍史。
周邦毓先祖提出的周氏家譜譜訓曰：讀書足以興家，循禮足以保家，勤儉足以持家，和順足以齊家。在幾百年後的今天，仍有它的實用價值，他道出了平民階層的生活準則，也可做為我們延津周氏後裔的座右銘。
河北省臨漳縣張村集周家祠堂供奉的周氏先祖神牌
河北省臨漳縣張村集周家祠堂供奉的周氏先祖夫妻遷移證（明朝初文物族譜記載）
據《明太祖實錄》中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的總人口是189萬（注：這個統計數，還包括洪武三年，首批由山西洪洞遷到河南彰德府（現河北臨漳）的人員，有張村集周家祠堂周氏家譜錄入的憑證：洪武三年明朝戶部頒發的217號遷移安置證。臨漳一世祖周山30歲、妻阿孔20歲，房一間、地30畝。夫妻二人，現已傳至26世，現有萬餘人。），河北總人口是189．3萬，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4萬人，比河南、河北兩省人口的總和還多。於是，剛剛建立的明王朝政權為了均衡人口、發展經濟、天下太平，以使其統治長治久安，遂開始了大明初期的人口大遷移，其遷徙的方向主要是從山西向中原一帶遷移。據史料記載，這次人口大遷移始於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直至永樂十五年（1417年），前後歷時近50年。主要通過遣返、軍屯、商屯、民屯等方式完成，而其中以疏散山西人口規模為最大。其間山西兩府五十一縣之民分別被遣送至北京、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湖北、陝甘等地，範圍之廣，幾遍於神州，而其後來之輾轉遷徙至海內外者又不知凡幾了。在這一規模空前的人口大遷移中，周姓人口也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家族歷史上的又一次遷徙高潮。
在元朝，是冷兵器時代，異族皇帝是馬背民族，凡是平原地帶，馬背民族力所能及，利於擴張的地域，西至歐洲，南至赤道，都是元朝的疆域，為了對外擴張的軍需，在中原一帶橫徵暴斂，至民不聊生，華夏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皇帝為防農民造反，就連家家戶戶做飯用的菜刀，也只能十家共用，華夏民族受到的壓迫和欺凌，罄竹難書！農民的造反反抗，造成平原地帶兵家必爭之地連年戰禍，哀鴻遍野。朱元璋的農民起義，以及八月十五吃月餅，在月餅中傳遞統一行動“殺韃子”的信息。點燃了反抗的烈火。“哪裡有壓迫，哪裡有反抗”，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統治，建立了明王朝，明王朝為填補中原戰禍造成的人員空白，就組織未經戰禍、人員眾多的山西洪洞人員向河南平原遷徙，這就是祖根在大槐樹下的傳說來由。
俗話說，窮家難離，從大槐樹下遷出的人，母親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忘了祖根，母親用嘴咬破了兒子的腳小指留作記號，為以後相見備查。還有傳說，因為，為控制遷離的人逃跑，負責遷離的軍兵，把每個遷離的人腳小指用軍刀割成兩半做為標記，後經過漫長歲月，人的基因發生變化，才形成現在從大槐樹下遷出的後裔，腳小指有大小兩個指甲。
在這次規模空前的大遷徙中，明王朝為避免遷徙人員家族勢力膨脹，給初建立的明王朝帶來不穩定因素，還規定有許多細則，其中一條規定，遷徙人員中的弟兄，不能遷往一地。比如，在不少地方都流傳著“打鍋牛”、“打鍋申”的傳說：傳說當時洪洞縣有牛氏、申氏弟兄，在遷徙分別時，為了弟兄留個紀念，以備將來尋祖時有個憑證，將鐵鍋打爛，兄弟各執一塊，作為將來後世相認的憑證，這就是“打鍋申”、“打鍋牛”的傳說來由，延津大佛村一帶的申氏後人，據說就是“打鍋申”的後人。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上老鴰窩。這首直到今天仍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安徽一帶為許多百姓耳熟能詳的民謠，所反映的便是發生在明朝初年的，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意義深遠的一次大移民事件。
延津明萬曆縣誌的記載
我們延津的周氏，先輩傳下來的頭門對聯，祖居河北家聲遠，系出汝南世澤長，門批汝南世胄，明確說我們是汝南郡後裔。明朝中葉周詠先祖編撰的延津的《周氏族譜》，在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七修譜時，延津十四世先祖周洵寫的《序>》和世系表首頁，明確的告訴後人，“我家相傳系晉之澤州人，然世代煙沒，渺無所考，前六修皆以入豫為斷，餘即以諸公為斷。”根據時間推算，延津的周氏先祖，就是在明初大遷徙時回遷入豫。晉之澤州，是現在的晉城市轄下的縣，在山西省東南側。
輝縣周氏族譜的世系圖表（即周雲程手訂《世系》一軸）中，列出的一至四世祖宗軸，軸下之文說：“周茂叔三十七世孫延津二十一世諱福善之子，明永樂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兄弟二人攜眷至峪河。
輝縣欲河周氏族譜世系圖說明
根據其《世系軸》軸下之文，延津周氏後裔諱福善是周茂叔的三十七世後裔，這可能是福善自己或其他先人，經查是汝南郡周茂叔的後裔，故有此落款。而福善僅是此《世系軸》的裝裱之人。古人寫字不用標點符號，兩行字分別是兩個含義。據時間推算，輝縣族譜序乾隆43年（即1779年），雲：“雲程府君手訂《世系軸》以來，百有餘年”。“周茂叔三十七世孫延津二十一世諱福善之子”一行字，應是裝裱時周福善加上去的，周福善如果在當時是著名裝裱師，那麼，名師裝裱，同時又抬高了《世系軸》在眾鄉親、街坊鄰居心目中的的身價。如果周福善在當時是著名裝裱師，又是著名書法師，被雲程府君請來繪製、裝裱《世系軸》，落款“周茂叔三十七世孫延津二十一世諱福善之子”一行字中，最末的一個字，應是“字”，“周茂叔三十七世孫延津二十一世諱福善之字”就好理解了。孰是孰非，可惜此《世系軸》早已不存在了，就連見過此《世系軸》的先人，也早已作古，無從證實。只有從輝縣《周氏族譜》中，去參考，去分析，去發揮想象，去各取所需了。
雲程府君，是輝縣周氏八世先祖。推算《世系軸》制定的時間，應在1639年前後。
明永樂十二年，是1415年，已經是這次大遷徙的後期，明初入豫的延津周氏祖先周昇已有全、安二子，延津周氏族譜記葬一欄，在延津史良村東周家老塋，葬有周全府君。是延津周氏家族中供奉的延津周族一世先祖。輝縣欲河有周氏先祖周安府君的埋骨，輝縣欲河周氏供奉的一世先祖是周全、周安二位府君。
輝縣欲河祖宗牌位
推敲“周茂叔三十七世孫延津二十一世諱福善之子”一段落款時間，在1639年左右這個時間內，延津周氏沒有21世，只可能是11世，許是筆誤。查延津族譜上，沒有福善的名字，因古時，同一人名有冠名、乳名、字、號等習慣，福善其人在世系軸上的落款有可能是字或號，周敦頤，字茂叔，就是列證。另;延津族譜上，還有多個從十世起就斷續的分支，是不是福善一支在其內也未知，實無據可考。 在1639年左右這個時間，周敦頤也不可能有37世後裔，也可能是筆誤，27世比較合理。
延津、輝縣周氏族人的先祖，是由山西澤州（今晉城）遷於延津，輝縣族人又是由延津遷入，往上邊追溯，同屬周氏一脈自不可異議，惜無文字佐證。
在明初，人煙稀少，延津周氏一族，集中在史良和西街一帶，重名者幾乎為零。根據時間推算，明永樂年代，周全、周安年紀相仿，周全應年長几歲，周安應為弟。
延津一世祖周全應比延津六世祖周詠年長140多歲，周詠初修譜時（1571年），周詠36歲，進士出身，官封兵部右侍郎，正是年富力強，又置身兼要職，可利用的各種資源豐富，他又是當時延津周氏弟兄的小弟，向上追溯五世，並非難事。但向上追溯五世外的分支，只能憑長輩的口傳，而輝縣周氏一脈，因當時沒有文字記載，周詠是一很謹慎的人，不會去做空穴來風的文章，所以，對這一分支，只好束之高閣。鑑以此，已離明初延津周氏一族遷徙入豫，已有二百多年，因沒有文字記載傳承，只有根據推理，最有可能的是，周全一支在延津發展繁衍，周安一支在輝縣發展繁衍，如果是這樣，一切都通了。
不管怎樣，延津、輝縣周氏後裔，都是周家的後代，就像一顆樹，不管發多少枝，都是一個根！
輝縣族人認為，輝縣周氏族譜曰：我峪河周氏於明初由延津遷入，從始祖全、安二府君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歷經近六百年的滄桑演變與浴河周氏二十多代的發展，我周氏日趨興旺，人丁由幾人到上萬，分佈由一地到近百處，子孫之眾多，分佈之廣闊，實乃少見。
經考證，經過和輝縣周氏族人的交流，大家一致認為，周全、周安二祖，應是親弟兄，延津祖塋有周全先祖的埋骨，輝縣有周安先祖的埋骨，輝縣族人認為，是周全、周安二先祖，到輝縣一段時間以後，周全先祖顧及在延津的後裔生活，就又返回延津繼續發展，這既反映了先祖愛子孫的親情，又反映了兄弟間的手足之情。
輝縣欲河周氏族譜中所言之“周茂叔三十七世孫延津二十一世諱福善之子，明永樂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兄弟二人攜眷至峪河”。經查資料，唐宋之間，移居道州的汝南周氏後裔，彪炳史冊。周敦頤（1017-1073），北宋哲學家，原名敦實, 字茂叔，號濂溪。北宋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歷任南安軍司理參軍、虔州通判等。自少信古好義，及長，喜談明理，尤精《易學》，繼承《易傳 》和部分道家思想，著《太極圖說》，以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化生萬物。著《通書 》，發明太極之蘊，對以後理學發展影響很大。程顥、程頤曾從受學。其著作後人編為《周子全書 》。周敦頤聲名顯赫，不但是我國繼孔孟之後的第二代大儒，也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36位文化名人之一。
汝南郡45世先祖周敦頤 字茂叔
周敦頤是中國理學的開山鼻祖，他所創建的理學思想，被他的學生二程發揚光大，併成為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思想理論支柱，在這種情況下週茂叔深受推祟也是情理之中的亊了。他一生酷愛雅麗端莊、清幽玉潔的蓮花，同時又因他所著的《愛蓮說》而聲名遠揚，在民間被傳為美談。
現存於武漢市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元代青花四愛圖的梅瓶上。那件元青花四愛梅瓶，用四個不同的單元描繪出王羲之愛鵝、陶淵明愛菊、林和靖愛梅及周茂叔愛蓮的組合式圖案，因而被稱為“四愛”圖。所以，人們對於周茂叔的認識也是從他的《愛蓮說》開始的，“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高潔形象，將人的品格與蓮交織在一起，在傳統文化意識上有著極其重要的警示作用。因此，周茂叔愛蓮已經超出了其原有的意義，上升成了弘揚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重要標杆。
由於周茂叔的聲名顯赫，他是汝南郡的後裔，故汝南郡成為宋朝以來周氏最顯赫的郡望堂號，當在情理之中。由於躲避戰爭、躲避自然災害、官員升遷，以及國家組織的遷徙等原因造成的人口遷徙，使汝南郡的後裔也遍佈各地。
宋末和元朝時期的連年戰爭，中原一帶慘遭兩次改朝換代的連年戰禍，中原地帶的汝南郡後裔周氏先人，為避戰禍，或為避天災，投親靠友，遷徙到了澤州，不知經過多少年月，明王朝建國以後，從未經戰禍洗禮的山西山區向中原地帶遷民，汝南郡的後裔又從澤洲回遷中原，這就有了家譜中“相傳系晉之澤州人，然世代煙沒，渺無所考，前六修皆以入豫為斷，餘即以諸公為斷。”的來由。
還有一種分析, 我遠祖周昇，明初是洪武己卯科舉人，河北任邱縣知縣，因符合明初大遷徙的條件，而膝下二子尚年幼，舉家遷至延津以後，遠祖周昇赴河北任邱縣知縣任上，直至終老未返延津，故延津老塋多年後是其子周全立祖。(經過去任丘查資料，任丘縣檔案室、圖書館、文保所均未查到有關資料，據河北任丘縣史志管理權威馬合意所長、檔案館王主任、圖書館館長李愛茹介紹，明初任丘地界戰爭頻繁，資料可能遺失)。其子周全、周安明永樂十二年前及冠成家後，因符合遷徙初皇家規定的“弟兄不能遷往一地的規定”，又因當時還在大遷徙的後期，皇家的遷徙政策尚未終止，只好遵守皇家規定，這才有周全先祖送周安先祖“明永樂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兄弟二人攜眷至峪河”，“自延津遷欲河者也，徒步擔登，結茅於此，五百餘年矣”。（最後兩段引號內，摘自輝縣欲河周氏族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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