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在位54年，享年70歲。
漢武帝的武功。其外爭四夷、教通四海，動用兵事累計40餘年，特別是抗禦匈奴的戰爭，幾乎貫穿了他的整個統治時期。大小戰役達16次之多，關鍵性的大戰役有3次。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戰，奪取了河套平原，免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戰，奪取今甘肅蘭州至新疆羅布泊的大片土地，使漢人的勢力範圍伸入到西域。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戰，以傾國之力出擊，直插匈奴心臟，封狼居胥，從此“漠北無王庭”。先後出了衛青、霍去病等出身卑微的傑出將領，成為“漢朝精神”的象徵。在南方，經略三越，先後消滅了閩越、甌越、南越，將東南越族地區納入漢朝版圖；在河西，平定西羌，隔絕切斷西羌與匈奴的聯繫，保障了漢朝與西域的交通；在西南，征服了未開化的夜郎民族；
在東北，招撫了烏桓。漢武帝的文治。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結果二世而亡。漢初的統治者受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影響，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緩減了秦後期的社會矛盾，但是不能滿足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政治需要。公羊派春秋學博士董仲舒，史稱“三年不窺園”，人稱“漢代孔子”。給漢武帝回答了三次關於天人關係的策問，後人稱之為“天人三策”。第一個問題是新王改制，提出要“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提出了“天人感應”、“德主刑輔、重德遠刑”以及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等主張。第二個問題是一統天下。春秋學三個派別，左丘明的《春秋左氏傳》、公羊高的《春秋公羊傳》、穀梁喜的《春秋穀梁傳》，合成春秋三傳。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學就特別重視大一統。第三個問題是興太學、舉賢良。“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第四個問題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針對思想界“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相對自由局面。提出以“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來統一天下思想，“勿使並進”。第五個問題是改革。當時叫“更化”。從此儒風漸盛、聖學廣被。
在管理制度上，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改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太尉為司馬，統稱三公，三公都是宰相。還提拔心腹近臣，建立一套秘書班子，分奪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職權，叫做“內朝”。誘導“外朝”官員淡出決策圈，退居執行者。漢代的尚書檯，魏晉六朝時的中書省、門下省就是由內朝官發展而來的，清雍正時創建的軍機處也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人才選拔上，察舉制和考試相結合。司馬相如曾建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下詔時曾講：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身邊“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成就非常之功、非常之世。
在監察制度方面，建立了
刺史巡視制度。“刺”的含義是刺探、剷除，“史”指官吏，“刺史”就是奉命到地方明察暗訪、檢舉清除不法分子的官吏。刺史由朝廷直接派遣，受中央監察機構御史府（御史臺）統管，具體由最高監察官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直接領導。其次是設置司隸校尉，監察京畿地區百官和三輔（京兆尹、左馮翊[音翌，輔助]、右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及弘農七郡的官員，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監察範圍之內。第三是設置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屬官，實際上是監察丞相。通過御史中丞、司隸校尉、丞相司直三大監察系統，實現了監察系統互相監督。秦漢時代，監察機制之完善、權力制約之合理，不無借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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